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2.docx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2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2第二，李约瑟将朱熹之“气”表述为现代术语“物质——能量”的统一体，按现代哲学而言，所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物质不能被创造和被消灭，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产生和消失，只是物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从现代科学而言，所谓“能量”，即为物质运动的度量，物质的任何一种运动形式，如机械、热、光、电、磁、化学等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够而且必然地以直wWw.LW接或间接的方式，转化为其他的任何运动形式，在转化前后，标志物质运动度量的能量恒保持不变故而从东西哲学与古今科学比较的角度看，李约瑟的解释与朱熹之原意，虽然不一定完全相符，然而其意思大体上还是相通的　　第三，关于理气之关系，这实际上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东西方哲人长期关心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李约瑟对这个问题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兴趣。

　　首先，李约瑟将这种理先气后之“先”和“后”，解释为“实在”与“现象”，在西方哲人那里，所谓“实在”，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一种客观的“共相”(一般)，它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个别事物不过是由其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形、偶然现象，并非真实存在，这是基督教正统教条的理论基础所谓“现象”，乃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它与“本体”是一对不可分割之范畴，本体指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现象是自在之物作用人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人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而产生的，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就今天哲学原理而言，现象这个范畴是指事物内在联系的本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一般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感觉到的，是事物的比较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上述可见，李约瑟以其习惯的西方哲学的语言，对“理气”之“先后”解释总体来说还是大致符合朱熹之原意的　　其次，李约瑟所说“参与对话的人似乎思想有点模糊，因为他们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的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从古今科学比较的角度，这里的“宇宙生成论”就今天来说，应属于自然科学之列，这里的“形而上”，则属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之中，宇宙论与本体论是很难分清楚的，而宇宙论当中许多问题与本体论密切联系在一起，朱熹(包括其他的中国古代哲人们)往往习惯将宇宙论作为哲学理论体系中讨论问题的重点或者突破口。

故而，李约瑟所言的“有点模糊”或“轻易混淆”实则反映了他对朱熹理学在这个特点上一种认识的距离最后，李约瑟认为，朱熹理学中的理气关系实质上的论点是“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他谈到“朱熹的学说在这问题上是有点犹豫的”，“并不急于被逼得说出是物质——能量产生于组织，或是相反”并且，李约瑟还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找到朱熹“理先气后”本体论之根源，他从认识论方面分析道，朱熹“难以摆脱这样一个观念，即一个计划者必定是在时间上先于并在地位上高于被计划的东西”，他又从社会实践方面分析道，朱熹之“理先气后”的“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之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应该看到的是，一方面，朱熹的整个自然哲学逻辑出发点就是建立在“理先气后”这个论点上的，至于其“理气本无先后”，或者“气先理后”这样表述是有其特定之前提的，是从属于“理先气后”这个大前提的，不存在什么象李约瑟所说的理略为优先的思想残余；另一方面，李约瑟分别从认识与社会两方面去寻找朱熹“理先气后”的思想与实践上的根源，虽然这样分析不一定完全符合朱熹那个时代的背景与朱熹研究问题上初衷，有一定的牵强成分。

但是，这却表现了李约瑟对朱熹理学研究的一种多视角的审视　　　　(二)关于朱熹理学在西方社会的影响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学者从“欧州中心论”的思维定势出发，坚持西方文化优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否定中国古代哲学(也包括朱熹理学)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李约瑟全面考证了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白晋等人与莱布尼茨的文化交往史料，认为莱布尼茨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了解缘于白晋等神学人士所作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翻译和介绍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的单子是西方理论化的舞台上有机主义的第一次出现”，“这是不是部分的或许因为莱布尼茨通过耶苏会士的翻译和报告的传播，曾经研究过朱熹的理学派的学说呢”为此，他认为“中国的世界图式经过朱熹和理学家加以系统化之后，它的有机论的性质就通过莱布尼茨的媒介传入西方的哲学思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并且，他在具体评论莱布尼茨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思想时，说它“颇似理学家的理在每个纹理与组织当中无数的个别显现”，这里的理学家，当然主要应该指朱熹事实上，早在1714年，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提供了对朱熹思想研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836～1837年，E.C.布里奇曼将朱熹的《小学》译为英文，继而将《朱子全书》中关于宇宙、天地、日月等章节译成英文1874年，托马斯麦克克拉齐将《朱子全书》第49章关于“理”与“气”章节译为英文1876年乔冶封德卡布兰茨翻译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及朱熹的注1879年威廉姆-格鲁伯选择了朱熹关于“理”与“气”的章节和朱熹的《通书》注译为德文1887年查理德阿雷从高攀龙的《朱子节要》中选择了部分章节译为法文1890年又从“性理精义”中选译了有关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话语以及朱熹对《正蒙》与《西铭》的批注1906年利昂威格神父发表《哲学引述：儒教、道教、佛教》，专门为朱熹写了一章，分析了“理”与“气”、“阴”与“阳”、人生、天命、善恶等范畴1922年，J佩里布鲁斯将《朱子全书》第42～48章译为英文，专门讨论人的本性、事物的本性、人的命运、自然界的本性等问题1960年威廉西奥多、德百里、伯顿沃森与陈荣捷编纂了《中国传统的原始资料集》，陈荣捷专门从《朱子全书》中选择了“理气”、“太极”、“鬼神”、人与事物、自然与天命、理智与人性等重要部分1953年厄拉夫格拉夫神父经过多年努力，将朱熹与吕祖谦共同成果《近思录》译成第一个德译本。

