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doc

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 　　摘要：19、20世纪之交，“科学”一词在中国初现，虽与教育相关，却不特指分科教育新政时期，中国朝野皆以日本教育作为汲取“科学”的管道，使得晚清新教育与日本“科学”紧密结合，从而形成教科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这种“科学”概念的生成体现了朝野各方“以日为师”方向上的同一性，但“科学”意义之上负载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清政府整体移植日本官办教育体系，以期巩固“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在野士人通过教育接引日本的启蒙思想，从中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二者在政治上的对立越演越烈教科之“科学”的生成是“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它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关 键 词：分科之学/教育/科学　　作者简介：张帆，江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①近代出现的“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义绝非一事，严格而论，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②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③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确立，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种分科学术，狭义则指自然科学。

前人研究多拿“科学”与“格致”直接对应④，考察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涵义，不免以偏概全科学”其实是一个建立在分科意义之上的多歧概念，如果可将分科理解为“科学”概念的底色，则各种“科学”便是言说者在这一底色上描绘出的不同图景，自然科学不过其中一义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本文暂且不论，仅讨论分科之“科学”在中国的流变　　据左玉河研究，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西学分科观念，传统的崇尚博通之学，逐渐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这种尝试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⑤因此，在“科学”进入中国之前，西学分科的形式已为国人知晓，作为分科之学进入中国的“科学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近代学人所接受　　不过，据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分析，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意义在某些时候指涉新学堂的学科建制，后来几乎发展成为“教科”或是“学科”的代名词，有时也指分科设教的学堂⑥需要注意的是，“分科之学”并不等同于教科，“科学”从“分科之学”到教科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转换本文将关注1900-1905年间，“科学”意义从“分科之学”延伸到教科之“科学”的过程，从中考察概念歧出的轨迹，以及转化的动因　　一、教科之“科学”初现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洋学家以充沛的启蒙精神投身于洋学的普及，“科学”一词的产生即是日本近代教育“西洋化”的产物。

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介绍了地理、物理、经济、历史、伦理等新学科的性质和内容，以“一科一学”表示学术研究分门别类的概念⑦1874年，西周（名时懋渔人，又称修亮、周助，1829-1897）在《明六杂志》第22号《知说》一文中使用“科学”一词，指出这是一门由“学问和方法融成一体的新学问”，包含了已经专门化的文教史地和自然科学基本方法是从事实归纳原理，并且用演绎来说明那项原理叙述了的事实理论；被证明了的原理将被应用，发明成为为人服务的技能⑧　　西周发明“科学”一词时，与福泽谕吉同为“明六社”成员，该社宗旨是从事有关教育的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以达到“会合同志，交谈意见，增长知识”，增进人的品德之目的他们表达了对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惊叹，但更想传播的是物质文明背后自然科学的精髓⑨因此，这些洋学家普遍缺乏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却从事着科学思想的启蒙工作如《明六杂志》几乎不含有探索自然科学的东西⑩，但它却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启蒙先锋，而福泽谕吉和西周等人发明“科学”一词也不过想藉此开人智识，缔造日本新的思想体系可见，日本“科学”的出现应是为启蒙而来，它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却表现出超越科学和技术的思想性与明确的教育指向。

　　日本教育在1872年到1890年近二十年的动荡中，先后经历了法国、美国以及德国教育的熏染，最终建立起德国式的教育体系，完成了从“西洋化”到“日本化”的过渡德国教育对于日本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方面专业化程度加深，特别是文科大学的专门研究得到重视11)为了配合制宪的需要，日本曾经一度出现“法科万能”的现象12)其次，普通教育强调道德培养，加强政治对教育的统治，从而成为培育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土壤13)在日本官办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通过学理的建构，完成其系统化的过程，但同时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下，学术成为政治工具，学人往往被纳入官僚体制内，从而减弱了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随着日本教育的逐步健全，启蒙思想家很快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式学人这些人多为职业学者，他们在学识上超过前人，却缺少了前人的政治热情，体现出日本官立教育的社会控制力不过，部分私学仍旧存在，如当时与官立学校对抗的有大隈重信的东京专科学校、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新岛襄的同志社等，三所学校在教育上各有侧重，但同为“自由主义派”学校14)　　可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日本“科学”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其体现出后发展国家在学术上的移植性、启蒙性，以及多样性。

恰逢此时，中国人开始了“东学”历程，中国朝野共藉教育渠道输入“科学”一词，同时也输入了教育体系所蕴涵的不同思想资源　　日本“科学”初入中国时，便在与教育相关的论说中多次出现如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所列普及社译《科学入门》和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15)，即是自然科学类的教科书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使用“科学”一词，谓“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汉刘向与其子刘歆——引者注）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孔子——引者注）宗旨小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16)文中蔡元培将道家比附“近世哲学”，且属于“科学”范畴由此一来，“科学”的运用既区别了六艺与道家的学科畛域，同时也表明其具有超越自然科学的内涵1902年马相伯所订《震旦学院章程》，规定课程遵守“泰西国学功令”，分文学(Literature)、质学(Science)两科，并注明质学就是日本“科学”质学的科目有：物理、化学、象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舆图学、卫生学、图绘、乐歌、体操(17)，属于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课程该文相继被《新民丛报》、《政艺通报》、《大陆报》等杂志转载，并延用这一用法，唯1904年的《汇报》转载时，出现分类上的差别。

