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doc

. . . . . 论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玉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唐高宗朝，局部均田农户经济开始破产分化武周到睿宗时期，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已相当严重，威胁到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玄宗朝，均田农户经济大多破产，严峻到了朝廷失控的程度安史之乱爆发后，均田农户经济急剧破产建中元年，唐廷废除租庸调制而改行两税法，实际上废止了均田制，均田农户经济至此彻底破产并退出了历史舞台均田农户经济破产分化的衰败历程和唐王朝国家统治由盛转衰的历程，是根本一致的〔关键词〕唐代；均田农户；均田农户经济；个体农户经济对于唐代均田制下均田农的生产生活状况和身份地位上下，学界存有较大的认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唐代均田农是自耕农，有着相当高的人身自由和生产自主，社会地位较高，生活较为富足，特别是在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唐代均田农是国家佃农，人身隶属于国家，社会地位低，生产不自由，生活很困苦笔者根本认同第二种意见，认为唐代均田农户被唐王朝编制操控在一个严密的制度网络中，遭受多重的超经济强制和压迫，带有明显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等上层建筑属性，具有突出的超经济特征，对于唐代均田农身份地位与生产生活的自由与独立程度不能估计过高。

刘玉峰：《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与其经济形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3期，第46-54页不仅如此，作为个体农户小生产经济，唐代的均田农户经济又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随着均田制的日趋瓦解，唐代均田农户经济走上了不断破产分化的厄运之途，没有脱离中国帝制王朝国家时期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本文试就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破产分化的大体情形、主要原因和途径加以阐述，揭示唐代个体农户经济的衰败历程，从一个层面来观察唐代的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近年以来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召开了屡次学术研讨会关于唐代农民的研究，虽然有吴章铨的专著《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但总体水准恐怕不高，有学者指出：“唐代的农民问题，30年代的一些学者在唐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曾有所涉与，50－60年代的农民战争讨论中也曾论与农民阶级的状况、地位问题但专门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等级或职业类别来讨论的文章，至今仍是十分罕见的提升到农民的理论高度，还有待来日〞〔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版，第817页〕本文将唐代农民经济作为研究专题，使用“均田农户经济〞概念，对唐代均田制下个体农户经济的衰败历程进展考察与分析。

一、均田农户经济破产分化的大体情形唐代均田制较有成效地推行了大约仅仅三十年至五十年，培植起大量的国家控制下的均田农户经济，成为唐王朝赋税徭役的主要承当者，即所谓“国计军防，并仰丁口〞 《新唐书》卷123《李峤传》，第437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下版本同推动了经济开展和社会稳定但是，均田制推行的过程也就是它废坏的过程随着均田制的日趋废坏，均田农户由于不断丧失土地而日益破产分化史载高宗永徽〔650-655年〕以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 《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第1345页一局部均田农户已开始破产当时，破产流亡的均田农户被称为“逃户〞，也被称为“客户〞、“浮客〞、“浮人〞、“浮寓〞等四五十年之后，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凤阁舍人峤上表，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 《唐会要》卷85《逃户》，第1850页古籍1991年点校本，以下版本同圣历元年〔698年〕，子昂《上蜀川安危事》说蜀川地区情形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 《全唐文》卷211，第2133页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以下版本同。

