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的君权与相权 (2).doc

论明初的君权与相权摘要：自从秦创三公制以来，宰相制度正式形成，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一直存在着到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权空前强化，朱元璋借胡惟庸党案趁机废除了行逾千年的宰相制度，从而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至少在名义上关键词：明初 君权 相权 内阁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享有的权力和职责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一个人的精力和智力毕竟有限，皇帝需要人辅佐他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在中央设置了三公制度，从此宰相制度正式形成，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演化，宰相制度到了明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两者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宰相是指上佐帝王，下驭百僚，朝廷官位最高一类人物的总称它是中国封建国家辅政首脑的统称，是古代行政体制的枢纽宰相”二字连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但宰相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秦创三公制之后，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汉书·百官公卿表》从封建王朝总体来看，君权不断强化，相权不断受到抑制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

因此丞相的“位高权重”必然构成了对君权的威胁，到了明代当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理由，诛杀胡惟庸并乘机废除了丞相，孟森：“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也随着丞相制度的消失而消失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尽管有人说明朝的内阁实际上也是宰相，认为内阁的实质是削弱了职权的中枢政务机构，但我觉得内阁应该不算宰相，首先它没有法定的地位；其次从体制上说它不是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不是它的下属，首辅并不能真正等同于宰相因此我认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随着宰相制度的废止而消失了明初沿袭元制，史载；“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余廷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郎中 《明太祖实录》卷14，《明史》卷72《职官志一》 明初中书省“综理机务”，诸司奏事，必“先关白中书省”，皇帝诏旨也需要经过中书省下达，此时宰相的权力很大时任左丞相的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位列朝廷第一，形成了淮西势力集团，李善长还引荐同乡胡惟庸为相对于朱元璋这种权力欲极重的君主来说，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他满意，同时谢再兴的叛变和邵荣案的发生使得朱元璋对于他的臣子更加防范，再加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于是朱元璋一步步采取措施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而对于臣子们防范的越是严密，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深，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废相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马上抓住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皇权，解决自己的心腹之患胡惟庸，安徽远定人，他是在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进左丞相明初存在宰相12年，胡惟庸为相却长达6年之久，权最重，这本来就使得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在加上胡惟庸和被朱元璋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来往密切，一方是握有军事实力的军事贵族，一方是朝廷的政治首脑，二者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猜忌心重的朱元璋加强了戒备和防范，决心铲除心腹之患史书记载胡惟庸“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奸臣传》胡惟庸对陆仲亨、费聚二人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还派人劝说李善长，李善长没有答应，后来又派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明史·李善长传》卷12李善长这种知情不报、不加干涉的做法，使胡惟庸觉得事情可以成功同时，胡惟庸的儿子在城中骑马飞奔，坠身死于车下，胡惟庸擅自杀了驭车者，朱元璋对此很恼怒，让杀人者偿命，胡惟庸请求以金帛给被害者家属来赎罪，朱元璋不许。

此时正好胡惟庸将占城入贡一事匿而不报，按照法律胡惟庸和六部堂属皆当坐罪，于是胡惟庸谋反心遂起，涂节怕事情不成功连累到自己，于是告发了胡惟庸的谋反阴谋，但大臣们觉得涂节本来就是预谋，怕事情不成功想以告发他人来给自己解脱罪责，洪武十三年最终他和胡惟庸一起被诛杀，后来谋反事情完全暴露，“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明史·奸臣传》， 李善长也被赐死至于胡惟庸是否是谋反对于朱元璋来说这都不重要，因为他最想要的是想办法杀尽那些功高盖主、威胁自己权力的人此时，朱元璋担心的相权侵夺自己权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裁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朱元璋“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 《明太祖实录》卷129，不久又将“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立者，论以极刑” 《明史》卷72《职官志一》写入《皇明祖训》，成为永制但朱元璋在废除了宰相制度之后，也感觉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毕竟有限，据统计，朱元璋曾在八天的时间里收到了1660份奏折，总共涉及有3391件事，平均每天需要审批的公文为207份，处理的事务多达411件。

尽管“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 《明史·韦昌隆传》卷62，还是经常政事积压，决断失当所以在废相的同年朱元璋设置春官、夏官等四辅官，由于辅弼效果不明显，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仿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以备顾问，由于在内廷办公，所以称为内阁学士，这是明代内阁制度的萌芽这时的内阁大学士级别很低，根本没有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全国政权后，提高内阁大学士的地位，让他们同时兼任六部尚书，赋予相当大的权力这样一来本已解决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又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不过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二者矛盾内阁的基本职权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见庶政” 《明史·职官志》，历代宰相都统率百官，明代内阁“不得专制诸司”，六部可以直接听命于皇帝，奏事不必关白内阁内阁也不掌诠选，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产生也由大臣“廷推”，就算某个时期某个大学士权倾朝野，但是他们的权力也从来没有合法化，而且最后总是由皇帝裁决尽管有几个人一时权倾朝野，但皇权从未旁落过，整个明朝也没有能够建立正式的摄政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死后被抄家，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下场可谓悲惨，夏言、严嵩等内阁首辅也是召之则来，挥之则去，夏言被斩于西市，严嵩罢黜后病死于寄食之地。

所以我认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而消失了，因为作为君权的对立面—相权已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不可回避的问题，鉴于历史经验和加强自己权力的考虑，朱元璋以胡惟庸党案为契机，乘机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在宰相制度，从此宰相退出了历史舞台，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就此结束了，因为矛盾的一方已经不存在参考文献【1】《明史》第二册、第六册 张廷玉等撰 李克和等点校 岳麓书社 1996年【2】《明朝典章制度》 张德信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3】《中国官制通史》 张晋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吴宗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中国政治制度史》 白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6】《中国人事管理》 梁裕楷 邝少明 陈天祥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年【7】《论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 万明 《史学集刊》 1995年第1期【8】《分权与集权—试论明初政治改革的特点》 赵翎 《法制与社会》 2007.12【9】《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与相权之争》 王建华 《河北学刊》 1996.2【10】《朱元璋废丞相述论》 赵毅 罗东阳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1期【11】《论皇帝行使权力的类型与皇权、相权问题》（下） 霍存福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0年第4期【12】《论明代内阁宰相化之必要性》 朱声敏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第5期【13】《末相胡惟庸之命运与朱元璋认识的深化》 赵世明 《学术·理论》2006年第11期下【14】《论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及其对封建政治的影响》 陆安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15】《论古代的皇权与相权》 曾小华 季盛清 《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16】《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制度》 金燕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0月第4期第20卷【17】《宰相论》 陈辽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5月第3期第33卷【18】《我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度述论》 李现曾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2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