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与疏导：全面二孩时代下职业女性生育心态研究.docx

    焦虑与疏导“全面二孩”时代下职业女性生育心态研究    张远航 范和生摘 要： 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但是也同时引发了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通过构建生育心态概念，深刻阐释全面二胎时代女性生育焦虑及其表现形式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女性生育心态经历了由顺从、压抑、理性到焦虑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在传统观念、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女性生育焦虑现象凸显女性生育焦虑源于自我主体迷失、自我实现受挫、自我认同危机的互构疏导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应以完善女性生育制度支持體系、探索生育焦虑多维疏解路径、营造职业女性心理关怀氛围、增强职业女性自我减压能力为路径，从而有效化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心态Key：职业女性;生育心态;焦虑;疏导;全面二孩：C913.68   文献标志码：A   ：1674-7356（2019）-04-0083-07一、相关文献回顾2015年12月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将第一款修改为：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1]。

由此，我国结束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步入“全面二孩”时代由于生育问题关乎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生育政策的调整又寄托着政府和相关专家的某种期待， “全面二孩”政策一经推行就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很大关注诸如《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期刊开始刊发探讨“全面二孩”政策的相关文章同时在社交媒体上，网民疯狂地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接力传播和分享相关机构和学界开始针对二胎政策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南开大学原新教授预测，在“十三五”期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最多时会达到300—400万人[2]王金营、戈艳霞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指出十三五期间将累计多出生近2 100万人[3]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两年多以来，新生人口数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政府部门及学术界预期仍存在差距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升至1 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 723万与此同时，网络媒体中探讨全面二胎放开后职业女性心理焦虑问题的话题热度不断提高从相关的新闻报道来看，政策放开后，因二孩问题到心理门诊求助的案例明显增加[4]而“湘潭产妇” “榆林产妇”等事件在引发社会大众关注和探讨的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

笔者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开始较早且集中于探讨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Clark （2000） 在研究中提出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工作和家庭是两个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边界界定，人们是工作和家庭的边界跨越者，范围和边界的不同特征会导致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变化，有可能彼此影响[5]国外针对女性的社会支持政策主要是通过社会支持政策降低家庭和母亲的子女照料成本，从而降低女性“生育代价”，促进性别平等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笔者将相关研究归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分析“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生育困境的原因，张霞、茹雪（2016）通过研究指出，生育尤其是二次生育会给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同时会造成职业女性现时幸福损耗的增加和未来预期收益的降低，从而引发职业女性生育困境的出现其二是深入探讨“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6]王毅平（2016）在研究中指出，符合政策的育龄产妇多为35—40岁之间的高龄产妇，选择生育可能会对自身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7]学者张韵（2016）认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划分为直接、间接和根本影响。

概而言之，生育可能会导致女性身心健康受限、产后职业资本减少、职业动机弱化，在此基础她进一步强调“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育龄阶段女性职业发展有不同层次的影响[8]学者赵梦晗（2016）在研究中指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公共政策中缺乏性别平等理念的状况日益凸显，造成劳动就业市场存在着对女性的隐形歧视[9]其三是提出化解当前生育困境的应对之策郭未（2017）通过建构框架分析“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在对象和内容上的“自我”困境，并指出“全面二孩”时代政府应从母婴保健、学前教育、妇女权益保障等具体政策维度消除生育困境，从而为在“生”与“不生”之间犹豫的人们打开生育机会窗口[10]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将相关研究的优缺点概括如下：第一，相关研究充分吸收借鉴了国外研究的优秀成果，但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研究较少;第二，现有文献采用多种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但缺少跨学科研究内容;第三，相关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及定性研究的方法为我国当前生育现状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但由于缺乏对女性生育主体心理层面的关注，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第四，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职业女性群体的影响。

二、生育心态的概念内涵与历史演变在现代化进程中，职业女性的生育心态在家庭生育活动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要想有效地了解当前生育困境，就必须研究和把握职业女性的生育心态基于上述情况，笔者拟通过对生育心态概念的界定及其发展演变的回溯，探析当前社会职业女性焦虑生育心态的内在动因一）生育心态概念的界定既有研究为阐释生育行为建构了一些概念，如生育动机，指的是人们生育子女的基本原因或初始想法[11];生育意愿，即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生育观念，即人们对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12]笔者发现，以上概念在阐释当前生育困境方面解释力有欠缺不论是生育意愿、生育观念及生育动机等概念均未考虑现实的生育环境，与实际的生育行为之间关联性较弱;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文化中，生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过以上概念进行研究难免产生认知偏差因而笔者尝试通过构建生育心态概念建立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阐释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心态这一名词多在大众媒体上广泛出现，但直至现在，学界仍未将其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或范畴吸纳并使用在本文中，生育心态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多数或一定数量的生育者在进行生育行为决策时所持有的较为普遍的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

