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证能否提薪？-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研究_1.docx

拼证能否提薪？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2007-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对外语类和计算机类两类大学生最热衷报考的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第一，证书对收入的显著正影响主要源于考证群体更“优秀”，证书对能力提升的影响很小；第二，外语类证书作为能力信号对高校毕业生的起薪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存在明显的减弱趋势；第三，计算机类证书从发送正向信号变为零信号和负向信号，这是因为获取计算机类证书的成本比外语类证书的更低，吸引了更多低生产效率的大学生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信号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关键词：通用型证书，收入效应，信号作用，高校毕业生一、问题提出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于1994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它既是劳动者求职、任职的资格凭证，又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大幅度增加，从1999年的85万人猛增至2018年的820万人，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达834万人，再创近10年毕业生人数新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

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不少在校大学生通过报考教师资格证、会计从业资格证、计算机等级等证书为成功就业增加砝码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校大学生的“考证”热浪悄然兴起，就业市场各类证书琳琅满目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平均目标拿证个数4.15个，平均考证次数2.90次，超过八成的大学生认为考证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就业[1]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科学评价人才的一项制度，其设置初衷是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化评价人才的渠道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股“考证热”，大学生报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指望可以抱着一摞证书去找到好工作这种“拼证”现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要与职业资格对接随后，国务院先后分5批取消了共计272项职业资格证书，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44%大批量职业资格证书的取消，一方面有助于保留真正有用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营造良好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环境，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证书的取消是否会造成大学生不考证就缺乏学习动力的“无证无知”的低水准现象此外，没有了大量的职业资格证书筛选机制是否会加大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甄选难度。

追根到底，这本质上要回归到证书的效用发挥问题：考证究竟是否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能力，获得证书是否可以发送能力信号，获得证书是否可以获得更高的薪资？本文以外语类和计算机类两类大学生最热衷报考的通用型证书为例，采用2007—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两类通用型证书在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并进一步对证书信号筛选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二、文献回顾对于证书和收入的关系，学界争论不一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证书持有者比未持有证书者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或者培训，具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然而筛选假设理论则认为，证书的收入效应更多体现为“信号”的作用，即证书持有者通过文凭或者证书向用人单位发送能力信号，以便将自己和竞争者区分开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待遇学界通过多种实验方法对证书的人力资本累积效应和信号效应进行了验证和区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学历证书经济价值的分析上（Freeman，1976[2]；Heckman，2001[3]；李锋亮，2009[4]）；Bernardi，2014[5]；方长春，2019[6]），有关非学历证书的研究相对较少。

这与非学历证书的类型众多和认证机制纷繁复杂等因素有关学界普遍将非学历证书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诸如英语四六级、普通话、计算机等级和驾驶证等类型的通用型证书；第二类是包括会计、银行、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咨询等职业资格类证书；第三类是托福、雅思、日语等级证书等能力型证书；第四类是在校生通过参与各种竞赛考试或比赛获得的竞赛类证书（刘蓝惠和周蕾，2018[7]；胡玉粉，2014[8]）在非学历教育证书收入效应的分析上，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职业资格证书上，对于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影响机制的探讨较少国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Friedman和Kuznets（1954）[9]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的医生和牙医的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没有严格准入制度的牙医行业而言，医生的平均工资要高出33%，由此证实了职业资格证书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早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证书收入效应的现状描述层面，缺乏严谨细致的实证分析Kleiner和Kmeger两位学者根据美国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认证类型和不同行业的进入要求对资格证书的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长期的实证分析Kleiner（2006）发现，在1984—2000年间，从需要职业资格认证的行业转移至无需职业资格认证的行业的从业者收入提高26%，而从无需职业资格认证的行业转移至需要职业资格认证的行业的从业者收入提高43%，这表明职业资格认证对收入的影响为17%[10]。

Kleiner（2006）研究表明，除教师外，医生、律师等行业通过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业者的小时工资比同行业其他从业者高4%～64%[11]Kleiner（2008）验证了工作内容相近但对职业资格认证要求不同的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异比如律师的收入比经济学家平均高出4.8%，比社会学家高45.4%，医生比生物和生命科学家的收入高40.7%[12]Kleiner和Krueger（2013）研究发现，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工人工资比无职业资格证书的工人净高8%左右，而且职业资格证书级别越高，工资越高，职业资格证书级别越低，对工资的影响越小[13]Kleiner（2015）的研究还表明，职业资格证书不仅对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还会对福利和雇佣关系产生一定的作用[14]我国学者对于证书的收入效应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比较规范的实证研究主要出现在2010年以后，如李雪、钱晓烨和迟巍（2012）构建了中国情境下的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Mincer模型为基础的职业认证收入效应模型，结果发现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使从业者收入提高17.6%，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考证自选择效应后，仍能观察到9.3%的收入增量，证实了职业资格认证确实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而且随着从业人员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的提高、持有证书数量的增加，从业者的收入显著提高[15]。

