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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屈原《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 --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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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题】试论屈原《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 【作者】王 可 欣 【关键词】屈原 离骚 喻体选择 文化意蕴 【指导老师】杨 雅 丽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试论屈原《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引言从汉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屈原并从事对楚辞作品的辑集、考订、注释、评论工作,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楚辞学中国楚辞学已走过了两千余年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著作已达二百五十部以上,版本四百五十余种,研究论文则数以千计[1](P50)研究的内容涉及:楚辞的起源及其与南北文化关系,屈原的生平及思想,楚辞的语言特色,楚辞的语法与修辞,楚辞与神话、历史、民族、民俗、哲学、宗教诸问题;楚辞各篇真伪及其排列次序《离骚》无疑是楚辞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所以在当代学术研究史上,有关屈原及其《离骚》的研究是引人注目的,也是研究的热点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出现的最伟大的作品我国古代文人将它尊之为“经”,与《诗经》并称为“风骚”,是我国早期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有永远咀嚼的味道,《离骚》正是需要我们不断品味的不朽经典目前国内外研究《离骚》的著述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研究者以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为研究对象,如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对《离骚》的分段做了仔细的推敲;黄崇浩《离骚结构的深层解析》得出《离骚》的结构成为一种“两难结构”,一种永远开放的结构的结论;顾农的《离骚的总体结构》也对《离骚》的总体结构进行了分析。

      除了以上论文外,尚有部分研究楚辞的著作,如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辩》,张叶芦《屈赋辨惑稿》,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日本学者藤野岩友着、韩基国编译《巫系文学论》等专门著作,都是作者多年的心血之作,有很多重要的观点各项研究中关于《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蕴意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乏佳作如董性茂的《花草比兴象征义解读》对《离骚》比兴的花草比兴做了解读;董芬芬的《的主线意象及其寓意》、谭思健的《 的比兴体系及其审美价值》对其比兴体系做了整体的研究但并挖掘了其中的意义;还有赵丽的《的巫文化表征》、苏萍《屈原的文化解读——兼论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价值取向》、张艳萍的《浅论脉络与比兴的原始文化内涵》等,这些都着重了对《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的分析但研究《离骚》比喻修辞中的喻体及文化意蕴的著述还不够多,特别是对这些喻体的文化阐释还很不够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如能透视喻体选择的文化蕴意必将为屈原及楚辞的研究添砖加瓦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进行论文写作我会细致阅读《离骚》文本,感悟其中的思想文化精神和艺术表现手法为最基本的研究途径;查阅有关资料,阅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积累必备的历史、哲学、文学素养;参阅语言学、修辞学著述,充实学科理论知识,提高写作水平。

      这次论文写作对本人来说是一次珍贵的学习和研究的尝试《离骚》全诗共 373 句,而比喻句就占有 154 句〔有的整段用比,这个统计数已将其中非直接比喻句排除)比喻手法就像贯通人体的千经百络一样遍布、贯通和络结《离骚》全诗,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精密宏大的体系,滋荣与决定着全诗的艺术生命其喻体材料非常丰富,多达 110 种今借鉴谭思健先生的比兴体系归纳[2](p1-4),将整个喻体材料分为以下三大类别,用以阐述屈原《离骚》喻体选择的文化意蕴一、花草类《离骚》用香花香草比喻纯洁高尚的品质,取这些花草的芳洁;用培养芳草比喻培养人才,取这些花草有芳洁的美质,而又具有杀伤虫蛇、祛除瘴气的功用至于说屈原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种比喻象征形式,则须从当时楚人的审美兴趣以及生活习俗去考察和认识如将此看作只是表现了女人的特征,就完全掩盖了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蕴涵楚人祭神巫风之盛行,促使人们对香草香木有倍加热爱之情诗人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3](p21) (以下《离骚》文本引用皆同此),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或“揽木绳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或“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等,诗人所服所饰,所饮所餐,所行所止,无一不是香花香草。