子昂还在《上军国利害事·人机》中说当时全国情形云：“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凉之间，那么有青徐汴，那么有沧瀛恒，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全唐文》卷211，第2139页圣历二年〔699年〕，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有云：“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第286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下版本同韦嗣立上疏时间见《资治通鉴》卷206武后圣历二年，第6542－6543页大足元年〔701年〕，成均祭酒峤进谏道：“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餱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 《唐会要》卷49《像》，第1004页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申劝礼俗敕》说：“诸州百姓，多有逃亡〞 《全唐文》卷19《申劝礼俗敕》，第223页景云二年〔711年〕，监察御史琬上疏称：“往年，人乐其业而安其土，顷年，人多失业，流离道路假设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 《唐会要》卷85《逃户》，第1851页这些言论，估计的程度不同，有的存有夸大成分，但也明确可见，从武周到睿宗时期，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流亡与其雇农化、佃农化已是相当严重，威胁到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到了玄宗开元初年，“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 《新唐书》卷134《宇文融传》，第4557页开元七年〔719年〕，玄宗颁《科禁诸州逃亡制》，说当时破产的均田农户，“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籔，或奸吏为囊橐，逋亡岁积，流蠹日滋〞 《全唐文》卷22玄宗《科禁诸州逃亡制》，第256页开元八年〔720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 《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第150页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以下版本同柳芳说自嘉贞、说罢相以后 张嘉贞罢相在开元十一年二月，见《新唐书》卷62《宰相表二》，第1686页张说罢相在开元十四年四月，见《新唐书》卷62《宰相表二》，第1687页赋役顿重，豪猾兼并，强者以才〔财〕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者，十一二矣〞 《全唐文》卷372柳芳《食货论》，第3777页开元二十四年〔736〕正月，玄宗颁《听逃户归首敕》，称当时“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乡，佣假取给，浮窳求生〞 《唐大诏令集》卷111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版本同。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玄宗颁《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说当时“王公百官与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爰与口分、永业，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 《全唐文》卷33《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第365页总而言之，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已严峻到了朝廷失控的程度，即所谓“州县莫能制〞、“朝廷深以为患〞，成为全国性的重大又严峻的问题社会上层贵富集团即“王公百官与富豪之家〞们，“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荫庇了大量破产均田农户，争夺了大量国家的税源和役源，而且“远近皆然，因循亦久〞，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结果，“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唐会要》卷83《租税上》， 第1819页籍帐之间，虚存户口〞 《唐会要》卷85《逃户》，第1854页唐初确立的均田制、户籍制、户等制、租庸调制等制度在这一时期已根本上形同虚设，均田农户经济已经大多破产开天盛世光环下的王朝国家统治，实际上出现了重大危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烽火连天，荼毒生灵，均田农户破产流亡的情势急剧恶化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代宗敕云：“近日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 《唐会要》卷85《逃户》，第1855页永泰二年〔766年〕，《问进士》策问述当时情形有云：“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那么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丧亡之后，人自贫苦，寒馁不救，岂有生资？〞 《全唐文》卷380元结《问进士》第三，第3860页大历四年〔769年〕十一月，代宗制称：“急赋暴征，日益烦重，加以水旱相乘，岁非丰熟，方冬之首，谷已翔贵又宿豪大猾，横恣侵渔，致有半价倍称，分田劫假，于是弃田宅，鬻子，荡然逋散，转徙就食，行者甚众〞 《全唐文》卷414《放京畿丁役与免税制》，第4244页德宗初，宰相炎总结道：“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 《唐会要》卷83《租税上》， 第1819－1820页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廷废除租庸调制而改行两税法，实际上废止了均田制，放弃继续推行均田制的努力，不再从法律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维持均田农户经济。

至此，唐初培植起来的均田农户经济彻底破产了，退出了历史舞台二、均田农户经济破产分化的主要原因造成均田农户经济破产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述皇帝的假设干诏敕制令和大臣的奏疏表章已有所揭示，以下再征引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就其主要原因揭示如下1、均田农户授田普遍不足，经济根底薄弱均田农户作为均田制下的个体小生产农户，其授田普遍不足是确凿的事实这一事实从均田制实施之初就存在着，学界对此多有研究，于兹仅简要表达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 《册府元龟》卷105《邦计部·惠民》，第1257页高宗时，京畿地区的情况是：“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所以水旱之岁，家室未丰〞 《文苑英华》卷605《皇太子请家令寺地给贫人表》，第3136页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以下版本同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狄仁杰说江南西道江州的情形曰：“泽九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群然假设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见在黄老，草莱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窃见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

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 《全唐文》卷169《乞免民租疏》，第1728页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三月，玄宗所颁敕文说：“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难周济〞 《唐会要》卷92《内外官职田》，第1981页这些史料，反映出均田农户的实际授田严重不足，远远达不到均田制所规定的数额，而王朝统治核心区域——京畿地区的均田农户所得到的授田愈加有限均田农户授田普遍不足的事实，还为出土的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证实王仲荦先生根据假设干敦煌文书细致列表，论证了“均田农民受田极端不足的情况〞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人民1988年版，第270－287页云旗先生根据有关文书，制作了反映55个均田农户应受田数、实受田数、未受田数的统计表，结果发现受足田的只有1户，其余54户均受田不足，有3户竟然毫无受田，实受田数仅占应受田数百分之几的有六七户，实受田与应受田之间差距很大，“受田不足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情况〞 赵云旗：《唐代土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年版，第69－71页总之，出土敦煌吐鲁番文书也证明唐代均田农户授田普遍不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