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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文化历史印记概述 作者：冯建民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考试文化传统中，科举考试影响深远科举时代的考试理念、命题思想和考试内容，曾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后世认识考试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清代乾嘉时期，经济繁庶，考据学盛乾嘉汉学作为宋明理学之后又一盛大的经学脉流，占据着经学主流地位这一学术思潮对科举科目、命题导向、考官评卷权重产生明显的影响深入探析科举考试与经学演变的互动关系，可加深对科举考试文化特点的认识 一、五经地位明降实升 考试具有很强的文化选择功能，考试科目的设置，关系到考试内容的设定，关系到哪一种知识被纳入考试中儒家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主张;就是在同一时期，也有众多的学术派别科举考试不可能将所有流派的学术主张都纳入考试科目中来考查士子，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和经学发展状况，有选择地纳入和崇抑自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置，五经被定于独尊，立于官学，用以取士但自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开科取士，将朱注《四书》纳入科考，之后《四书》便很快跃升“五经”之上，尤其是洪武年间，颁布科举程式，规定乡会首场试《四书》三篇，《五经》四篇，更是加重了《四书》的绝对优势地位。

《五经》虽被放置首场考查，但由于科场阅卷首重《四书》，且士子只专一经应试，致使荒经蔑古，“五经扫地，至此而极”［1］面临群经荒废的局面，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等为代表的经学大师提倡回归原典，广采书籍，从事考证，探寻经义本原，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考据学逐渐兴盛起来，发展到乾嘉时期臻于极盛以乾隆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敦崇实学、研经治史的考据学青睐有加乾隆十二年(1747年)言道:“皇祖圣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圣学，五经具有成书……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敕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不紊旧观，刊成善本……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2］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的殿试策问中，乾隆帝更是毫不掩饰地对宋明理学批判道:“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已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3］为了更好地促进乾嘉汉学的发展，乾隆帝于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

［4］这一规定，便将一直以来处于首场《四书》附庸地位的“五经”移到第二场考试这一变化，看似“五经”由首场降为二场，地位有所下降，但实际上是将五经从首场《四书》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成为第二场之核心，变相抬高了“五经”的地位后来，为解决士子只专一经，旁经不通的弊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又规定，自戊申乡试始，五科内先将《五经》轮流分试，然后各出一题并试可见，五经的受重视程度相比以前大大提高但即使这样，汉学家官员似乎还不满足如汉学大家钱大昕(1728—1804年)针对乡会试重首场四书文而出现的“四书文行之四百余年，场屋可岀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钞录旧作幸而得售者，盖不少矣”［5］的情况，提议将五经放到首场考，而将四书文放到第二场考窃谓宜以五经文为第一场，四书文为第二场五经卷帙既富，题目难以预拟，均为八股之文不得诿为未习如此，则研经者渐多，而勦袭雷同之弊庶几稍息乎 二、汉学试题大量增加 清代乡、会试的命题有着严格的规定除顺天乡试以外的各直省乡试的三场考题，均由主考官拟定，顺天乡试和会试的首场《四书》题则由皇帝钦定，其他的题目是由主考官拟定的虽然乡、会试主考官有着比较大的命题权，但命题空间十分有限。

《科场条例》卷十三“三场试题”规定，“四书”题首《论语》，次《中庸》，次《孟子》，如果第一题用《大学》，则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孟子》;“五经”题则规定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次《礼记》，如有前后颠倒者，则照岀题错讹字句例议处可见，汉学对前两场考题的渗透空间极为有限而第三场的策论题，由于没有八股文格式的限制，形式较为灵活，这正给汉学考官将自己的治学偏好渗透到科考中提供了便利在乾嘉时期的乡、会试第三场策论中，经史考据类试题大量出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陕西乡试的末场一道策论题问及唐以前的经学传统，让考生概述包括《尚书》在内的经典文本的流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山东乡试的第一道策论题则便问及《尚书》今文古文间的复杂区分，要求考生对《尚书》今文古文进行区别嘉庆朝时，各省乡试策论题中的考据学类题目增加更多如在嘉庆六年(1801年)的四川乡试策论题中，第二题要求考生比较汉唐注疏与宋代“义理”之间的异同，第三题要求考生以明确的“考据”对历史研究的正确性进行分析评价，第四题则要求考生说明对于古音及古文字的了解同年的陕西乡试策论第三题，则涉及考古及古文字学等专门领域，题目要求考生说明汉代包括“石经”在内之石碑文特点，第四题则考查《诗经》三百篇的版本问题;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山东乡试第三道策论题是关于《诗经》古韵的考证学问题，明确要求考生对今古文《尚书》之出处作考证分析。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会试策论题有一道涉及了古音问题，要求考生针对《诗经》的声母字与韵母字进行考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会试策论题中，有一道考题要求士子对《春秋》三传进行考辨，尤其是对《左传》的真伪进行争辩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分列三甲等第的最高等级考试乾隆之前，尤其是康熙朝时，由于推崇理学，殿试试题中有着浓厚的理学气息但是从乾隆十年(1745年)的殿试起，这种局面有所变化，即殿试策问中经、史内容的汉学试题比重越来越大，如下表乾隆朝历科殿试策问中的汉学试题可以看出，这些试题要么需要让考生对经书的版本、史书体例追根溯源，辨其异同，条分缕析，要么对其音韵、译音进行考辨这种考据类型的试题，对于长期研经治史、名物考据的汉学考生来说，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7］之所以在科举考试的三级考试的试题中大量出现经史类汉学题目，除了与乾隆帝推崇汉学的取向有关，更大程度上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上层，尤其是礼部和翰林院这两大机构的汉学官员有关因为绝大多数乡、会试主考官、房考官以及殿试读卷官都选自礼部和翰林院这两大重叠的机构。