      甚至于诗人擦拭眼泪也用的是香草,所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诗人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草美人”了事实情况是,诗人生活于南楚巫风盛行的环境中,“浴兰华衣饰花”的种种行为方式必然深深感染着诗人,诗人借此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表达自己种种特殊感情,这实在是诗人善于学习和吸收祭祀文化精华的艺术表现可以说屈原“花天草地”的大量铺写恰好证明了楚国的祭神巫风盛行对人们喜欢香花香草的普遍而强烈的感染作用南方的楚国炎热潮湿,多虫蛇瘴气,所以古代楚人有佩带香花香草的习俗,花草采摘下来之后即可佩带,而有的还要在酒里密闭浸渍数日然后佩带在身上,使香味借着酒气而挥发佩带香花香草既可以避免蚊虫,也可以驱散潮气及避免为瘴气侵袭这些花草往往有败毒杀菌的作用:如“宿莽”,即水莽草,叶有毒(种子则有剧毒)故《周礼?秋官?翦氏》言:“除蠢物,以莽草熏之《本草纲目》言:“芒草,可以毒鱼”,“人食之则无妨[4](p126)再如“荪”,即溪荪,俗称石菖蒲,《本草纲目》言其“并可杀虫”[4](P457)我国民间五月五日采草药、插柳、戴装有香料的荷包,耳中点雄黄酒,日本从古以来保持的五月五日煮菖蒲水为孩子洗浴的风俗(据说可以辟邪),都是这种习俗的遗留。

      我们揭开了这一奥秘,一切都清楚了离骚中的花草比喻都深深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体现着楚国山川风物对诗人的熏染陶铸除此之外,《离骚》中写佩带或者培育那些花叶芬芳有着祛瘴出除垢、杀伤虫蛇之力的花草,除比喻高洁纯正的情操品质之外,也还暗喻其铲除邪恶的思想因此,它不仅同“内美”、“修能”、“昭质”、“清白”之本质相应,也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不屈精神相应诗人还写到恶草,这些恶垢之物正是毒虫所依,瘴气所钟,乃是保守的旧贵族和一切邪恶的象征 对草木的喜爱是女性天然气质所至,是出自生命本色的“童心”再现屈原以此审美之童心,在《离骚》的种种花草中,诗人最爱“兰”,全篇写“秋兰”、“木兰”、“兰(花)”三种“兰”,全文多次提及,以“兰”为最上等花草那么诗人寄寓了“兰”怎样的情感呢?幽兰:幽香的兰花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兰,俗呼燕尾香,一干一花,香有余者为兰;一干数花,香不足者蕙”[4](P904)诗人爱兰花芳香而珍贵,比喻自己人格美善而独立木兰,李时珍《本草纲目》有:“木兰枝叶俱疏,其花内白外紫,亦有四季开者深山生者尤大,可以为舟[4](P904)屈原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故木兰比喻志向崇高而峻洁就不言而喻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解释“茎圆节长而叶光有岐者为兰草,嫩时并可而佩之”[4](P904)屈原“纫秋兰以为佩”的“兰”该为兰草,以其“节长叶光”来比喻其高风亮节屈原寄托于“兰”的文化意蕴,更为表现他“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兰”,几千年来最为中国文人而赞叹兰、菊、梅、松、竹,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的象征物,蕙质兰心的纯真美也成为屈原式文化名士的人格美的主要内容屈原这种借草木本性直感体悟对个体生命、自我价值的重视,是有开拓性意义的,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从屈原到陶渊明、李白,直至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甚至“五四”时期的冰心、石评梅,都以一生的实践追求“玉壶冰心”般的纯真美、脱俗美,从而形成一条追求人性美、人情美的长河,具有净化人类灵魂的作用二、佩饰类《离骚》一诗之所以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与其虚实相映的手法不无关系比喻使现实虚化,创造了更加空灵、更具美感的艺术境界佩饰类的喻体在内容上有统率全诗、推进诗情的作用,行文中,始终与内容巧妙地结合我们不妨来探求芳草佩饰的文化意蕴《离骚》中先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面紧接如下四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朱熹《楚辞集注》曰:“秽者,事之杂乱,如草之荒秽不治也[5]P(209)故“秽”指秽政,而“秽”的反面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香花芳草,诗人劝君王乘盛时扬弃秽政,采集香花香草为佩,则香花芳草则是秽政的反面即“美政”之喻了如果说这是从反面加以对照的话,而后两句中“乘骐骥以驰骋”则是从正面作了暗示:“骐骥”在楚辞中多次出现,皆用来比喻法度劝君王以香草为佩,即如同引导君王“乘骐骥”,重法治,而重法治则是屈原美政的重要内容,故上述佩饰喻指“美政”又如,前面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后面接着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后面几句也是从正反两面揭示了前节诗的寓意,“既遵道而得路”其实就是“杂申椒与菌桂”及“纫蕙茞”的本体,“道”、“路”这里皆指楚王治国的正道,也就是诗人心目中“美政”的概念;反面批判党人“路幽昧以险隘”,诗人批判的正是“党人”执行的治国之道不是“遵道而得路”,不是“杂申椒”,“纫蕙茞”,故这些香草佩饰比喻“美政”也是显然的了。

