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成野兽了吗? 文档.doc
19页我们都成野兽了吗?我以为有必要强调的是,不管美国使用原子弹如何缺乏正当性,也不管当时种族歧视的偏见有多大,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减轻日本在“二战”时的滔天罪行,相反,我们更需要指出的倒是布鲁玛(Lan Burama)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广岛轰炸的死难者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朝鲜奴工,而这些惨死者至今未被日本官方列入死难者名单与美国目前从学界、媒体、到公众对广岛轰炸的普遍反省态度相比,日本至今对“二战”时滔天罪行的毫无反省才真正令人惊讶和愤怒!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明确:广岛核轰炸的可检讨性绝不意味着日本的可宽恕性!——甘阳2015年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70年前两颗原子弹,既彻底击垮了日本“一亿玉碎”的决心,迅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无以伦比的震动二十年前的甘阳,则从伦理,从道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的切入,讨论了原子弹轰炸揭示的人类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现在回顾甘阳在1995年写成的这篇旧文,放在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背景下来看,尤具有现实意义以下是甘阳文章全文《我们都成野兽了吗?》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是美国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五十周年(三天后美国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 。
美国联邦邮政总署原已决定发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状爆炸景观的邮票来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但最后终因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因为,正如德高望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 《正义论》一书的作者罗尔斯教授(John Rawls)在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五十年所写的专文中所指出,这个日子所迫切需要的乃是严肃的反思并认真回答:当年美国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究竟是否可以辩护?罗尔斯教授本人的回答斩钉截铁: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great evil) !根据目前的官方数字,广岛这颗原子弹共造成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死亡,大多为平民同时,按照美国颇具权威性的《外交事务》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所载“原子弹轰炸再检讨”一文所披露的数字,广岛和长崎两地因原子弹轰炸而死亡的总人数可能高达二十五万人,另加至少十万人以上伤残该文作者、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坦教授(Barton Bernstein)由此指出,任何人面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死亡数字都不能不追问:为什么这么多平民非死不可?当年美国非使用原子弹不可吗?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当时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一决定的正当性(legitimacy)根据又究竟何在?在伯恩斯坦看来,目前已经公布的各种档案材料和多方面研究事实上已经说明,当年美国完全没有必要非使用核武器不可,亦即这数十万人的悲惨命运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他尤其指出,最令人惊讶的是,使用原子弹这么重大的决定在当时并非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后所做出,因为不使用原子弹这一可能性从未被认真讨论过,整个决策过程更完全未经国会辩论因此他的结论与罗尔斯相当一致,即认为广岛核轰炸缺乏正当性的根据对广岛事件的反省和检讨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但一九九五年是五十周年这一点很自然地使这种反省和检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战争本身乃是绝对正义的,但是,美国在“二战”的最后一刻——当时欧洲战场已经胜利结束,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向平民居住中心投下原子弹从而导致如此众多的生灵死得如此悲惨,今天却已越来越无法为人接受毕竟,广岛核轰炸开了人类使用原子武器杀戮人类自身这一危险先例,从而使五十年来整个人类包括美国自身都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尽管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核武器对人类的致命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反而由于核武器的不断扩散而更加难以控制从这种意义上讲,如何认识和评价广岛事件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有效阻止核武器今后被再次使用换言之,如果广岛事件是可以辩护的,那么这种辩护的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首先就必须加以追问,不然今后任何人都将不难找到使用核武器的借口罗尔斯为广岛事件五十周年所写的专文正是从这种角度来提出问题的。
在他看来,不但广岛、长崎的两次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军从一九四五年春季起对东京等城市的无定点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他特别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这两种虚无主义论点适足瓦解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因为在罗尔斯看来,所谓“正义和正派的文明社会”(just and decent societies)的全部根基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做出道德和政治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抹煞这种权衡能力也就是在助长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由此,罗尔斯所要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是什么?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区别非民主国家由于按其定义就是其所有决定是由少数人所操纵的,因此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不能由其民众负责;但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意味着全体公民对本国行为是负有道德与政治的责任的,是不能容许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不能不特别明确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
