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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和泪中的思考-评电影《鬼子来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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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和泪中的思考评电影《鬼子来了》    ■尚洁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450009)[Reference]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颠覆了传统抗日电影的神话叙事,没有英雄人物高大形象和可歌可泣之英雄事迹电影选择了看似卑微的民间日常叙事:挂甲台的村民对待两位俘虏的前前后后及其结果,通过看与被看、现代与前现代、荒诞与反讽等一系列视点与策略,实现了对抗日叙事的另类言说,而其中的民族寓言则不得不引起人们在笑和泪中的沉重思考[Keys]民间叙事;看/被看;现代/前现代;荒诞/反讽前不久,重看了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剧本改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笔者仍然受到很大的震撼这部电影避开了常见抗日电影的宏大叙事,没有两军对垒的炮火喧嚣,没有英雄人物高大形象和可歌可泣之英雄事迹电影选择了看似卑微的民间日常叙事:挂甲台的村民对待两位俘虏的前前后后及其结果,通过看与被看、现代与前现代、荒诞与反讽等一系列视点与策略,实现了对抗日的另类言说这种言说又是那样深刻的切入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生活,在笑和泪中勾起人们对国民性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又是如此的沉重姜文的每一部影片都有很鲜明的特点,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寻枪》到《鬼子来了》,不管什么题材不管什么故事,都能做到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符合人物性格。

      故事说得生动有趣味,而且总是能给人震撼,而这种震撼是外层覆有糖衣的炮弹,先给观众尝尝甜头,乐一乐,最后才突然摆出结果,那种感觉就像炮弹直接打进观众的心里,让人回味无穷,《鬼子来了》更是如此,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比一味地说沉闷、痛苦所达到的效果要来得更好早在数年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就展示了其在国内导演同行中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电影叙事才华画面是重要的,拍摄是重要的,不过把故事说清楚说得动听而又深刻更重要他的影片充满了故事性,情节发展后劲十足,戏剧性变化此起彼伏,非常好看,同时,看得出来,电影形式上,姜文偏爱的不是拘谨,是自由 《鬼子来了》,农民审问鬼子,给鬼子白面饺子吃,鬼子说汉语拜年闹出的笑话让人笑掉大牙,这样的场景让观众在忘记了这是个战争题材的故事片,中间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搞笑桥段,迸发出黑色的喜剧效果让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是轻松的,虽然它的表现形式和老式的抗日片一样,黑白色调,熟悉的鬼子进村音乐直到把鬼子送回日本军队后故事才出现转折点,送来粮食后,鬼子和农民的[来自WWW]狂欢却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危机最后大屠杀给观众的震惊经过前面的铺垫显得更让人记忆深刻,这还不够,光把日本的丑恶面目摆出来还不够,他还要让当了战俘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马大三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面,让人对国民党特别是吴大维扮演的军官形象感到可恨而又无奈。

      前面所有的铺垫,反映了在战争情况下农民的特殊思想,你能说他们愚昧吗?他们其实懂得很多路边说书的人,日本人在的时候说的是一套,国民党来了说的又是一套,你能说他们聪明有知识吗?他们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怜这不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某些特质吗?姜文太深刻了,他没有给中国人民留半点面子 姜文的糖衣炮弹爆炸了,在屠杀农民的时候就爆炸了,最后他还用马大三的死代替了爆炸后的硝烟和惨状,顺便来了这么个余震,确切地说,像是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强大,爆炸后造成的危害更可怕,看到这里,人心里都不是滋味马大三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色彩的确是有了,红色,这红色显得多么鲜艳,像五星红旗的颜色,血的颜色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马大三那颗人头的笑,笑得很诡异,还眨了三下眼睛,含笑九泉,这样的结局,他只有苦笑,哭都没有眼泪了让人觉得日本人可恨,可这样的同胞是不是更觉得可恨呢?看/被看电影中,人物角色之间充满了一种紧张对话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视点,如村民与俘虏、村民与日本人、看客与受难者、戏子与国家、剧中与剧外等,这种看与被看纵横交合,构成了影片的张力在村民看来,俘虏一开始是维系全村村民性命的咒语,为此他们小心伺候,或准备杀人消灾,贯穿了人的基本的生存欲求。

      片中颇有意味之处便是董汉臣和马大三的受难场景这使我们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幻灯片事件”,被杀的是中国人,而围观的也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这使鲁迅先生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种对国民人性反思贯穿到这部电影中,并且有些戏谑性的解构如果董汉臣作为汉奸被杀无可非议,那么马大三的受难则带有更多的献祭意味为了告慰遭受日本人屠杀的村民,也为自己难以平息的愤怒和无法排遣的良心谴责,马大三选择了复仇而复仇的代价则是被声称“国际人道主义”的国军绑缚刑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刑的人则是自己救助过的花屋小三郎,周围围观的人没有同情,没有眼泪,不仅仅因为历史劫走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只是传统的遗民,是附和者国军的木偶伴随着围观人群的哄笑,伴随着戏谑的场面:一人从围墙上滑下,一头猪的奔走,盛大庄严的行刑场面被解构了,只留下荒诞与滑稽,只留下看客的麻木与冷漠,只留下受难者的悲哀,其实看客又何曾不是悲哀的呢?无情的历史不停地重复上演,大写的“人”轰然倒塌说书人的说唱构成了文本的另一种“看”日据时期,说书人高唱“八百年前是一家”,“打是亲,骂是爱”;抗日胜利后,则唱“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撅着屁股跑……”;在马大三被砍头时,则又冷眼地说道:“这故事多好呀,回去咱写个拿人的段子。

