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及其后续的国际影响.docx

现象学教育学于20世纪40年代起源于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该大学曾存在一个有着共同现象学倾向的“非正式”学术团体，其成员包括心理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犯罪学家、法理学家等使他们聚到一起的原因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并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专业的实践研究学界将这个学术团体称为“乌特勒支学派”（Utrecht School）或“荷兰学派”（The Dutch School）［1］荷兰教育学者兰格威尔德（Martinus J. Langeveld）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对现象学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乌特勒支学派学者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现象学研究是现象学教育学的原初样貌借助于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理念，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将其关注点放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念和具体的教育情境上，并将这种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念作为引向一种新的教育学的途径尽管后来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的影响日渐消退，但是近年来，现象学教育学在荷兰之外的一些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01原初的现象学教育学样貌（一）对现象学哲学基本理念通俗化、日常化的理解现象学哲学中的“回到事物本身”的理念是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学者普遍采取的态度。

在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看来，“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普通的、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现象的体验中来；简单的说，“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体验”现象学研究“不是从‘一个一般概念’开始，而是从体验中遭遇到的现象自身（phenomenon　itself）开始，它向我们开放”［2］在我们对事物的体验中，事物与其意义是同一的；而意义就是通过未经分析的体验向我们显现出来，为我们所理解在现象学研究中，对体验的意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在乌特勒支学派学者的眼中，现象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体验的意义，了解体验的历史背景，了解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生成的体验的意义”［3］应该说，乌特勒支学派对“回到事物本身”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有契合之处梅洛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一书中阐述了他对“回到事物本身”的看法在他看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回到这个在认识以前而认识经常谈起的世界，就这个世界而论，一切科学规定都是抽象的、只有符号意义的、附属的，就像地理学对风景的关系那样，我们首先是在风景里知道什么是一座森林、一所牧场、一条河流的。

［4］梅洛-庞蒂以生活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来看待生活世界，他同样赋予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生活世界一种普通的、日常化的理解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哲学作品中，也通常是使用具体的（虚构或真实的）体验故事——它们通常都是来自他对自己周围生活世界（巴黎大街和咖啡馆）的观察，来表达对具体事物以及人类存在的普通事件的关注至于自我体验如何被他人理解，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认为，人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两个方面人的相似性和共性不仅可以引导我们一起做事，而且首先最重要的是朝向一种共同的认知关系这种共同的认知关系被称为“同感”（fellow　feeling），“实际上，正是这种同感使我们理解他人成为可能”［5］人的社会性使得体验被他人理解成为可能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心理学”“现象学医学”等）这个术语在荷兰和德国意味着“接近生活世界的综合的现象学方法”［6］其实，现象学运动在众多非哲学领域被发展起来，其倡导者都强调现象学实践的理念，它是由一种方法和态度所指引，这种方法和态度旨在从日常的生活世界中更好地理解他人乌特勒支学派这种日常生活取向的现象学研究方式与当时欧洲的社会现状和荷兰本身浓厚的人文底蕴有着很大关系。

乌特勒支大学在当时之所以成为“日常生活”现象学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兰格威尔德聘请了很多对现象学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学者，如心理学领域的拜滕狄克（Frederik　J.　J.　Buytendijk）、精神病学领域的范登伯格（Jan　Hendrik　van　den　Berg）到乌特勒支大学，他称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为“家庭、厨房、街道”的现象学，该学派成员的关注点就是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极为平凡的事物，或者说就是经常发生在你我身边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事现象学研究把“人的兴趣放在首位，体验接管了模式、测验、控制、结果、标准和任何别的事物的优先权”［7］我国现象学学者倪梁康教授也谈到，现象学的研究是贴近地面的研究，而非大气磅礴的研究；是“大题小作”或“微言大义”的研究，而非“大而化之”或“笼而统之”的研究，更不是动辄“上下五千年、往来中西印”的研究现象学研究“不是虚无缥缈的思辨和构想，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与描述；不是高高在上的纲领，而是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8］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研究与胡塞尔“不要大钞票、只要小零钱”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现象学在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实际上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研究中，已经失去了它的哲学意蕴，而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方法，寻求探索和描述在生活世界中展现自身的、非常平凡的现象，以发现现象自身的意义。