苏中兴和曾湘泉（2011）利用5家制造型企业21个生产车间的调查数据，对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与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年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职业资格证书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且随着证书等级的升高而增强与无证工人相比，初级工和中级工证书的收入效应约为9.5%，高级工证书的收入效应为11%，技师及以上等级证书的收入效应显著上升至24%[16]刘艺和宋波（2018）基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农民工职业资格认证的工资效应以及不同类型资格认证对其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其工资总体上比未持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工资高，而且不同等级证书带来的收入效应存在差异[17]王延涛等人（2018）利用2014年劳动力调查数据（CLDS），运用PSM控制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实证分析了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异质性作用结果发现满足工作岗位要求的资格证书能够显著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按照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年龄进行区分后，发现职业资格证书对非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中青年群体的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8]大多研究是针对劳动力整体、个别职业或行业劳动力以及农民工群体，专门针对考证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其中李晖等人（2011）使用Probit模型对大学生考证背后究竟是“信号论”还是“反信号论”在主导学历与非学历证书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学历证书的教育信号论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证书和学历之间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没有观察到替代现象，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大学，证书的教育信号作用存在差异[19]刘蓝惠和周蕾（2018）以搜寻工作时间、进入面试几率和薪酬水平作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研究考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通用型证书，英语六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能力型证书对就业质量有积极影响，考证与学习之间兼顾得越好，就业质量提高的可能性越大[20]刘翠花和丁述磊（2017）使用CLDS2014数据构建了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职业资格证书如何影响其就业质量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职业资格证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数的提升呈现倒U型特征，职业资格证书对女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要显著高于男大学毕业生，对农村户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大学毕业生[21]王占国（2015）研究发现职业资格证书能够有效提高毕业生的起薪，而且相对于女大学生，职业资格证书对男大学生起薪的正向作用更显著[22]。

大多实证研究证实了证书对收入存在显著正影响，其收入效应的主要来源在于技能因素和非技能因素，技能因素体现在考证可以帮助个体习得新的技能，而非技能因素则主要有两大作用机制，首先是通过信号机制实现，证书的资格认证会释放一种信号，更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双方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实现人力资源的甄选和优化配置其次是心理自我认可机制，由于大学生为了获得某些证书付出了努力，并最终取得了社会和自身的认可，使得其心理上的保留工资有所提升，从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匹配具有更高回报的工作，最终导致其收入水平的上升（董占奎，2014[23]）但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证书对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影响，甚至是存在负向影响孟大虎等（2012）研究发现职业资格证书有助于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但是对工资水平没有显著作用[24]秦印（2017）研究发现，技能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两个变量对就业满意度和薪酬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25]Pfeffer（1974）研究发现职业资格证书存在负向影响，部分职业资格获得者与其职业收入呈负相关[26]Feltovich等人（2002）提出反信号理论，认为高能力者虽然会释放出信号来和普通能力者区分，但有时高能力者也会选择不释放出信号和普通能力者区分，也就是说高能力者存在“反信号”行为[27]，造成部分低水平证书反而成了普通能力劳动者的识别信号，导致该类证书转为负向收入效应。

总体来看，以往对于非学历证书收入效应的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究竟证书是否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仍然没有定论，究竟证书能否发送正向的能力信号功能也还存在较大争议大多研究从整体上研究证书的经济收益，而没有对证书收益来源进行分解，对证书影响收入的机制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无法对现存的研究结论分歧给出合理化解释此外，以往关于非学历证书收入效应和信号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证书上，对于通用型证书的相关探讨较少，对于特定职业或行业的证书收入效应探讨较多，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的研究凤毛麟角外语类和计算机类证书是大学生最热衷报考的两类通用型证书，究竟这两类证书对于高校毕业生起薪存在什么影响，信号机制如何，目前尚未有研究给予完整的回应基于此，本文拟用2007—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抽查数据，对外语类和计算机类通用型证书的收入效应和信号发送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尝试在控制实习、行业和岗位类型等就业变量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单独察究两类通用型证书的选择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证书的信号作用对于收入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有助于更加细致呈现通用型证书收入效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