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解读.doc

《文心雕龙·体性》解读 　　 内容摘要：《文心雕龙?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与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刘勰在该篇中既指出体由性定，认为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又首创性地提出文章风格分类的“八体”理论，肯定典雅和远奥，贬抑新奇和轻靡该篇不仅倡导了一种为情造文的创作观念，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文章风格的生成原理，而且对作家文风的整体把握和多样化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后世风格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勰 体性 才气学习 八体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卓越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中第二十七《体性》篇“是我国最早论述风格问题的专著”[1]，而得到诸多龙学前辈们的关注和研思《体性》篇的“体”与“性”是并列结构，“体”指文章体貌，即外在风格;“性”指作家内在情性、个性因此，《体性》是研究作家情性及其文章风格之间关系的专篇 　　一 　　 刘勰在篇章开头指出了体与性的关系是体由性定：“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2]在他看来，文章的创作源于作家情感意识的激荡和理智活动的开展，作家的思想感情（情和理）与作品的文辞内容（言和文）之间存在着一个由隐至显、从内向外的动态的表达过程，“情”和“理”是“隐”的、“内”的，“言”和“文”是“显”的、“外”的。

因此，文章外在风格是作家内在情性的体现和反映，通过文章就可以认识作家的思想感情《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3]所言意亦如此应该注意的是，并非一切文章的“体”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的“性”，也不是所有作家的“性”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体”，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即“情动”、“理发”只有“情动”、“理发”之时形成的言和文，才能反映出作家的本真情性显然，刘勰反对齐梁时代所流行的“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认为这种文风雕章琢句，矫揉造作，虚假伪饰，为文造情者是“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情采》）;主张“为情而造文”，认为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才能言之有物，作品内容才能充实，形式才能优美《情采》篇又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刘勰在这里又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写作的根本要义：只有作为文章经线的情理确定了，作为文章纬线的文辞才能畅达 　　 那么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怎样在审美创造中发挥自身情性，使文章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呢？刘勰指出，这与才、气、学、习之主观因素有关：“然才有庸?y，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5]“才”指才能、才华，有平庸卓越之分;“气”指气质、气度，有刚健柔婉之分;“学”指学养、学识，即所受教育，有浅薄渊博之分;“习”指习染、习性，即所处环境，有雅正浮靡之分刘勰把这四者二元化为先天和后天两个层次，才和气属于作家先天的禀赋，学和习属于作家后天的锤炼文辞理致的平庸卓越，风力意趣的刚健柔婉，取决于先天禀赋之才与气的庸俊和刚柔;叙事义理的浅薄渊博，体格法式的雅正浮靡，有赖于后天锤炼之学与习的浅深和雅郑，是谓“故辞理庸?y，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6]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篇中阐述过才、气、学、习四者的关系：“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因性以练才”（《体性》），“酌理以富才”（《神思》），“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虽然才力是基础，但得以呈现还需借助气的发挥，可见“气”是根本，同时又可以根据情性来锻炼文才，可以斟酌事理来丰富才学，还可以通过博览来提高才力，强调了后天培养的重要作用于是，刘勰又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环其中，则辐辏相成[7]以砍树、染丝、彩绘和制轮四个比喻来强调学习要在开头时慎重，告诫最初习作应该模仿正确的风格 　　 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共同作用，才使作家的个性千差万别，文章因此“其异如面”，呈现出云谲波诡之貌，文学园地才呈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景观 　　二 　　 由于各人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的差异，其创作出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迥然不同，刘勰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风格，简称“八体”，按照“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分为四组，并一一剖析了其风格特点：“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元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8] 　　 关于八体，黄侃先生在其读书笔记中写到：“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

又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下文云：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然此处文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举畛封，本无轩轾也[9]他认为，刘勰看待八体“了无轻重之见”，它们“本无轩轾”，其中并无褒贬之分对此，相当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范文澜指出：“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10]周振甫认为：“就八体看，刘勰对新奇轻靡两体是有不满的这从他贬斥当时新奇轻靡的文风中可以看到[11]张文勋、杜东枝的看法是，刘勰对八体有褒有贬：“譬如对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就比较肯定和赞扬，……而对‘摈古竞今，危侧趣诡’的‘新奇’，‘浮文弱植，缥缈附俗’的‘轻靡’，则颇有微词[12]冯春田更是坚定无疑地说：“刘勰对‘八体’中的‘新奇’、‘轻靡’二体，显然是持否定或贬抑态度的，这一点无可置疑[13] 　　 刘勰谓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特点是取法经典，依傍儒家立论;谓远奥是“馥采典文”，“经理元宗”，特点是辞采丰富，文义深远，按照道家立论刘勰将典雅、远奥二体放在八体之首，特别强调这两种风格分别受儒、道两家的文化滋养，居于其后的六体是未谈学理渊源的。

