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doc22)(1).docx

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doc22)(1)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为早在1988年发表〝危机论〞和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存〞时,我既差不多对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周期做过总结此次应社科院经济所和上海经济推测处之约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机政策的得失,指出经济危机与中国多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性的相关 　　在回忆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第一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它资金来源因此,财政收支变化直截了当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一.　中国的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对应政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峻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都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都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下降到313.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布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能够看出,　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难〞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操纵,承诺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点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因此,农业生产全面复原,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现在,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时期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进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显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都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缘故仍在于都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那个专门历史时期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那个时期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缘故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阻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截了当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操纵,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承诺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确实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都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都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终止,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都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时期由于全国范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时期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缘故即是1982〝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关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样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假如能够不考虑意识形状的阻碍来分析政府决策,那么能够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形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

而同时货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因此造成银行多年显现400多亿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货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流量资本调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形下运作的,必定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淌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体会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剂和行政操纵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缺失的主观缘故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缘故,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缘故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行、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能够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另一极差不多生活消费品如此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时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

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因此,1989年初都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500亿贷款,但现在的连锁负债已达2000亿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达74%,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要紧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成效之一,即萧条时期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截了当反应是赶忙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截了当作用是差不多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剂〞,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同时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 　　 　　　〝菜篮子〞等与是否稳固相关的问题慢慢成为各级政府格外重视的要紧矛盾。

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差不多生活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同时一向稳固的农村,随之显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逼使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大范畴涌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慢慢复苏,并赶忙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先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取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临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形下,仍旧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差不多吃空了能够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突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经济高涨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1.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进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事实上质只是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因此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要紧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益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益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不管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状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进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因此能够从历史角度确信其进步意义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涨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全然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

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左右现在,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明显是政府信用危机！ 　　 　　又由于上次危机中失败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全然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固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指出：假如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