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艮的勤学精神教育理论论文.doc

浅析王艮的勤学精神_教育理论论文 摘 要: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而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何等聪慧之人,都需要学习｡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成为明彻之人｡他提倡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勤奋严谨的治学风格｡他要求学习者要向老师学习,向朋友学习,向“途之人”学习｡他还提出了“百姓日用”命题,认为“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学习者应该到百姓日用中去寻“道”｡同时,他还强调学习者要遵循“ 自然 天则”,并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心悟”的作用｡ 　　关键词:人贵知学;杂学并包;尊师重友;当思则思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 哲学 家｡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认为“不乐不是学” [1] ｡怎样才能做到乐学?除了要学好良知之学以外,王艮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去除私欲｡他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2] 二是学不累人｡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 [3] 三是坚持学习｡他说:“不学不是乐｡” [4] 人要真正地获得快乐就要不断地学习｡王艮认为,人性之中有“气质杂性”,“以学能变化气质也｡” [5] 同时他还从更高的角度阐明了学习的意义:“学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 [6] 所以他特别要求人们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 　　 　　一 　　 　　王艮逝世后,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答道:“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 [7] 意思是说,由于王艮不事诗书,才不受正宗儒学和程朱 理学 的束缚,而重于创造,这样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质上不同于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成为 中国 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其实,邹元标的这种评价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王襞对王艮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 发展 过程概括为“三变”｡他说:“先君子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不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则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足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 [8] 由此看来,王艮理论创新也是经过学无师承､发愤读书､“逢人质义”,拜师学习､修身讲学的过程的,并不是如邹元标所说“唯不事诗书”才有创新的那么神奇｡ 　　王艮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学习｡孔子虽天生圣人,也是通过认真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才成为“明彻”之人的｡由此他认为,学习要一个好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入太庙每事问;惟其入太庙每事问,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9] 这里王艮对“入太庙每事问”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进行了相互论证,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人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还提醒说:“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 [10] 王艮的这些话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知识,在实践很“得力”的基础上,再去看书学习,就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强调了抓紧时间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了从实践中学习的意义｡王艮认为学习必须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莫因简易成疏略,务尽精微入细详｡” [11] 就是说,不要因为提倡“简易”学习,就在学习上草率疏略,马虎了事,还是要“精微”､“细详”地学习｡ 　　 同时,王艮还认为,学习要在勤奋上下功夫｡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学习精神｡他说:“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 [12] ,所以他经常 教育 学生:“人生贵知学,习之唯时时｡” [13] 他告诫学者:“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 [14] 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非勤奋不可｡ 　　 王艮对老实而勤奋学习的人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两度从学,都没有得闻所谓的“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才写信给徐樾,称赞他恭谦好学,说他闻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笃”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边的许多学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学”｡这封信的名称是《再与徐子直•又》,全文是:“屡年得书,必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讲不备｡” [15] 有人曾经研究王艮为什么要传给徐樾以“大成之学”,就是因为徐樾具有勤奋好学为精神｡ 　　 王艮一生都充满了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来自于他老师的教导,而在于他的一种志向｡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后随父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灶丁｡十九岁起经商,贩盐山东｡《年谱》上说,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徐樾在《王艮别传》中也说:“(艮)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 [16] 从此,他放弃了经商､行医的职业,开始了他发愤自学成才的道路｡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由于王艮自己识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础,加之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从二十七岁开始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贤之志”｡三十岁时,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 [17] 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之后,开始通过刻苦学习与矢志耕道,成为一派宗师的｡观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够从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盐贩,而成自立门户的一代儒者,在学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 　　 　　 王艮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广阅博览上｡王艮对孔子之学非常厚爱,他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 [18] 王艮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说:“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 [19] 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 [20] 从总体上来看,王艮仍属儒家一脉,他始终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王艮说过:“谚云:‘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师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须知孔子之学｡知孔子之学,而丈夫之能事毕矣｡” [21] 有门人问他“志伊学颜”,他回答说:“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 [22] 在他看来,儒学理论是一种“至简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他说:“康节极称孔子,然只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简易宗旨却不曾言｡”“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地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 [23] 所以他尽心尽力学好儒学理论,事实也正是这样,王艮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 但是,王艮又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人｡他曾经说过:“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然非全体也｡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 [24] 那么如何进行广博的学习呢?王艮认为,最重要的是“杂学”｡他治学不分派别,广览百家,所以他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他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他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 [25] 又如他对王守仁与湛若水之间关于天理良知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 自然 ”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思想｡再如,他对“道学”不感兴趣,但对“道学”理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谈及“佛老”与儒学的关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学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 [26] 可见,它虽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对其有用的东西也是兼收并蓄的｡ 　　 王艮的杂学还表现为向实践学习｡在如何“知”的问题上,王艮与王守仁有着极大的区别｡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27] 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28]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29] 他还认为,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时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时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与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他的“心即理”说,因此在学习问题上他是持学问要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观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学,即事是道｡” [30] 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也就是说要到客观事物中去学习,去求道｡他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这里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 [31] “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 [32] 所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 [33] 他鼓励学生们到百姓中学道,他 教育 学者们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 [34] ｡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 　　 　　三 　　 　　 《礼记•礼运》篇指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师与父相连的社会意识｡荀子则将君师与天地､先祖并列,作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35] 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 [36] 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