在“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抉择—生育计划—生育行为”的整个生育环节中，生育心态介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潜在地影响着家庭生育活动的整个过程相对来说，生育心态较难进行精确的测量，但研究者可以通过整个社会的有关生育的热点事件、舆论、社会情绪以及看法、意见等对生育心态进行有效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现象，生育心态表现的不是某个生育者个体进行生育决策即时的心理，而是某些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在面临生育决策时普遍的心理状态生育心态作为一个社会心理现象，不仅与生育者个体密不可分，并且与中国现实的生育环境相互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生育心态实质上反映了生育者与生育环境相互建构所形成的宏观的心理状态因而在对生育心态的形成和变化进行研究时应综合主体自身、生育文化传统、现实生育环境等因素进行考量生育心态通过群体认同、情绪感染等机制，对生育者的生育行为产生潜在的、情绪性的影响，从而对生育者实际的生育行为产生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从长时段来看，生育心态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整个变化过程中，各个时期前后相连，循环发展，较为积极的生育心态会推动生育决策的形成，促进生育行为的产生;而偏向消极的生育心态则会抑制生育者的生育行为。

同时，生育心态不像个体情绪体验变换迅速，也不像意识形态变化较为缓慢，其一旦形成在短时段内具有很强的抗变性和稳定性，致使生育者在应对生育政策调整、社会文化快速变迁等状况时出现滞后二）女性生育心态的历史演变作为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宏观的心理状态，从长时段来看，生育心态会受到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为阐明生育心态的演化过程，笔者以社会变迁和生育政策调整作为坐标基点，简要将女性生育心态的变化划分为几个阶段进行深入描述，并在生育心态演化过程中找准当前阶段女性生育焦虑心态的特点及其表现1. 顺从：传统社会女性生育心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生育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劳动、家族延续、养老保障古代统治者多倾向于制定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提倡早婚早育在统治者看来，生育问题决定国家的兴衰，国家有责任敦促国民成家立业，完婚生子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出一整套落脚于“利后嗣”的伦理礼仪体系在社会等级秩序森严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女性作为附属品被隔绝于男权社会之外，个体行为受到严格限制，本能受到压抑，女性更多地承担着重要的生育义务。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多子多福” “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女性妥协于传统生育文化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因而在进行生育抉择时，传统女性更多呈现出顺从的心理状态2. 压抑：计划生育初期女性生育心态建国初期， “人定胜天”的政治理念辅以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人口增长长期处于自发、无计划的状态，导致20世纪70年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快增长的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可否认的是，人具有生物属性，长期以来生理需求与生育文化相结合，使得生育成为女性的一种基本需要，而代表着制度规范的相关部门却极力推行抑制女性生育需求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如小品《超生游击队》在戏谑幽默的表演中所呈现出的现实境况：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当个体的生育需要与生育政策发生冲突时，女性倾向于运用灵活但不合规的手段应对在这一互动和博弈的过程中，面对生育政策的壁垒，女性呈现出压抑的生育心态3. 理性：改革开放初期女性生育心态改革开放后，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和西方性别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长时期坚持的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由传统的“多子多福”逐渐过渡为“少生优生优育”。

而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大环境下，女性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经济自主权的获得使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原本稳定传统家庭内部规范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话语权逐步提升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更多地从自身现实条件出发考虑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在此阶段，女性在进行生育行为的选择时更多呈现出理性的生育心态4. 焦虑： “全面二孩”时代女性生育心态步入21世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引发了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关注学界以人口生育率为主题展开了多式多样的探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过低，令人担忧在专家学者的助推下，国家开始推行“全面放开二孩”的相关生育政策二孩”闸门的放开给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选择引发了一系列的困惑政策实施后，大众媒体乃至私人聚会中随处可以见到或听到以“二胎生育”话题为核心的种种探讨，善于捕捉顾客心理的商家借势围绕生育话题进行营销活动周遭鼓励生育的舆论环境，对于因等诸多原因不想再生的职业女性来说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对于有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来说，面对生儿育女的人生大事，不得不仔细思量选择生育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而生育存在风险的职业女性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

过度的焦虑使职业女性难以积极的心态面向未来，进而产生预设悲观情绪，导致职业女性在社会交往中缺乏自信，产生自卑心理;在行为决策上犹豫不决，没有勇气选择和追求三、职业女性生育焦虑生成机理自我概念意在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自我需要载体来使之具体呈现，我们依赖于各种习惯或者物质实体作为过渡性客体与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