后来陈荣捷又从中文原著翻译，并附加张伯行、江永、茅星来，日本的中村惕斋、见原益轩，朝鲜金长生等人评论，形成了今日最完善的《近思录》英译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仅以上述史料，足以说明朱熹理学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中从自然科学角度的五个方面讨论了朱熹的“太极”、“理气”、循环式的进化的自然主义以及对不灭性与神性的否定，并还提出圣托马斯对欧州中世纪哲学的综合与斯宾诺莎对宇宙万物自然主义观点与朱熹相似他认为，在整个西方有机哲学史领域，英国的数理逻辑学者怀特海是“西方的杰出代表”；以此前溯，还有恩格斯、马克思、达尔文、黑格尔、谢林、康德等人有机论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最终“直到莱布尼茨，然后它就似乎消失了”李约瑟分析道“西方理论化的舞台上有机主义的第一次出现”，当属莱布尼茨单子论的有机论自然哲学所以，整个西方“有机主义哲学的大部分是得自于莱布尼茨，而他的思想又受到理学家对中国相互联系主义说法的激发”李约瑟分别从逻辑与历史两个角度，认定了中国古代有机主义哲学(尤其是朱 wWw.LW熹有机主义哲学)对西方有机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三)关于朱熹理学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　　李约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朱熹有机理学的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

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有机而不是机械的”他还指出，朱熹“决心不陷入唯心主义，但他也不愿成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朱熹的“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其“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这些论述反映了李约瑟如下几层思想：其一，朱熹自然观与其哲学社会观是一致的、不矛盾的，是一个统一的缜密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本质是科学的，这种“科学”即是建立在“有机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李约瑟曾这样分析，两宋时期“帝国的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变成了现实……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其二，朱熹的理学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所谓“有机”，是相对于“无机”而言的，它主要表达了一种复杂事物(如有生命的生物体)内外部联系、制约、交换、发展诸多客观现实运动形式。

从这个角度，李约瑟称“它与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是非常接近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有机而不是机械的”，这典型地反映了李约瑟作为一个具有自然科学家背景的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当然，他所称“新儒学…本身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提法或许在自然观上能够寻找到许多依据，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然而，从哲学本体论上看，宋代新儒家虽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二程、朱熹等代表人物主要还是应该属于唯心主义者上述可看作是李约瑟对朱熹理学在社会历史意义方面的评价　　从另一个方面，李约瑟曾这样指出，“宋代理学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了一种类似于怀特海的立场，但却不曾经历过相当于牛顿和伽利略的阶段”，“中国人射出的有机论自然哲学这支箭，落在后来玻尔和卢瑟福的立足点附近，但却从未达到过牛顿的位置”，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又一种表达方式首先，李约瑟在这里表述的“洞见”即是指朱熹等中国古代学者一种“格物致知”、“取象比类”之类的思维方式，李约瑟对由这种思维获得的许多具体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关山岳成因论述，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最有名的，是新儒家者朱熹”，“朱熹是第一个辩认出化石的人”。

对于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阳玄精石的比较，李约瑟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他认为“早期中国人指朱熹关于雪花晶体六角对称的非凡认识，应该得到其应有的赞赏”李约瑟对这种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他认为，“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它所形成的思维”可表述为一种“相关思维的体系”，“中国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所特有的‘意志和谐’，其中全宇宙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自发地协调合作而没有指导和机械的强制”；“中国的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所构想的事物关系类型，在那里一切按计划而发生，任何事物都不是别的事物的机械原因”李约瑟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中所蕴含的复杂相关性原理，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形成界定为一种“复杂相关性思维”或“通体相关性思维”这种思维形式仍是建立在“有机主义”基础上的，它既具有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思维内核，又具有一定的混沌学的科学内核其次，李约瑟以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阶段作为参照系，提出中国人的有机论哲学虽然达到了类似玻尔、卢瑟福或怀特海的立场或水平，但始终未经历过以研究自然界的简单性开始的牛顿与伽利略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复杂性问题，故而在中国以简单性为对象的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