罗尔斯首先指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不是要摧毁敌对国,而是旨在达成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所谓“和平”首先就是指与目前的敌对国在今后达成和平,因此, “当前的敌人必须被看成是在今后的共享和正义的和平中的同伴 ”正因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乃是要寻求最终能与交战国人民达成持久和平,因此民主国家没有权利进行“全面战争”(total war),亦即将敌对国全体居民作为战争的对象来对待尤其是,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绝无权利直接攻击敌对国的人民这首先是因为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必须尊重敌对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同时,只有民主国家首先以身作则尊重对方人民的基本人权,才有可能教育敌对国的人民也学会尊重己方人民的基本人权不消说,这种对最基本人权的普遍尊重,正是约束今后战争、达成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条件罗尔斯特别强调,由于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亦即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于交战国双方人民将有久远的心理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今后的可能战争树立样板,因此,对于民主国家特别是其战时领袖们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他们在决定战争的方式以及结束战争的方式时,是否能首先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最终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出发,就是一切着眼于今后的持久和平,一切着眼于教育敌对双方人民在战争中也尊重基本人权。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只有在非常极端的危机状况下,即只有在本国人民的整体生存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们才有权利考虑采取极端手段,例如使用核武器这里所谓极端危机状况乃是有严格定义的,指如不采取极端手段,本国人民将面临全体毁灭这种情况由于在这种状况下,今后和平的问题已经被排除,面临的乃是本国人民能否生存的问题,采取极端手段是可以辩护的但是,罗尔斯立即指出,广岛轰炸之所以是不可辩护的恰恰就在于,当时没有任何理由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认为美国处于这种极端危机状况相反,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在德国已经战败后,日本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主要是它以什么方式投降(无条件还是有一定条件如保留天皇制)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仅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国对东京等城市的密集轰炸,在罗尔斯看来都是极大的错误,极大的罪恶,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表明美国违背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这首先是因为从轰炸东京到轰炸广岛都已经是以平民作为直接攻击目标,其次,选择以投掷原子弹这一方式来结束战争更是为今后的持久和平投下了严重阴影,因为如此一来,今后人类的任何战争都已面临最后转化为核战争的危险。
罗尔斯由此认为,杜鲁门作为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是不称职的罗尔斯的论述看上去平淡无奇,似乎只是老生常谈,但他所抓住的实际上恰恰是原子弹为何会被使用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所谓“全面战争”这种现象是为何出现的核战争与以往人类战争的一个根本不同乃在于,它一旦发动事实上将无法区分士兵与平民、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换言之,核战争无可避免地是以敌对国全体居民的生存为攻击目标的,即所谓“全面战争” 然而,原子弹并不是造成“全面战争”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原子弹之所以会被不假思索地投在广岛,恰恰是因为在此之前轰炸平民、轰炸中心城市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广岛核轰炸事实上只是前此一系列“全面战争”的自然延伸而已罗尔斯之所以要特别点出东京大轰炸的非正义性,正是因为对东京及其他平民居住中心城市的非核轰炸,事实上已经为广岛核轰炸全面铺平了道路换言之,早在广岛之前,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已经被置之不顾,惟其如此,才会有广岛的原子弹轰炸这里当然应当指出,所谓“全面战争”无疑是由德国、日本法西斯所首先发动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正是“二战”中最早、也是最令人发指的“全面战争”行径但是,罗尔斯等所要强调的恰恰是,极权国家可以干的事民主国家不能干,民主国家不能进行“全面战争”,亦即没有权利以敌对国全体居民为攻击对象。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反过来就认为广岛、长崎死于原子弹轰炸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诚如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哈特(B.L.Hart)当年批评英国空军轰炸德国平民城市时早就指出的:“如果文明的捍卫者们只能把自己的胜利建筑在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赢得战争,那岂非文明本身的极大讽刺?”罗尔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特别指出,在一九三九年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时,罗斯福曾呼吁欧洲各国避免轰炸平民居住区这种野蛮行径,但是到“二战”后期,盟军方面包括美国本身在内都已完全逾越了战争不应以平民为目标这一最基本道德约束,日益肆无忌惮地大规模轰炸人口高度密集的都市,从而使“全面战争”这种现象日益升级,最后竟已被视为战争之常态其中特别是盟军方面三次最大规模的城市轰炸,目前被普遍看成是一步一步铺垫了通向广岛核轰炸的道路首先是一九四三年七月英国皇家空军的汉堡大轰炸汉堡为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一百五十万该城以易北河为界,河南岸为德国军事驻扎区,河北岸则主要为平民区后有“轰炸哈里斯”之称的英国空军之帅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恰恰选择北岸即平民集中区进行他著名的轰炸新试验所谓新试验即以炸弹和燃烧弹相混合大规模投掷,目的在引发全城巨大火海。
当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夜,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七百二十八架飞机以此种方式轰炸汉堡北部,全城顿成炼狱两天后英国再用七百八十七架飞机以同样方式再炸同一地区,目的纯在使火海持续不断在这种火海轰炸下,区域所及事实上无人能够生逃,因此实已无异于屠城同时,火海导致有毒一氧化碳弥漫全城经久不息,实已是迈向原子弹轰炸的一大步,所差仅尚不具核放射的杀伤力其次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英、美空军联合轰炸德累斯顿在汉堡轰炸后,英国空军于一九四三年底与一九四四年初集中轰炸柏林,但因柏林防备森严,导致英国空军重大损失(丧失一千零四十七架轰炸机),以致英国最后放弃柏林,转向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德累斯顿——欧洲巴洛克和洛洛克艺术及建筑名城当年二月十三日,先是英国空军七百九十六架飞机连续两次“火海式”轰炸德城,第二天是美国空军三百十一架B-17轰炸机再炸德城夷为一片废墟,死亡人数最低估计三万五千人,最高则在十万以上在广岛之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姆所估计的原子弹杀伤力也仅为两万人!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惨景事实上使丘吉尔本人都觉得触目惊心,从而有其名言:“我们都成野兽了吗?我们是否炸得太过分了?” (Are we beasts?Are we taking this too far?)但德累斯顿轰炸实际上恰恰表明:全面战争已被合理化、合法化,甚至已被视为战争之正常状态,从此平民与军人、城市与战场的区分已荡然无存。
因此毫不奇怪,德城轰炸后不到一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午夜至十日凌晨,美国就发动了规模更大、景象更恐怖的东京大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