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公路24道拐战略解读.docx

          史迪威公路“24道拐”战略解读                    二战期间，世界各国有关“二战”的出版物都有一张著名的老照片：长长的美军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陡峭山路，从幽深谷底向着险峻山顶缓慢爬行这就是隐藏在中国西南地区大山深处、史迪威公路的经典路段——“24道拐”①一、史迪威公路与“24道拐”史迪威公路是由史迪威将军主持修建而得名，是当时境外连接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它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镇经缅甸北部的密支那，从密支那又分为南北两线与滇缅公路相接，经昆明、“24道拐”直至战时“陪都”重庆[1]2的一条国际战略大动脉，被誉为“远东抗战生命线”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实际上是由三条主要线路组成的一个公路网络，包括前期的滇缅公路、中期的“驼峰航线”和后期的中印公路，被誉为“峥嵘岁月线”，“陆上苏伊士运河”[2]30，史迪威公路在“二战”中的影响和作用，用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米芳林上校的话说就是：“战争的结果不会因为没有开通这条公路而有所改变，但战争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当然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可能会随之改变[3]5“24道拐”是一段24道弯的公路，古称鸦关，海拔1799米，位于贵州晴隆县城南一公里处，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始建于1935年，次年竣工，是抗战期间“史迪威公路”的战略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并随史迪威公路而载入史册二战时期，在长江被封锁、海运被封锁，支援重庆以及全国抗战唯一的运输就只有陆运的情势之下，史迪威公路就是当时唯一一条连接国外的战略通道当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援华抗战物资一是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抵大后方昆明；二是通过中印公路经缅甸运抵昆明，在昆明大量集结后再通过汽车运输到重庆以及鄂、湘、桂等其他抗战前线，当时贵州晴隆“24道拐”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抗战的军需运输生命线和抗战交通大动脉的重要关节，其战略意义由此而得以凸显[4]16此外，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自1940年起，美国陆军战时生产服务部晴隆办事处以及陆军晴隆供应站相继移居晴隆县城，建立汽车保养站和加油站，并负责整修贵州黔西南的部分公路1945年美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直属1880工兵营移驻晴隆，协助整修沙八公路以及滇黔公路，并对“24道拐”进行改修，由“24道拐”改为“21道拐”[5]39重庆史迪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牟之先教授在他的著作《史迪威公路》一书中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条西起印度利多，中经缅北丛林而伸入中国内地的陆上援华国际运输线，国人当年俗称“中印公路”，盟军称之为“利多公路”，新闻界称为“美华路”，中印公路实际上就是指印度利多到重庆的这段路[1]1。

1992年出版的《史迪威与中国》、《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以及1999年出版的《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师出印度—二战打通中印公路纪实》等都收录了“24道拐”那张著名的老照片，美国出版的《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封面，就采用了“24道拐”照片，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拐”因此，“24道拐”属于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应该属于不争的事实[6]20,而今“24道拐”已经公认为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和“二战活化石”，成为“二战”史的一个历史见证二、解读之一：中华民族苦难岁月的象征日本侵华战争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危机的极点，战争阶段是中华民族苦难岁月的最黑暗时期，“时中国横遭暴日侵凌，一时间，中华半壁河山，火光烛天，血腥涂地，国破家残，难民奔突”[7]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东北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制造了上海“一·二八”事变随后日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攻势，1937年日军骤然发动“卢沟桥事变”，1938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震惊全球，之后全国半壁河山相继被日军铁蹄蹂躏，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当时，西方大国大都隔岸观火，美国坚持中立政策，英法亦都袖手旁观，至1938年12月之前，中国没有得到英美的任何实质性援助[8]3。

1940—1941年间，由于日军连续切断滇越铁路和香港补给线，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抵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一条滇缅公路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诸多困难，因此到1942年1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每月的三万五千吨剧减到不足六千吨1942年1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和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据资料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90%，都需仰赖从西方进口香港沦陷的当月，各地市场的物价指数分别上涨了数倍乃至数十倍黑市猖獗，人心惶惶重庆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如果日军进一步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

