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docx

    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刘祖基 刘希鹏 王立元内容提要：不同模式的宏观政策协调不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差异性影响，也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政策协调对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消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通货膨胀的稳定作用;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稳定经济波动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因此，建议采取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体操作体现在减息为主结合降低税率水平为辅的政策协调组合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和产业结构升级Key：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结构：F812  ：A  ：1001-148X（2020）04-0056-12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的弊端频现，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产业产能不足、工业化生态环境和资源恶劣等一系列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我国的GDP出现增速下滑现象。

因此，探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合理协调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挖掘央行和财政部门在不同政策偏好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经济效应势在必行从财政政策来看，有研究表明宽松型财政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规范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低级产业部门和高级产业部门间的过渡，也有利于提高部门间TFP的溢出效应，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Feldstein， 2008）其中，任爱华和郭净（2017）采用三次产业结构间生产要素比例的方法构建中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考察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态影响，发现在财政当局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偏好下，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都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产生正向冲击效应然而，相反的观点认为紧缩型财政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税率的增加有利于淘汰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促进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过渡，尤其是结构性税收调控可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很明显的促进作用（Feinstein， 1999）从货币政策来看，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同样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宽松型货币政策可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存在融资难的现象，而利率体系的走低有利于缓解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Peersman and Smets，2005）。

但相反的观点认为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降低可以促进企业部门的优胜劣汰，达到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效果（Fischer， 2010）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生产部门、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等部门的理论模型，以四个典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考察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下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随后采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以1996年到2016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在不同政策协调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不同政策偏好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态变化二、理论模型本部分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生产部门等非政策部门的理论模型，其中生产部门包括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并且每个部门内部包括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最终产品厂商和面对垄断竞争市场的中间产品厂商一） 家庭部门假定在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永久生存的代表性家庭，这个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消费制造业产品cm，t和服务业产品cs，t、为制造业中间厂商提供劳动nm，t和为服务业中间厂商提供劳动ns，t、持有货币余额Mt/pt来最大化其如下形式的终生效用函数：以上部分的政府行为、模型闭合条件以及前面部分的非政策部门即构成了本文描述的经济系统，接下来将对模型的参数进行赋值。

四、参数问题从前面的模型部分可以看出，本文需要赋值的参数包括家庭部门的9个参数、生产部门的8个参数、央行部门的7个参数、财政部门的24个参数、均衡稳态参数3个对于总共的51个参数，本部分分别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参数校准法和贝叶斯估计为参数赋值，其中涉及数据皆为1996年到2016年的季度数据，对于利率等非季度数据通过执行天数的加权平均换算成季度数据，所有数据采取X-11季度调整和一） 参数校准对于系统参数和政策参数③，本文主要采取主流文献校准法和实际数据校准法参考康立和龚六堂（2014）将主观贴现因子β设定为0.99;参考金春雨等（2018）将货币需求弹性的倒数和货币的效用偏好θ分别设定为6和0.3;参照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将资本折旧率δ设定为0.1;参照马勇（2013）将中间产品需求替代弹性η设定为11;参照刘斌（2009）将资本产出弹性α设定为0.42;根据中间产品厂商定价策略的一阶条件可以动态校准价格刚性v;根据社会消费总额、投资完成额、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校准稳态时的消费占产出比例sc、政府支出占产出比例si，政府支出占产出比例sg可用sc和si校准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参数，参照祝梓翔和郭丽娟（2017）将φmp、φmπ、φmy、σm分别设定为0.58、1.02、0.53、1.47;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参数，参照朱军（2014）将φrp、φrπ、φry、σr分别设定为0.75、2.6、0.4、1.02;对于支出型财政政策，参照张佐敏（2014）将φgp、φgπ、φgy、σgg分别设定为0.721、1.061、0.483、1.121，将ρcτ、ρnτ、ρkτ皆设定为0.415，将σcτ、σnτ、σkτ皆设定为0.890;对于收入型财政政策，参照徐宁（2018）将φcp、φcπ、φcy、σc分别设定为0.447、0.627、0.529、0.828，将φnp、φnπ、φny、σn分别设定为0.535、0.535、0.574、0.887，將φkp、φkπ、φky、σk分别设定为0.460、0.532、0.588、0.862，将ρg、σg分别设定为0.549、1.055。

参数校准的最终结果见表1二） 贝叶斯估计对于动态转换参数和外生因素参数，本文主要采取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对于劳动供给偏好冲击自回归系数，先验信息设定为服从贝塔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80和0.2;对于劳动供给偏好冲击扰动项，先验信息设定为服从逆伽玛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5和1;对于价格加成权重，先验信息设定为服从伽玛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和5;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TFP冲击的自回归系数，先验信息皆设定为服从贝塔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皆为0.6和0.2;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TFP冲击的扰动项，先验信息皆设定为服从逆伽玛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皆为0.5和1对于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偏好，先验信息皆设定为服从伽玛分布，先验均值和标准差皆设定为5和1最终贝叶斯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五、政策协调下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本文的模型和参数估计结果，本部分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随后研究了不同类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合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经济效应，最后采用数值模拟探索了央行和财政部门政策偏好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一）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由于传导机制的不同，不同类型宏观经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图1和图2分别模拟了在四种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合下一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和一单位财政政策冲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N的影响④。

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一单位货币政策冲击会在第一期即引起产业高级化指数的正向影响，响应值达到0.0245，随后在第25期左右冲击效果基本消失;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产业高级化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相对较大，最大响应值0.0311，但响应的持续时期较短，在第12期左右冲击效果就已消逝由此可以看出，在财政部门实施支出型财政政策时，央行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外，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同样是一单位货币政策冲击会在第一期即引起产业高级化指数的正向影响，但响应值相对较小，最大响应值仅为0.0283，随后在第13期左右冲击效果基本消失;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产业高级化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最大，最大响应值高达0.0429，但在第10期左右冲击效果就已消逝可见，在财政部门实施收入型财政政策时，依然是央行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还可以发现，在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下货币政策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最大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仅有短期效果，这基本与曹永琴（201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相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在于央行通过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来控制货币供给，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相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规模更小，其严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恰好可以纠正商业银行的贷款倾向问题，使得中小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更“便利”的进行规模再扩大，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图2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冲击在政府部门实施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有正向影响，最大响应值为0.0596，在第20期左右冲击效果消失;而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相对较大，最大响应值可達0.0686，但响应持续期较短，在第11期左右冲击效果就已结束⑤由此可见，在央行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时，财政部门实施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另外，财政政策冲击在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同样有正向影响，最大响应值为0.0789，在第10期左右冲击效果消失;而当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最大，最大响应值高达0.0973，但冲击效果在第9期作用就已结束由此说明，在央行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时，依然是财政部门实施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冲击在政府部门实施的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下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最大程度的促进作用。

很明显，从我国企业背景来看，传统制造业大都属于大型国企或央企，优化型产业大都属于中小型企业，支出型财政政策必然会将利好引导向大型国企，相反，税率则更能体现出结构性调控的特点，税率的降低对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的相对优势具有明显差别，这不仅从成本方面降低了优化型产业的运营难度，更从需求侧扩大了优化型产业的出路，这一分析基本与任爱华和郭净（2017）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财政部门应该采取收入型财政政策为主、支出型财政政策为辅的操作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萧条时期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另外，从图1和图2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很明显，自“分税制改革”到“四万亿计划”，再从“营改增”到现在的经济“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