      再如,前面言“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后面又言:“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措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娥眉”同“好修”系列的花草喻体的喻义是一致的,“众女嫉余之娥眉”的表现是背弃规矩而又改变政策,违背是非标准追求邪曲,实际是指“众女”破坏改革政策,故“余之娥眉”正是诗人的“美政”之喻亦很显然可见,佩饰喻体同直陈形象交错出现,佩饰的含义与直陈主题是相一致的金开诚先生说:“《离骚》所述之忧,概括地说就在于不能通过变革以实现其美政理想[6](P8-12)这也是直陈部分反复表达的内容如果把这些佩饰比作人格道德,则完全游离了直陈部分的含义其实,佩饰的喻义是“美政”理想,在前人以及现在的一些学者的说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解释对“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两句,赵逵夫说:这里用暗喻的方式,把那些嫉贤妒能者(从本质上讲是破坏改革的旧贵族)比作心胸狭隘,嫉妒成性的“嫫母” [7](P12-16)赵先生把“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看作是平庸的人的“嫉贤妒能”,更值得注意的是括号中的注释——“从本质上讲是破坏改革的旧贵族”一语,暗示出了“娥眉”与改革美政之间的关系从全诗来看,前面部分一直使用“修能”、“好修”等说法以及各种各样的佩饰喻体,而在结尾“乱”辞中出现了“既莫足与为美政兮”这样的句子,点出“美政”二字。

      如果不联系前面一系列的喻体,则这“美政”二字的确显得突兀、生硬若将整个佩饰喻体作为系统整体来看,则无疑是水到渠成、画龙点睛诗人在最后才点出了上文芳草佩饰喻体的喻义王逸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8](P263)这句话很清楚地说明了《离骚》“乱”辞的点题作用芳草佩饰比喻象征了诗人的美政理想,这样解释,更符合《离骚》一诗的内容,也更符合《史记》等文献所反映的屈原的生平与思想诗人心中“美政”是一种不易实现的政治理想,但诗人那样热烈地向往着它,爱恋着它,就像这香美的佩饰一样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佩带着,而且不断使之完美诗人为这缤纷的佩饰而欣然自豪,但又时时担心被“嫉妒而折之”,但在无情的现实中,他只能无奈的任凭他的政治理想像这些美好的佩饰一样“萎绝而离异”,“行中野而散之”,“捐林薄而苑死”由此看来,美的佩饰比喻“美政”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禽兽类诗中写到的禽兽有玉虬、凤鸟、飞龙、鸿等 12 种,王逸、刘勰认为这些诸禽皆具比兴义,如王逸云:“虬龙鸾鸟,以托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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