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9]30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人不懂得现代战争训练有素的日军将像刀子切黄油一样在中国人中开辟通道几周之内一切都将结束”[10]40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甚至可能已濒于崩溃”，“中国人的状况将类似阿比西尼亚人”[11]244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贫困、凌辱和夭亡，是中国人仅有的前途”[12]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命运再次跌入历史的谷底，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苦撑待变”②是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交方针的高度概括24道拐”作为一条越岭线，比较鲜明地“复活”了抗战非常时期国家贫弱、受异族欺辱而又无可奈何、共渡苦难岁月的艰难景象三、解读之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24道拐”同样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共赴国难、抵御外侮、自强图存意志、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大无畏精神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虽然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先后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和各种抗日武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公开发表迁都宣言，称：“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和社会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因此，国民政府“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最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3]1政府的宣言和迁都的举动，向国内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外来强暴面前不甘屈服和决心抗战到底的气概这在抗战初期起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14]1各地民众都表示支持政府的抗战政策，誓作后盾，积极抗战[13]2此外，国民政府为粉碎日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尽早结束战争[15]550之目的，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国策，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从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两方面，系统而完整地确立积极对日政策，从而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对陪都重庆、昆明等地进行4000多架次的“战略轰炸”，并给重庆、昆明等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后，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发表演讲指出，“中华民族之正气，必见诸异族侵略残暴之时期古有鼎镬斧锯甘之饴者，残忍暴行，岂能胁制”[16]75，明确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轰炸暴行是不能胁迫中国停止抗战的。

再者，抗战初期，中国对外交通几乎陷入绝境，当时抗战所需各种战略物资90%以上需要进口为了将国际援华的战略物资尽快运进中国，中国政府积极开辟了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三条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滇缅公路是中国军民在极短的时间里，用最原始的手段从“石缝里抠出来的一条血路”[17]130,而面对日军对滇缅线上战略要道——惠通桥、功果桥、昌淦桥以及盘江桥进行400余架次的战略轰炸，广大护桥军民前赴后继、积极抢修，致使日军轰炸屡屡不能奏效为了保卫这条“中华第一路”[18]20,中国远征军征战缅印，出征时约十万人，而回国时仅有4万人左右[19]31当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和阻断之后，国民政府在友邦的帮助下，开辟了“驼峰航线”，继续开通连接国外的空中通道，同时中国驻印军在美英盟军的协助下，抱着誓与公路共存亡的决心，英勇作战，势不可挡，以牺牲八万之躯的代价打通了西南另一条战略通道——中印公路这说明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在血雨腥风的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的华夏子嗣所表现出来的勇毅、执著、刚强、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而“24道拐”正是这一精神的鲜明体现四、解读之三：中美英缅印并肩抗战的象征作为“抗战活化石”的“24道拐”，不仅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强暴面前“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斗志，同样，“24道拐”也是中美英缅印等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协力互帮的友谊象征和历史写照，成为中国与同盟国家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抗战初期，苏联、德国给中国一定的物资援助，英美等国虽由于种种原因给中国物资上的援助不多，但“英美在道义上、精神上对我们可以有相当的帮助”[8]56，美国的主流媒体舆论一直站在中国一边，如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等都刊登了大量中国军民英勇抗日的报道美国的初期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开辟了“驼峰航线”，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抗战期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英缅当局在滇缅公路运行过程中给予中国以极大的帮助，中国远征军则以巨大的代价捍卫了英军向印度的撤退，而中印公路的修筑和开辟则是中美英缅印等国并肩作战、协同抗日的结晶1942年第一次缅甸作战以盟军失利而告终，尽管英国不允许他国染指其殖民地，但撤入印度的中国军队还是得到英国人的大力支持，英国不但将一个拥有良好设施的兰姆伽训练基地交给中国人，还将印度东北部的雷多设置成了一个中国军队管辖的独立军区嗣后，美国人出武器装备、英国人出后勤物资并提供交通条件来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在随后“反攻加筑路”的双重战略行动中，在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中英美三国军队协同作战，中缅印三国民众奋力筑路，最终打通了中印公路。

可以说，重开滇缅国际公路，打通中印公路，更象征着中美英缅印等国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畏艰难，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协同精神和不屈意志作为曾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24道拐”，它既是一个非常岁月、特殊时代的象征，又是四万万华夏儿女誓死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明证，同时它还是中美英缅印等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协力作战、风雨同舟的地标和丰碑注释①关于史迪威公路的起止点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采用的是重庆史迪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牟之先教授的观点他在与加拿大学者凯利·汉姆合著的《史迪威公路》一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②“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早在1937年12月提出的名言在他自己的记述中，最早见于1938年7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同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演讲，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参考文献[1]牟之先.史迪威公路[M].重庆出版社，2005.[2]韩继伟.重开史迪威公路的战略意义[J].改革与战略，2011（12）.[3]任彦.中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