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思想流变.docx

白居易的思想流变及原因内容摘要孟子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既是一个想兼济天下的政治文人，又是一个兼顾人生却侧重于艺术追求的诗人他的思想宛若一条江河，时而若奔马直泻，惊涛怒吼；时而淙淙流淌，平缓前进从为政心态和实践体现来看，基本上经历了以“兼济”为主到以"兼济，独善"相互交织，难以分清孰轻孰重，再到以“独善”为主的演进轨迹而究其原因则与他生活的特殊历史环境，个人性情修养，家庭出身 和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他一生的独特经历和生活感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关键词：兼济，反思调适，独善，内省西方哲学家卡西尔曾说过：“人是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活状况的生存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但是，作为历史中的人，并不是每个人对当下生活的审视和审问以及对人类生 活的批判态度都可以成为可供人们参仰的对象，历史往往只把这个戴着光环的使命，交到为数极少的知识精英手中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就 是这样一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者和存在者他不仅每时每刻都在查问和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做了充分的关注和批判，而且还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而完整的记 录了他自身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为我们考察其生存哲学提供了一幅十分生动而丰富的画面。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名“居易”与字“乐天”都是从儒家文本《中庸》、《周易》而来：“君子居易以俟 命”，“乐天知命故不忧”作为一名主体意识非常强的 封建士子，也许从明白自己名字的来历和蕴涵的那刻起，白居易就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心理和生存状况，这使他对自己的姓名字号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而且这种体验和感悟自觉不自觉地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规约作用他生活在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的中唐社会，他的早年生活主要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他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对传统经典文体的诵读、理解、吸纳和运用当他戴着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拖着佛阐的草鞋漫步在中古社会的文化丛林 时，便以特有的文化步调和人格范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身生存哲学的理论作了高度概括：“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 之意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而长久以来，世人对白居易思想和创作这两个时期的分界争论颇多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将元和十年贬低江州作为前后两期的分界点：从入世到贬江州司马以前为其“志在兼济的时期”，而自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实际上两个时期的转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也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元和五年之前，白居易思想在总体上是积极的从卸拾遗任开始，经江州之贬，忠州之 移到再为近臣，他虽有遗弃尘世，摆脱万源的想法，但待时而起的愿望尚未泯灭，建功立业的念头时有闪现，总体处于彼消此长，相互矛盾之中长庆二年主动请求外放表明诗人将心中残存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彻底放弃文宗大和三年58岁以闲置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白居易此后的人生基本上就是在诗酒中度过 的这个时期是白居易儒家儒家为政思想的淡化消退期，即“独善其身”的时期—、人生早期：志在兼济从贞元十五年到永贞二年，白居易应科举试，取得了“微之首登科”的良好成绩，并与四月二十八日，授予周至尉；不久改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白居易 对宪宗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所以“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荣，但未获粉身之所耳自此白居易抱着“志在兼济”的政治情怀，开始了他欲有大为的政治历程。

在担任左拾遗的三年里，白居易也确实做到了 “粉身以答殊宠”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巨细，只要他 认为不妥，都会进谏，且言辞激切元和三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拔人才，牛僧儒、皇甫混、李宗闵因为对策切直而被出为幕职，考官裴坦、杨于陵、韦贯之、王涯因此被贬，身为谏官的白居易对这场风波做了鲜明的表态，极谏 不可除了科举考试的混乱局面外，当时官场的黑暗更是令人切齿据《资治通鉴》载：“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愿自奉养，吏不敢诘面对 这种积弊，白居易针对淮南节度使王铐入朝，欲图依靠进奉，贿赂宦官而求得宰相之职，他做了《论王铐 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当然，白居易对权豪的抨 击还表现在《论于邮所进歌舞人事宜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状》等制诰当中在抨击权豪的同时，白居易还“危言诋阉寺，直气忤均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气势嚣张的宦官，对吐突承璀、俱文珍、李辅光等都给，予了公开的弹劾这件事甚至触怒了宪宗，差点弄个 性命不保的下场不仅如此,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儿作”的诗文干政思想的指引下，白居易为了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创作了一大批讽喻时政的讽喻诗使“凡闻仆《贺雨》诗，众皆籍籍，以为非宜矣。

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几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闻《宿紫阁诗》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既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震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从而把他的兼济情怀推向了极致五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的高峰时期，同时也带给了他太多的感触和冲击也恰恰就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高唱"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同时，便看透了 “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理冤多定国，切谏甚辛毗造次行于是,IIII平生志在兹”的结果 却是“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木秀遭风折，兰芳遇霰萎千钧势易压，一柱力难支腾因成酷，吹毛遂得疵忧来吟贝锦，谪去咏江篱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结果也无非是“入世欲荣身，须臾成黜辱可见，白居易对 仕途风波的残酷性早有感触而母亲去世，退居下邺渭村丁忧期间，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亲人的死亡，仕途的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没有对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政治理念产生关键影响因为元和九年，白居易再度入朝担任太子左善大夫，他那种刚正耿介的从政品格又完全展露出来尤其的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后，在"合朝震粟，不知所云"、"凶徒 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之际，白居易挺身而出，“武相之气平明绝，仆文书奏日迁入”，最先上奏极论武元衡冤枉，请求紧急捕杀罪犯，以雪国耻。