二）不谈方法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不谈方法他们认为，通过对具体的体验或想象的案例，或是通过对想象中这些案例的变体进行仔细研究，是有可能获得对本质结构和（教育）现象的洞察力的兰格威尔德，这个乌特勒支学派的创始人，也很少考虑方法问题，他认为“你理解了就会做”范梅南教授曾经对兰格威尔德进行过访谈，询问过他关于现象学教育学的方法问题，然而，在相处的一天时间里，兰格威尔德一直没有回答范梅南教授的问题实际上，不谈方法是乌特勒支学派许多学者的做法，拜滕狄克也说过，现象学是作为范例的科学（phenomenology as"the science of examples"）［9］范登伯格对自己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也无话可说兰格威尔德的学生比克曼（Ton Beekman）指出，“现象学研究没有方法的保障……我们只是使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阐述这个主体间的世界现象学研究的价值不是由方法的正统性来保证的，而是由研究者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共享体验的能力来决定的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0］或许正如范梅南教授所阐述的那样，“在语言学中，儿童并不是通过句子结构与规则的表面语法的学习使自己产生积极的言语行为，而是在交流中（语法的深层结构在积极的语言能力中体现自身）遭遇合适的言语的‘范例’来掌握语言的”［11］。

这意味着，作为生活世界科学的教育研究在人类体验的主体性中是可以产生“客观的”知识的如果我们认真准备对主题的描述性分析的说明，很有可能会起到“范例”的作用尽管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研究没有方法的保障，但比克曼和他的学生米尔德（Karel Mulderij）通过对乌特勒支学派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还是发现了乌特勒支学派典型的现象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活体验资料的收集；二是对资料的描绘—分析的形式或基本结构进行探究；三是明确表达实践行动取向并提出建议［12］在兰格威尔德、拜滕狄克和范登伯格等人的现象学研究中，这三种因素在精湛的现象学描述中是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三）称自己的现象学研究为实践科学“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它寻求对对象的理解，不仅要知道事情到底怎样，而且要明白它研究什么，以便采取恰当的行动［13］这是兰格威尔德在1944年的一篇主要探讨“教育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观点的论文中提出的兰格威尔德还曾指出，关于实践科学或理论科学的分类，要看我们想追求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还是想知道我们该怎样行动如果我们想追求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那么其意图就是理论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该怎样行动，那么其意图就是实践的；如果我们把教育学也加入到这样的分类中，那么，“教育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一门人文科学，同样也是一门具有实践取向的规范科学”［14］。

兰格威尔德将教育学看作一门实践科学，指出它在具体的教育学情境中寻找其研究的起点兰格威尔德对“科学”（Wetenschap）一词的使用源于“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这个词非常接近哲学，是“人类思想（human　mind）与人类体验的科学”的意思应该说，“科学”一词在乌特勒支学派的使用中有我们所不熟悉的含义：它关注教育学情境的主观性，关注内在体验的解释，关注生活世界的背景结构也就是说，乌特勒支学派所使用的“科学”一词的含义更多的是指“人文科学”而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使用中，兰格威尔德术语中的“科学”一词被认为是客观性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客观性——不是实证性的，而是解释性的——是建立在解释性理论基础上的教育学”（pedagogy）一直都是和培养儿童“成人”（becoming a person）这个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由教育者引导和帮助儿童走向“成人”（成为人）的过程一定是实践的，实践总是伴随其间的所以可以说，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是一门在具体的教育学情境中寻找其起点的实践科学它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着眼于教育实践中被我们想当然且经常被忽略的、平凡而普通的日常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来把握事物的主题和意义，进而对一些教育现象产生富有智慧的深刻洞见。

需要指出的是，范梅南教授称整个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为“现象学的实践”（phenomenological practice）在访谈中他谈道：“我真正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哲学现象学’，而是教师、医生、护士等人员应用到各自专业实践中的现象学，它是一种专业的实践［15］（四）寻找一种新的教育学的可能性把生活世界作为起点的研究有最好的机会去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看来，用现象学描述进行教育研究，是为了增加一种新的教育研究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现象学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意识，是对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寻找”，使读者对“他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一个较强的意识，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16］在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学者看来，在教育学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被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有些问题是适用于统计分析的，而有关体验的意义和重要性的问题则是适用于现象学分析的通过现象学分析，我们就可以学会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且在意义形成时能够及时地、有意识地抓住它从对产生所有可能形式的人类生活世界的现象的理解出发，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理解了我们的存在，理解了存在和我们生命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现象学使我们理解了我们对其负有教育责任的人们的生活［17］和其他的教育研究方法一样，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是对教育研究的一种补充可以说，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体现了一种主要的研究转型”，它关注"人类的感知和体验（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以替代在儿童与学习、教师与教学研究中采用的、从自然科学中移植过来的‘客观的’实验范式（objective experimental paradigms）"［18］应该说，整个现象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联盟，他们能够在人文科学的内容上共享一些重要的观点对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来说，对现象学的理解需要作为方法来实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指向我们经历的体验的方式来认同乌特勒支学派接受了胡塞尔建立一门主观性的、生活世界的科学的愿望，他们只是把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自然态度和“生活世界”的理念作为通往一种新的教育学（现象学教育学）和一种新的心理学（现象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路径，而并不是在先验现象学的道路上追随胡塞尔在他们看来，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哲学之路上，所有的主观性都将被形式化，它脱离了具体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