八体之中居于末位的新奇和轻靡二体，一个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就是绝弃古制，追求新体，走着危险的怪异的路子;一个是“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就是文辞浮靡乏力，内容虚浮庸俗刘勰在论述首两体和末两体特点时，遣词造句确实存有褒贬之态，由此能够看出他对文章风格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 　　 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就能发现刘勰在其他篇目中也流露出了对风格类型的褒贬典雅和远奥二体被充分地加以褒赞，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诠赋》）;“张衡《应间》，密而兼雅”（《杂文》）;“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原道》）;“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徵圣》）至于新奇和轻靡二体，其他篇目亦有论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这里的“竞今疏古”、“采滥忽真”、“离本弥甚”，正是“摈古竞今”的新奇风格和“缥缈附俗”的轻靡风格的具体表现，贬抑之意清晰可见。

　　 肯定典雅、远奥二体，既体现了刘勰贯通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崇儒思想，也凸显出他本人在玄学影响下文章风格的独特性贬抑新奇、轻靡二体则是为了抨击齐梁之际泛滥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风 　　三 　　 刘勰划分了八体，其中既有褒赞的，也有贬抑的，各种风格都“苑囿其中”他在后文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这十二家的风格，他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制?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m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14] 　　 贾谊才气卓越，所以文章用辞洁净，风格清新;司马相如骄傲夸诞，所以文章文理浮侈，文辞夸饰;扬雄性情沉静，所以文章寓意隐晦，意味深长;刘向平易近人，所以文章志趣明白，广引事例;班固文雅深细，所以文章体裁绵密，思想细致;张衡广博通达，所以文章思虑周详，文藻详密;王粲急躁好胜，所以文章锋芒毕露，才思勇决;刘桢性情褊急，所以文章语言壮丽，情思惊人;阮籍豁达不羁，所以文章音节飘逸，格调深远;嵇康英俊豪侠，所以文章旨趣高超，辞采激烈;潘岳轻浮敏慧，所以文章锋芒突出，音韵流畅;陆机矜持庄重，所以文章情思丰富，文采含蓄。

通观十二位作家的文风不难发现，每一家都各具特点，它并不与刘勰所论“八体”完全吻合可见，“八体”并不能涵盖所有文章的风格，它说明《文心雕龙》“八体”说只是归纳了作品风格的基本类型，“八体”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生成丰富多样的其他风格类型因此，在刘勰看来，真正成功的作家是“八体屡迁”――善于吸取各种风格之长，形成自己独具的创作风格，表现为八种风格的混合型，而不是单一地追求一体比如，东晋文学大家陶渊明既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闲适自得的诗句，又能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金刚怒目的诗句又如，诗圣杜甫写风花的诗风格绮丽，写战乱的诗风格沉郁;诗佛王维既有清新淡远的山水田园诗，也有豪气高亢的军旅边塞诗再如，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也写过“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香径得泥归，都把琴书污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如此柔婉之词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文章中展现出相异的风格，这仅靠作家个性无法解释得清楚因为文章风格的形成，除了作家内在情性这个主观因素外，还受体裁、时代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定势》篇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15]“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16]它说明文章风格受到文体的制约《时序》篇云：“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17]“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18]它说明文章风格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但是，文体、时代只能大体制约文章风格的基本趋向，不同作家由于内在情性相殊，即便是处于同一时代，采用同样的文体，其文风也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 　　 刘勰在评论上述十二位作家时，运用的是同一句式，先述作家情性，再辨其文风，中间以表示因果的“故”字相连，构成了“情性+故+风格”的句式结构，因为有这样的情性，才体现这样的文风，一言以蔽之：“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在刘勰之后得到普遍的认同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云：“白居易赋性旷远，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19]元代范德机《木天禁语?气象》云：“性情褊隘者，其词躁;宽裕者，其词平;端靖者，其词雅;疏旷者，其词逸;雄伟者，其词壮;蕴藉者，其词婉涵养情性，发于气，形于言，此诗之本源也[20]明代李贽《读律肤说》云：“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