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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视野里的东西小说 东西的写作，似乎从未成为文坛热点，但他时有重要作品问世，其写作的独异价值也一直在累积，直至最近的长篇小说《回响》发表，我认为他已是中国最具思考力，也最重要的几个作家之一之前对东西的讨论，将他放诸“广西三剑客”或“晚生代”的标签中，或探究其写作如何体现了南方风格，或解读20世纪90年代语境下他对先锋文学的接纳与逆反，这些都未必合身东西的独特，在于他与地方、时代既契合又抽离的关系——在认同“南方”与走出“南方”之间，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混杂糅合之间东西小说的写作伦理中，散发着一种“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城市文明及人道主义驯服”【胡传吉：《〈篡改的命〉见证革命的创伤》，《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上旬）的混沌野性1966年，东西生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谷里村对这个给予他痛苦而惊惶的童年回忆，又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原初写作动力的谷里，对成全了他又在某种程度上黏滞了他的广西以至南方，东西感情复杂：“南方于我，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我记住她，但是还没有确定爱她她仅仅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我甚至还为这块我生存的地方曾经被叫作南蛮之地而感到害羞④ 东西：《走出南方（外一篇）》，《当代广西》2007年第2期。

屈原、沈从文、福克纳的存在，让东西认可了南方的正当性，但“走出南方”的焦虑仍然围绕着他，如徐勇所说，东西想“从边缘走向中心，以及摆脱中国南方进而走向世界”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论东西小说的文学地理景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东西的小说何以常常模糊故事地点，淡化人物地域背景，对方言、风俗等元素的应用也极为克制，他有意使“地方”的存在感变得抽象，“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就像随着空调机普遍的使用，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我们时常都处在一种恒温之中”④可见，东西从一开始就想写出普遍的人性冲突，写出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日常困境1992年，东西在发表《祖先》和《相貌》后，开始进入批评界的视野;1996年，《没有语言的生活》发表，其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张清华认为，东西这代作家既在哲学寓意和叙事形式上受先锋文学影响，又作为“新生代”有自己的明显标记，即“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感与世俗性”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苏沙丽认为，东西的先锋气质在于他对人存在境遇及心灵问题的勘探，其与先锋文学的不同则在于东西小说更实在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在讲故事、塑造人物上向传统回归。

苏沙丽：《小说家的省察之心：东西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胡传吉评价东西“善于在‘现实主义中表现‘现代主义”胡传吉：《〈篡改的命〉见证革命的创伤》，《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上旬）张燕玲等人认为，东西小说“题材现实，手法现代”，可称为“荒诞现实主义”，“不是再现式的现实主义，而是表现式的现实主义”;张柱林则认为东西的写作笼罩在寓言式的氛围中，在讽喻性、象征性的意义上，让作品获得总体性、普遍性和典型性，属于“寓幻现实主义”张燕玲、李森等：《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尽管对东西的艺术风貌，大家说法不一，但东西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却是文学界的共识之一一、从荒诞出发荒诞是东西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荒诞是更内在的生活真实现实中每天都有荒诞的故事发生，有时甚至超越虚构”，荒诞也是“介入现实的有力武器”谢有顺、东西：《还能悲伤，世界就有希望——关于〈篡改的命〉的一次对话》，《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张清华、杨希帅认为，内在于现实的荒诞，是东西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张清华、杨希帅：《命运书、荒诞剧与历史的变身记——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其实，东西的每一部作品，都书写着不同的痛苦经验，及人类根本性的、无法摆脱的荒诞境遇在他的小说中，荒诞既是形式，浸润在语言、文体、叙述方式之中;也是内容，渗透在他小说的各种细部和场景之中1996年发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早期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一个家庭集聚了瞎子父亲、聋人儿子、哑巴儿媳的极致设定，当然是有意为之的荒诞，但更深层的荒诞，却是人在失去语言能力后的真实处境：对这家人而言，“没有语言的生活”反而能孕育温馨的时刻，而试图辨识语言、发出声音的过程，只会加剧自身的孤独陈舒劼指出，《没有语言的生活》突出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在王胜利（王家宽儿子）身上，现实依赖语言才得以出现，王家人在失去语言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社会标志及尊严陈舒劼：《言语的能量：以东西的小说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壇》2012年第12期潘颂汉说，聋子、哑巴和瞎子组成的家庭，“表达的正是在言语的机锋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对的隔绝，以期达成个体在伤害前的弱势自保，这是恶托邦里的人性捍卫，也是道德的自我坚守”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以小说探讨语言、交流、失语等生存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先锋的写法，即便是今天，失语和无声仍然是很多现代人的真实困境。

看似众声喧哗，但不少无声的群体，依旧无法找到自己的发声方式，即便他们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很多时候换来的也不过是社会对其苦难的娱乐化、商品化较之仅以王家人的失语取乐、尚无能力贩卖他们的悲哀的那些村里人，以及尚能以沉默为脆弱屏障的王家人，我们会忽然警觉，今天很多人面临的语言悲剧，或许比20多年前还要隐蔽和残酷——这正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跨时空的意义所在相较《没有语言的生活》，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则用更加谑笑、幽默、反讽的语调，在对政治口号、民间俗语、传统诗句的引用与改造中，尝试还原一个粗俗、失序、野蛮生长的民间，解构传统伦理和革命话语的崇高性当张钧批评《耳光响亮》的人物语言由于戏仿和反讽，失去了个性与实感，变得观念化时，东西也承认自己“有时只顾痛快，也就是手不听脑子的使唤，一味地痛快下去，就犯了这种毛病”张钧：《在意念与感觉之间寻求一种真实——东西访谈录》，《花城》1999年第1期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似乎就更注意语言的生活化、真实感，故而我们能从曾广贤的饶舌中，见出一个人更有诚意的孤独发表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则引发批评界的热议，大家看法不一丛治辰认为，《篡改的命》中的知识分子语言、网络语言是东西故意贴上的标签，意在强化文本的荒诞，彰显作者的在场，使小说的世界观变得更暧昧与丰富。

