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侯.doc

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侯　龙　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ｒ.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ｏｆｆｅｒｓｔｗ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ｙｐｅｓ:“ｅｍｉｃ”ａｎｄ“ｅｔｉｃ”.“Ｅｍｉｃ”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Ｂ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ｉ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ｉｃ”ｉｎＣｈｅｎ’ｓｔｗｏｐａｐ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ｏｓ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ｆｉｎｄｉｆ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ｉｓ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ｌｌｂｅ“ｕｎ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ａｎｄｕｎｒｅａｌｉｓ ｔｉｃ”(ｉｔｗｉｌｌ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ｂｏ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Ｂｕｔｉｔｉｓ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ｔｈａ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ｉｖｅ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Ａｔｌａｓｔｗ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陈向明博士自学成归国以来,始终倡导科学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措施(见陈向明,1996,1997ｂ,)。

其中,刊登于1997年第1期《高等教育研究》上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研究》是陈博士及合伙者(李文利、崔艳红和宋映泉)运用质的措施(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当笔者读完这篇文章时,却感到对“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的关系仍不清晰,而从该文获得的信息量似同一篇新闻采访及其评论笔者不禁发问:为什么一篇运用科学措施(质的研究措施)所作的学术研究论文,得出的成果却同大众的常识差不多,仅停留在常识性、思辩性的讨论层次上?抱着这样一种好奇,笔者又反复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尝试找到一种答案一、新闻采访还是质的研究为什么说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一篇新闻采访呢?陈向明等(1997)说得明白,“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是:(1)研究对象对‘素质’是如何定义的?她们如何评价一种人‘素质’的高下?(2)与文科和工科人才相比,理科人才应当具有哪些不同的素质?(3)目前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况以及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4)理科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5)如何改善既有的课程体系以适应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先看第(1)个问题,它同研究目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和课程体系的关系”有什么关联?作者大体是说由于“人才”、“素质”和“课程体系”等概念十分宽泛,很难事先对其定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通过访谈可以协助明确这些概念。

但是,这里要问了,既然连研究者自身都801社会学研究第1期[PageIndex=2]没有明确的“素质”概念,是不是访谈对象———北大师生对此比研究者本人要清晰呢?①要否则为什么要懂得“研究对象对素质如何定义?她们如何评价一种人的‘素质’的高下”?如果不是,那么有关第(1)个问题的访谈其目的又在哪里呢?作者不会是想通过访谈找出一种有关“素质”概念的公认原则吧?其实人们的常识往往并不就是对的的,局限性以作为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觉得导致作者这种失误的因素是,作者研究的出发点———“人才素质”自身是一种没有被较好定义的概念,(正如作者所承认的)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而研究的基本不能放在这里如果一项研究的前提都是不拟定的(至少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研究成果就很成问题了或者如作者那样,对素质和课程体系“取其广义,素质重要涉及4个方面:道德素质、智能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通过文献法来界定,那么第(1)个问题就显得多余了总之,由于作者选用了一种不具有操作性的研究前提,那么,作者不得不一方面解决其研究前提的操作性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作者的解决是极不成功的有关第(2)个问题,似乎作者仍在设法解决研究前提的问题,通过与文科、工科比较来拟定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

但是,作者仍在继续第(1)个问题的错误———仍想通过对北大师生的访谈来拟定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似乎答案仍在北大师生们的头脑里,作者只需通过访谈收集整顿即可作者说“本研究表白:所有被访者都觉得理科学生应当具有综合归纳能力、观测力、想象力、发明性思维、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科学生不仅应当具有现代文明素质,并且应当具有管理和组织才干”这几方面的能力难道不是工科、文科学生应当具有的吗?既然作者已经对素质划分了4个方面,就应当通过文献法,或从这4方面编制量表,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②进行考察,而不是将这样核心的问题踢给受访者,让她们来解决第(3)个问题更叫人摸不着头脑,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系”,这是一种纯理论的问题,只有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了,我们才好为现实决策提供建议;但是眼前作者还没有触及这一研究目的,却又插进一段“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况以及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现实问题,实在让人搞不清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第(2)、(3)个问题的访谈成果大体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部分对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作者提了一大堆意见,但是笔者实在看不出作者建议的根据在哪里,难道是综合了访谈成果中的两方面意见吗?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那个老问题,有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这样的课程体系问题真的是北大师生可以解答的吗?正由于作者再次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发现她们的建议也仍停留在常识性的角度和思辩层面。