终 于因为“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并危”、“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而被出贬江州司马，迎来了他仕宦生涯中最为灰暗的时期，这种切身的诬枉而冤、忠而被谤、正义被扭曲的苦痛，才真正构成了白居易从政思想、心态和精神最大的震撼和冲击出仕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学而优则仕”，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悠久传统而出仕就意味着加入一个特殊团体，适应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必要改变自己独有的东西，要逐渐放弃原有的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不被社会所许可的某些偏激的性格倾向和一些言行举止，不得不向社会集体的统一意志去靠近，从而逐渐被社会同化社会又有阶层的划分，各个阶层又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和 生活风尚如果一个人原来的出身、经历、性格等比 较特殊，他的适应过程就要慢一些，可能要遭到多次碰壁甚至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退出那个群体，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我们知道人的改变特别是性格的改变是很难的,人与人相比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白居易在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统治阶层以后，长期沉迹下僚；再加上出身庶族，对于当时的官僚阶层十分陌生起初，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倾向和爱好来处理面临的一切尽职尽责，极言规谏。

同时又把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写进诗歌对于世俗社会和滑官场的不适应或者说不习惯、不了解，也由于自然性的内在要求促使他要与别 人不一样，期望能够做一些符合自己心性、满足自己意愿的事情他的个性表现得很明显，大胆进谏，抨 击权贵、弹劾宦官，创作大量的讽喻现实、干预现实的新乐府诗，因之与当时的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白居易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那个社会，那个官场，于是社会性的力量就利用各种手段给予有力的回击终于在宰相被刺事件中败下阵来，这对于白居易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白居易就不得不正视 这种社会性的存在，慢慢抛弃原有的个性，强迫自己能够适应世俗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生活风尚的要 求二、人生中期：兼济与独善并存白居易在“出贬江州”之前主要是“志在兼济”，而出 贬江州之后，则进入了政治理念的主动反思和调适期，即“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交织期这一时段可以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江州之贬，到大和三年（公 元829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而江州之贬这一在其政治履历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本身，给白居易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危机和精神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去应缘直道，哭不为穷途”、“通川诚有咎，湓定无辜”使白居易不再只是对周边现象兔死狐悲是的感触，而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这种丧家辱身的落魄和诸多无奈。

因此白居易的痛彻之情在诗文中表现得尤为 集中和深刻；“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如《江州司马厅壁记》、《与杨虞卿书》、《与无九书》、《自诲》、《放言五首》等作品中，都是 对自己诬冤之屈的深刻反省至于“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逢时弃置从不才，为老衰羸为何事”、“早年薄有烟霞志，晚岁深暗世俗情”等这样的诗句，则更是表明了白居易对现实政治“日近恩虽重，云高视如孤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的畏惧和无 耐心理这种畏惧无奈心理即使在除为忠州刺史之后还心有余悸如《郡斋暇印忆庐山草堂兼济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除处之意》云：“谏〉争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臣圣主，只合事空亡龙象投新社，宛鸾失故行；沉吟辞被阙，诱引向西方吾道寻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颁风诏，兼谢剖鱼章唯拟捐尘事，将何答宠光？有期追永远，无政继龚黄、、、、、、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觅僧为去伴，留俸作归粮所有这些，都是与卸任拾遗时的心态和表现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即使在出贬江州，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信仰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白居易的横溢之风虽然有所收敛，反映现实政治、民生的诗文创 作急剧减少，并且"闲官"形象初步形成但是他切 切实实为民办事，忧国忧民的从政品格却没有滑落。

元和十四年，当白居易接到转任忠州刺史的敕书时，尽管对仕途风波心存畏惧，但因感觉到仕途有望而带来的喜出望外之情在《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 圣泽卿书鄙诚》中还是不能自换抑地表达出来："炎瘴 抛身远，泥途索脚难；网出鳞拔刺，笼久翅摧残雷电颁敕令，阳和变岁寒，移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而在忠州的种种举措，则正是对其担任江州司马这样的闲职而有所消磨的那份“兼济天下”情怀的反弹元和十五年，穆宗刚刚登基，就急急地把白居易召回长安，除尚书司门员外郎，旋即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为报答穆宗知遇之恩，白居易儒家理念再次得到张扬，虽然“兼济天下”号已经不是那么响亮，但“兼济天下”的实践却更加充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肇始于这一年的明党之争的科场案，白居易秉公办事，不避亲贤，黜退礼部侍郎钱徽主试下及第进士郑朗等十人，钱徽等皆被远贬对科举的公正处理，表明白居易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心态是十分明显的长庆二年，上述多次讨论河北用兵的情况，穆宗不纳；又因朋党倾轧、国政日非，所以在“性疏岂合 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的自嘲心境下请求外任任苏州刺史期间，白居易“独善其身”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