而当这些汉学家一旦出任考官，执掌文柄，那么他们的学术嗜好势必会渗入考题中 三、汉学考官评卷偏重后场 考官“纵司衡之责，房考膺分校之任”，科场阅卷事关选拔人才的质量，事关后备官员的文化修养故历朝历代格外重视，皇帝也一再下谕，要求考官通校三场，甄拔实才但由于《四书》关乎世道人心、士习风化，备受重视，加之考生人数众多、阅卷时间紧等客观原因，科场阅卷便形成了重首场《四书》文的取士倾向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8］康熙朝晚期，就有人针对科考重首场的问题提出评卷标准要看后两场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科浙江乡试正考官李绂(1673—1750年)说:其经义佳而后场未必佳者，十尝八九焉;其后场佳而经义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才一二焉;其以后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尝八九焉［9］此后，汉学官员钱大昕对科场阅卷重首场的问题也批判道:顾士有绩学数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终老于场屋者，而浅学薄植，偶因一日之长侥幸弋获者，亦间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尝不以咎衡鉴者之失也唐臣韩愈有言，唯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

而今或以为弋取科名之捷径，宿儒之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10］当汉学官员充任乡、会试考官评阅考卷时，精力更多地放在后两场，尤其是第三场策问上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策最能反映出举子的学识水平钱大昕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充任山东乡试正考官时，奉行“于四书经义观其学养，于诗律观其才华，于论策观其器识，所录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长，要归于有本有原”［11］的校阅标准，共录取任锐锡等六十九人由于李文藻(1730—1778年)的对策最优，钱氏将其擢为第二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科浙江乡试时，因正考官患重病，任副考官的钱大昕担任了正考官校阅试卷的工作鉴于评卷时间紧，便与同考官商定以“于策，取其通晓古今”［12］的标准进行评卷，共录取九十四人，汉学家邵晋涵(1743—1796年)便于此科中式阮元(1764—1849年)在担任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科会试副考官时，由于正考官朱珪(1731—1806年)年事已高，评阅试卷的重担便由阮元来代行他首先根据策文选出一千三百卷，再通过三天昼夜不停评阅，筛选出二百卷，然后再根据首场八股文来决定是否取中和名次高低是科二三场文策，大兴朱公属先生一人披阅，乃选出长策一千三百余卷，穷三日夜之力，再选出二百卷，分为三等，以观头场，名士经生多从此出”［13］。

陈寿祺(1771—1834年)的考卷本来被房考官弃入落卷之中，但幸好被阮元搜得，发觉其第二场经文以及第三场的对策十分卓越而得以中式再者，我们从考官对试卷的评语也可窥见评卷标准的变化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科会试，两位同考官对中式第十名籍贯系山东登州府福山县的谢光纪的考卷的批语分别为:文以气为主，然必理精法老，笔健词赡，其气乃郁勃而不可御知此卷之擅胜大有在矣;心细如发，力大于身，复有一种颢气行乎其间，当是归胡正派，二三场典切详明，足式浮靡之习［14］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会试中式第七十四名籍贯系江南松江府娄县的林令旭的考卷，同考官的总批语为:入理精深，铸词雄伟，而中间运轮转辖，又复恢恢浩浩一气，流贯初无排偶藻绘之迹，足具才情气魄之绝大者论表典丽矞皇，五策义明词要，具有经济威凤祥麏不得仅以经生目之［15］但到乾隆朝会试考官的评语基调发生了变化，即均欣赏“引经讨史”、“淹通”、“元元本本”的考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会试，考官对中式第二十六名的山东登州府福山县王鸿中的考卷总评语为:返虚入深，积健为雄，元精炯炯，元箸超超，所谓劲质在中，清葩见外，力周体而正笔，气辅理以立言者也。

二三场出入两汉，追逐三唐，洵为大雅，扶轮群才，腑首望而知为明体达用之选［16］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科会试，考官评价俞日灴(中式第七十八名)的考卷，“备华实而宜古今者，诗律和雅，经义湛深，策对考证兼赅，敷陈悉畅，读琳琅方于中，秘掌纶綍于承明华选”［17］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科会试中式第三十一名曹汝渊的考卷，考官评价其“树骨训典之区选，言宏富之路，沉思独往，余味曲包，妙弃筌蹄，契司轮匠，诗裁清丽，经义精纯，五策元元本本，尤见汲古功深”［18］总之，清代中叶，理学趋于空谈心性，以考据见长的汉学发展兴盛，逐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在科举考试中，理学虽然仍是取士的主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乾嘉汉学的发展，通过科考科目的设置、命题倾向和考官评卷诸环节，对科举考试的内容、标准产生了强有力的渗透作用，从而使得清中叶的考试文化呈现出鲜明的考据学色彩第 8 页 共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