不知作者在得出这些结论时,有无意识到它同陈向明博士一贯主张的“质的研究”格格不入呢如果质的研究成果同常识性的争论、思辩成果没有什么两样,那真要人怀疑“质的研究”的科学性了)?有关人才素质培养的问题也是同样,由于作者在进行研究时,不恰本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例如“素质”、“理科人才素质”的概念、“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状况及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等),我们发现,研究的成果同一般的新闻采访没有什么两样,尽管陈向明等(1997)使用的是“质的研究措施”从论文的成果看,整个研究给人以目的不明确的感觉例如作者论述研究成果时的901①②这里又波及到对人才概念的界定,严格地说校园里的学生还只是“毛坯”,还不能算作人才真正的人才应当是由社会和市场来鉴别的故意思的是,笔者曾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当面请教于陈博士,得到的回答是“她们不懂得谁懂得?我们就是要懂得她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的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一种研究者同一种一般的记者尚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由于这个问题是研究者研究的,它就成了学术论文而不是新闻采访了吗(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两者的措施上的区别,而非题材的时效性、市场需求的差别)?[PageIndex=3]4个方面:“多元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冲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宽松的学术氛围与必要的指引”、“高规定与低投入的矛盾”,我们看不出它们同研究目的“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系”有什么直接联系。

第(4)个问题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该文研究的目的但其表述自身也很成问题,由于“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与否有关,两者是不是有关系,作者尚未作出解答,却提出了两者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关这一全文核心问题的解答,作者仍然求助于被访者(见研究成果的第3部分)由人才素质居然访谈到“培养大师”的问题,“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的关系”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它同大师能不能培养出来这个特殊问题不同,这似乎又是作者研究目的不明确导致的第(5)个问题就让人觉得荒唐了既然几位名学者一致觉得,课程体系和人才素质培养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论文中对两者与否有关的证明),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善既有课程体系,以适应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该文草率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不通过任何转换就直接)交给受访者回答,以及该文多处体现出来的研究目的不明确,使整个研究成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采访无异二、为什么“质的研究”作出的成果却像是新闻采访研究者的问题与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不同样的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根据研究者问题(即研究目的)的需要,通过一定的转化设计出来的(试想一种一般的受访者都清晰的问题还需要研究吗?反过来,一种连研究者自己都不清晰的问题,一般的受访者又是如何懂得的呢?①),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过程②。

在研究者的问题和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之间有许多的中间环节,研究者要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整顿、加工和分析,最后上升为理论,才干作出对研究者问题的解答,这是一种从下到上的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会浮现将研究者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的问题这一常识性错误呢?我觉得,有如下某些因素:第一,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③的分析措施建构“扎根理论”时,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这是导致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问题的前提,固然“文化主位”作为一种分析措施并不必然带来这样的成果一般来说,“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不同视角只是为了更为全面、精确地把握访谈材料,不至于对访谈材料产生误读和误解由于在一般状况下,研究者与受访者处在不同的“知011①②③根据陈向明(1996,1998),“文化主位”(ｅｍｉｃ)强调从单一文化内部研究团队成员的行为以及她们自己对行为的意义解释;而“文化客位”(ｅｔｉｃ)则是从文化系统外部(往往是从研究者个人所处的文化角度)对泛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分别指的是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陈向明,:12)另见金光亿(1996)“相对主义与主位、客位研究措施”的讨论,她把主位、客位看作是诠释文化的两种途径。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研究措施更多地是被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所采用我们觉得这即便是完全从访谈材料中得出的“扎根理论”,在获取材料时也需要这样一种从上到下的过程,由于尽管“扎根理论”是“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陈向明,:327),但是,在收集原始资料时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不也许是凭空产生的,也需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设计因此,我们觉得“扎根理论”也不完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从主线上说,受访者的问题不同于研究者的问题,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不同于被研究者的“知识”,双方存在“知识不对称”所导致的设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两种“知识”背景的人得以顺利交流有关“知识”的概念参见后注[PageIndex=4]识”环境当中①,虽然访谈材料是直接从受访者那里获得的,但是研究者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却也许非常不同如果研究者仅仅是站在“文化客位”的立场上去理解,那么她是在使用一种外在的原则、思维方式看待被研究者的行为及她们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解释成果,访谈材料在研究者眼里很也许是不合逻辑、无法理解的,或者会错误地解读受访者的意思这种情形在进行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时体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陈向明在其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对“情感交流”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现方式的辨别就是这方面绝好的例证,正是从“文化客位”到“文化主位”的视角转换协助她澄清了受访者通过“情感交流”体现的意思同她的理解(“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是截然不同的(陈向明,1998:79;194)这也正是李亦园所说人类学研究所应持的全貌性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观测者不仅仅应当是观测者,并且应当是土著的一部分,应当以土著的观点来想问题、看问题……从它的内在逻辑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