该报将课程分为四类，甲科为文学科(Literatura)，包括古文、希腊文以及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乙科格致(Philosophia)，包括原言（名学）、内界(Subjectiva)、外界(Objectiva)、原物（Metaphysica，即“形上”）；丙科象数；丁科形性18)其中，丙丁两科是形下之学，旧归形上，《汇报》立为专门，从中亦可见“科学”与“格致”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　　1901年，樊炳清编译的《科学丛书》由教育世界出版社出版19)据罗振玉在《集蓼编》中回忆，是年“（东文学社）所授历史、地理、理化各教科，由王、樊诸君译成国文，复由予措资付印，销行甚畅，社用赖以不匮”(20)由是可知，《科学丛书》是当时东文学社教科用书的结集　　樊炳清没有说明用“科学”指称教科书的原因，不过，当时东文学社的学员，包括樊炳清在内，习惯将学校的课程科目，称之为“教科目”或“学科目”1901年，由他们编辑的共18卷的《教育世界》中均未出现以“科学”称教科的先例，至少说明在他们看来“科学”与“教科”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何谓“科学”，樊炳清没有解释，但其同窗好友王国维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明1899年，王国维在为樊炳清所译的《东洋史要》作序时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

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21)王国维的“科学”理解与其师藤田丰八相同，如藤田曾经说，“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盖零碎之智识，不足称为科学故也22)因此，同在东文学社受教的樊炳清对于“科学”的理解应该与王国维大体相当　　此外，《科学丛书》第二集中有《中国史要》一书，书中多次出现“科学”字样如在第三编近古史的第十章论明代文化时，列有“文艺科学”一项，其中，“科学”的具体内容为：“本草一学，至明颇进步，李时珍费三十余年之力而编本草纲目，又天文地理历法炮术等，自明末清初基督教宣讲师之力大改其面目”第四编近世史中论清初文化，单独列“科学”项，“史学及地理学上之良著，有御批通鉴辑览、明史二十四史剳记、大清一统记、十八省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又梅文鼎，以数学、历法称，斟酌西洋之法，著历算全书，颇行于世”23)书中的“科学”应作专门之学解，作为编者的樊炳清不应不知由是，以王国维、樊炳清、沈纺为主体的东文学社的学人群体应该接受的是从日本而来的“科学”概念这个“科学”虽然是分科的，但须是有系统的学术体系。

　　据理推测，单就樊炳清的本意而言，并没有把“科学”与教科等同，他称编译的教科用书为“科学丛书”，或许由于他认为这些日本教科书都符合“科学”标准，称之为“科学”没有不妥不过，混乱可能即由此产生由于樊炳清没有对“科学”有所解释，而大多读者尚不知道“科学”究竟为何物，以他们所看到的教科书即认定是“科学书”在所难免《科学丛书》的篇首曾登载过一篇官府告示，上面说，“上年四月间办设教育世界报专讲求教育之事，聘请翻译精译东书东报，并译各种教科书为科学丛书及日本史”，已陆续印行24)告示中明确把《科学丛书》称之为“各种教科书”，无异于强化了“科学”与教科对等的认识　　樊炳清将“科学”与教科直接对应或属偶然之举，但东文学社以及日本教科书的编译发行，且“销行甚畅”，以致“不肖商贾往往任意翻印更换名目”(25)，说明了甲午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将“科学”理解为“教科”其实，在此之前京师同文馆已率先增设东文社，梁启超也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首译之书也包括“功课”书26)樊炳清编译《科学丛书》不过是以上众多行为中的一种，而真正导致日本“科学”与中国教育紧密结合的应是清政府实施的教育改革　　二、从“分科之学”到教科之“科学”的过渡　　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与教育直接相关的举措有二：一是废科举兴学堂，一是派遣留学生出国。

实藤惠秀认为清末留日教育有两大特征：一为教授的内容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为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27)李喜所进而分析留日学生的特点有四：第一，学习科目广泛，几乎包括所有的学科；第二，学习社会科学与文学的占绝大多数；第三，由于受新政政策影响，法政、军事成了当时热门的学科；第四，留日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许多学生只想尽快取得证书，回国求职，“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28)因此，基本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受到学识程度的限制，留日学生能够回馈故国的知识集中在普通学科与浅近的法政学两方面　　赴日留学后，留学生最大的感触是中国普通学缺乏东新译社认为，“我国学界之幼稚其原因虽不一，然不知普通学为病根之根”，于是欲将日本富山房之《普通学全书》翻译出版，“以供我国普通学教科书之用”29)“普通学”是一个在晚清频繁出现，却颇令人费解的词汇，简单地说，“普通学”有时也被称为“普通科学”，狭义上专指从中学开始教授的基础学科，如译书汇编社专门翻译出版的中学教科书30)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