见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田耳感觉，东西出其不意地安置网络新词，将古典、现代的诗文词句植入农民嘴里的做法，隐含他对语词的敏感、焦虑，“是我们这个难以命名、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最真实的语言生态”，【田耳：《电贯钨而流明》，《作家》2015年第8期以狂欢式的表达和聒噪的表象，隐藏一个时代的失语和孤独双雪涛的看法近于田耳，认为《篡改的命》中“死磕”“弱爆”“屌丝”“抓狂”等章标题“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这是我们这个平庸又癫狂时代的官方语言，这是我们无法回避而找上我们的思维逻辑”双雪涛：《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评东西〈篡改的命〉》，《作家》2015年第8期徐刚则觉得这些流行词“是一位唯恐‘落伍的作者竭力显示自己‘时代见证的最佳方式”，“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和轻佻”⑨ 徐刚：《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但也必须看到，《篡改的命》对流行词、知识术语的拼贴使用，是小说中作者刻意的强力凸显，可以带来间离的审美效果，深化故事的荒诞感，将过去与现在若即若离地相连，为当下的语言创造更广阔的使用空间。

这不仅是对网络语言的活化，也是写作主动回应时代的实例，有了俗语、雅言、热词的融汇一炉，东西的小说语言才更见勃然生机东西的许多小说，或淡化背景、时间、地点，如《没有语言的生活》《篡改的命》;或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有强烈的讽喻色彩，如《反义词大楼》《耳光响亮》《后悔录》正因为如此，评论界有着很多关于东西写作“寓言性”的讨论，这也是理解他小说的重要入口张学昕认为，东西小说具有极强的寓言性品质，《私了》《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词与物的错位，使小说从对现实的描摹延伸为超现实的寓言，呈现出生活荒诞可笑的状态张学昕：《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东西的短篇小说》，《长城》2019年第6期张柱林说，东西的《耳光响亮》正式宣告其把情景与结构、具体与普遍、现实与幻想语言杂糅统一的寓幻现实主义登场;《篡改的命》则包含着总体性的国族寓言——不改变结构，就不可能改变命运见张燕玲、李森等：《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张清华认为《篡改的命》是真实性与寓言性的统一，小说昭示的一个农民乃至整个农村的命运寓言，就是农民一切努力的结果都只是拉大了时间赋予的先天差距，同时还要付出鲜血、身体、卖命钱、意外伤病等代价，甚至所有的尊严。

城市吸引和召唤着他们，同时也诱惑和改变着他们，最终销蚀和毁灭着他们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王宏图则认为，东西的《后悔录》中，曾广贤“只是作者意念的化身，为了充分展现后悔这一普遍性的心理状态，作者将其愚蠢推向了極致”小说中的世界只是图示化的背景，与人物的性格命运未曾水乳交融，这是寓言化写作的印记，也显示出东西身为创作主体，对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维度的想象失败王宏图：《寓言化的书写与主体精神的衰竭》，《山花》2006年第1期徐刚将“《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品寓言化的叙事风格”视为东西“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挖掘文本隐喻意义的惯常模式”，⑨多少也有暗示东西在一段时间内过于依赖寓言化的写作模式，需更注重艺术的新变之意其实，《后悔录》中曾广贤的愚蠢，不足以成为小说失真的理由，东西想探问的，并非后悔的普遍性，而是曾广贤“后悔”的原因——是怎样的社会、历史与家庭语境，将他形塑为一个永远在“后悔”却无法行动的愚者和懦夫以此看来，《后悔录》的荒诞，未尝不是一种残酷的真实，意念/主题先行、隐喻色彩强烈的写作，未尝不能诞生好作品。

东西小说的荒诞感，相当程度上由重复叙事、极致叙事放大而来，但这种带有大量巧合和强烈戏剧性的书写，是带来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呈现高度凝结的真实，还是会冲淡小说的真实品质、使叙事失去信任度，学界同样有不同意见张清华、杨希帅认为，东西的重复修辞，更突出阶层固化的现实、底层改命的无望，把极端化写作推到极致，强化了人物的命运感和悲剧感;极端化写作的方式，契合于东西的故事内容，使其书写既有接近先锋文学的美学风格，也有异于其他作家的充沛力量感张清华、杨希帅：《命运书、荒诞剧与历史的变身记——论东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丛治辰读《篡改的命》时，既觉其中巧合过多，又觉有时恰恰是那些巧合，给人非常强烈的心理震撼见陈晓明、李敬泽等：《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广西文学》2016年第2期彭恬静、张柱林也持此见我在当时的一篇评论中也认为，《篡改的命》以苦难叠加、戏剧化冲突等方式，创造的“超现实的情境”，目的是探求生存苦难的根源与本质，以及它变形之后的荒诞面貌东西没有偏离现实的视界，而是通过强化效果来产生意义，他笔下很多“超现实的情境”依然真实可信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篡改的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胡传吉认为，《后悔录》“后半部分的叙事对紧张的迷恋显示出作者从容驾驭能力的薄弱，世俗趣味越发往下走”，【胡传吉：《修复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