      对如此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冷漠无情的国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在说唱人眼中,只有他自己的苟安是最重要的,“民族大义”“抗日”的精神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影片在“看”与“被看”中实现了对国人的警醒!现代/前现代虽然已是现代社会,但挂甲台仍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人心尚古单纯的生存理念,尊老爱幼的礼俗,迷信愚昧的性格构成了挂甲台村民的素描剧中的五舅姥爷是村中的至尊,村民需要一些决策时,他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例如在谁去埋俘虏的问题上,在请一刀刘“出山”上,马大三把送粮的消息通知村民也是找的他,在所谓的陆海联军和村民的“联欢会”上,他也是和日军的小队长同起共坐传统的四书、五经,礼仪典章装饰了他,他也因为是有“学问”和年龄长而获得村民的尊敬,他可谓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前现代的化身以他为中心,挂甲台形成了简单的前现代社会村民的古道热肠、乐善好施在剧中有所体现为了两个战俘,鱼儿给花屋小三郎治伤,马大三找来酒面善待他们,而八婶子最终借面给了马大三如果说以上的种种行为中有个惘惘地“命”的威胁的话,那么,马大三、二脖子、六旺等人杀人“下不了手”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生存理念当然这里杂陈着传统的污垢:算计、麻木、迷信、闭塞等,他们满足于“一个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寡民”的地方:有古道仁义,也有愚昧短视和封建迷信,却遭遇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冲击,而且这还是一个来自异国的入侵者这使得挂甲台成为一个前现代和现代杂陈的社会而侵略者的武士道精神便是这群入侵者的强大精神武器武士原是日本庄园制下产生的一个附庸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只知征战杀伐,效命于幕府大将军,忠勇诚信,嗜血野蛮是其精神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武士道精神逐渐蜕化成抽离人性、认同统一价值、用性命天皇和国家的行为准则,而刀是他们的象征性的饰品如影片中展示了对马大三动刑前的用刀仪式,这一仪式则演绎为他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参拜和民族精神的叫嚣而盛大的乐队礼鸣,与中国孩童的嬉戏,口口声声“讲信义”的送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脉脉温情”外表装饰了他们内心的卑劣而这层平日美丽的外表一旦撕去,其面目又是如此的狰狞:他们不放过村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懵懂无知的小孩,带血的刺刀映着他们狰狞的笑而和这些日本人相比,挂甲台的村民是何其幼稚与无知前现代的日常经验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儒家的“礼让”使他们天真的幻想“以心换心”,最终看不清敌人的伪善面目,这使得他们以自己的受难为代价其实这也是两个文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当两种文明交织在一起时,后期的更加隐蔽和伪善的文明必然取代前一期文明。

      影片的这种言说其实是让人们在回顾身后的同时更加关注前方,也使得影片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荒诞/反讽上文通过看与被看、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比与交织,展现着历史的荒诞图景,而这种荒诞莫不带着讽刺意味七爷是电影中画面较少的人物,然而他又不时闪现仔细品味这位被众人视为疯子的长者的言行又具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他的“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可谓一种明智的决断,他的“全村儿早晚会死在你手里”一语成谶,然而这位“狂人”式的人物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在现实中被视为疯人疯语,更谈不上得到理解与尊重,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悲哀他和其他村民形成对比,在现实中看似明智实则荒诞,而看似荒诞实为明智,这加强了电影文本的反讽力量值得玩味的还有“我”,“我”显然是抗日力量的隐喻,但“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的身份始终不明,其边缘化的身份使得“我”构成对以往在影片中所表现的高大的英雄形象的反讽我”的失信与缺席又使得“全村人”和“日本子”处于一种时而对立,时而“密切”的荒诞的关系之中最具有荒诞与反讽意味的可谓是受难场面了当日军对挂甲台的村民惨无人道的屠杀时,甚至不放过老人、儿童、妇女,甚至活活烧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口口声声说的却是:使无辜的人免受荼毒,为了世界的和平。

      口中念佛而手中执刀大肆杀戮,这种悖谬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抗日胜利后,在国军的公审大会上,审判的还是中国人,行刑的依然是日本人这是多么的悲哀!国军口口声声宣称的新秩序究竟是怎样的新秩序,这种貌似有理的宣言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强盗逻辑:这是一个让好人受戮,恶人逍遥法外的秩序总体上看,《鬼子来了》运用了一些后现代的手法,如消解中心、解构、荒诞、反讽等叙事策略,造成电影文本意义的弥散,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对话空间,而其中之一便是完成了一个民族的寓言,这种寓言又是那样的沉重[Reference][1] [日]川口敦司.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合一——读《菊与刀》[J].开放时代,2000(11).[2]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J].中国文化研究,1994 (02).[3] 魏霞.浅析《中文》中国文化因素的导入及“文化误读”[D].上海:复旦大学,2009.[4] 李萍.质疑与颠覆——关于《鬼子来了》去意识形态倾向的分析[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5] 胡谱忠.潜伏的异端:《鬼子来了》的意义调度[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作者简介] 尚洁(1978—),女,河南郑州人,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赏析。

      浅议电影《三峡好人》的记录特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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