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悦士风与晚明小品.doc

禅悦士风与晚明小品罗筠筠[北京]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123-130 页【作者简介】罗筠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士大夫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失去了幻想与希望，从而日益走向对内心世界的反省与逃避，不少人隐居山林，过着不问世事、醉生梦死的生活；同时为了寻求精神的安慰与解脱，纷纷学佛、修道，其中大多表现为对禅宗的热衷，不少士大夫把参禅问道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如此禅悦之风盛行一时如《五杂俎》卷八中所言：“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矣陈宏绪更直接地点明学仙谭禅是仕途不得意的士大夫的生活内容之一：“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寒夜录》）这与禅宗在当时的发展关系很大明中叶之后，由于传统儒家程朱理学已经无法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思想解放意识的出现，许多士大夫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儒家修行，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所谓“狂禅派”随着东林派对于王学末流的修正运动，佛教方面也出现了云栖、紫柏、憨山、藕益四大高僧的对“狂禅”的修正。

此外，世宗皇帝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明中、晚期也有很大发展，故佛门与士大夫中皆出现了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主张佛门中以紫柏、憨山大师为代表紫柏有言“且性宗一味虚豁灵澈，尘劳中人稍挹波澜，怀抱便觉超放，即如读《庄子》一般，令人心魂游扬浊世之表，于此虚豁快活处受用了”（注：《柴柏尊者全集》卷七《示门人》憨山著有讨论儒学的《大学决疑》，研究道学的《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和《三教图解》等文章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这些变化对士大夫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士人与四大高僧过从甚密，尤其是紫柏、憨山两位性格豪爽、思想开放的得道高僧，受到上至慈圣皇太后及京城高官，下至一般缙绅的礼遇与推重沈德符在《敝帚轩剩语》中说：“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紫柏名真可，字达观，相貌堂堂，心慈面冷，心怀恨不得一下子教天下人皆成佛的热情他的世俗弟子有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和在翰林院任职的袁宗道、黄辉、陶望龄、焦竑等人；袁宗道这位翰林学士不时在翰林院中与同仁探讨禅学李贽、汤显祖、宏道、中道兄弟、董其昌等人也都与紫柏有密切交往，当汤显祖闻知紫柏死于狱中时，痛哭而诗；袁宏道曾当仁不让地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惟禅宗一事，不敢多让。

当今勍敌，惟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注：袁宏道《张幼于》而上述诸人也都是晚明小品名家，由于擅长参禅，他们写出了许多具有禅宗艺境的小品此外，汤宾伊、陈继儒、陆树声、虞淳熙、曹学佺、钟惺、谭元春、邹迪光、冯梦龙、王思任等人也都是深受禅宗影响的小品名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专门撰写过这方面的著述，如陆树声的《禅林余藻》，袁宏道的《宗镜摄录》、《西方合论》、《檀经删》，袁中道的《禅宗正统》，陶望龄的《宗镜广删》，王肯堂的《参禅要诀》，曹学佺的《蜀中高僧记》，钟惺的《楞严如说》，萧士伟的《起信论解》等晚明禅风之所以如此盛行，是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及士大夫心态的转变紧密相联的，换句话说，禅宗中许多东西与士大夫的文化心态达到了某种契合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禅宗的本质是通过自省，明心见性，也就是使人挣脱现实的桎梏，从有限走向无限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禅释出那适当而自然地藏在每个人内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机会的。

注：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台湾志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 页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参禅打开精神的天窗，正好适应了当时不少寻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在参禅问道中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现世的忧虑烦恼，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另一方面，参禅的目的是达到大彻大悟，而所谓“悟”，是不同于一般的感觉认识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法，或者说是与通过普通的感知得到知识不同的一种领悟人生、宇宙真谛的方式它具有直觉性与非理性的特点，而这一点同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心理过程有某种共同之处从唐代禅宗开始盛行时起，就有一些诗人、画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季羡林先生说：“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系起来最著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那许多著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他这种以禅说诗的理论，对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注：参见《禅与中国园林》中季羡林《代序》，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4 年版，第 3 页晚明时代重要的小品文作家大多也是诗、画、书法艺术方面的高手，热衷于参禅对于他们的艺术修养与创作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出禅悦风气对于晚明小品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一、明心见性　自觉自解求佛、参禅、问道本来是一种宗教行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并不是佛教徒的人往往因为生活与精神上的某种原因，通过这种活动来寻求心灵安慰，晚明士大夫中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另方面，由于禅宗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晚明也有一些士大夫把参禅、问道当作一种时髦的高雅行为因而对于晚明士大夫而言，沉溺于禅学主要出于几种原因：一是确实对禅境心驰神往，对佛教、尤其是禅宗有一定研究；二是通过参禅寻求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当然如果“悟”到了，也可以获得真正的超脱；三是通过朋友、同道之间当面或书信间的禅道交流，加强彼此心灵上的沟通，也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清高当然，不少人是三者兼而有之如前所述，晚明不少小品文作家都写过专门的关于佛教或禅学的著作、文章，这表明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不仅他们在一些观点得到了共识，且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袁氏三兄弟都是对禅学非常投入且有一定研究的学者袁宗道是三兄弟中官位最高、为官时间最长的，也正因如此他更感到了官场的束缚与羁绊，向往精神上的解脱，虽官为翰林却一心求道，如袁小修的传中所说：“先生官翰院，求道愈切。

时同年汪仪部可受，同馆王公图、萧公云举、吴公用宾，皆有志于养生之学，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师，先生就之问学，共引以顿悟之旨而僧深有为龙潭高足，数以见性之说启先生，乃遍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复谈长生事矣心性之说，亦各有省，互相商矣是年，先生以册封归里仲兄与予皆知问学，先生语以心性之说，亦各有省，互相商证先生精勤之甚，或终夕不寐《石浦先生传》）从中可以看出，伯修不仅自己醉心于“性命”（即禅学）之学，而且影响了两个弟弟袁宗道的《杂说》中记载了许多类似禅宗公案的故事以及王阳明、李贽、赵大洲、罗汝芳、邓豁渠、袁宏道等人学佛习禅的故事，并时常加上自己的理解体会及自己与他人富于禅机的对话如：“或问：‘某某是一流人，为什么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生极不快活？’余曰：‘快活有什么强似苦恼？’又问：‘快活与苦恼受用迥别，如何一样？’余笑曰：‘受用又有什么强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涂！’余曰：‘不糊涂有什么强似糊涂？’其人大笑而止《杂说一》）袁宏道喜爱禅学比起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给自己的女儿起名“禅那”，而其女受父影响自幼喜闻佛法，只可惜不幸早逝（注：袁中道《袁氏三生传》。

在袁小修的传记中多处记载其潜心佛禅而时出新悟的事迹，如：“归未几，伯修下世，先生感念，绝荤血者累年，无复宦情时于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先生偕中道与一二名僧共居焉潜心道妙，闲适之余，时有挥洒，皆从慧业流出，新绮绝伦注：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小修乐禅受其兄影响，对钻研佛学非常用心，他曾在《传心篇序》中写道：“离人心，则道心见矣；道心见，则即人心皆道心矣见道心故谓之悟，即人心皆道心则修也悟到即修到，非有二也圣贤之学，期于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灵至觉，至虚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宝藏焉在其他一些小品中也表现出他的参禅向佛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把它当作一味修身养性、抚慰心灵的良药，其小品《禅门本草补》详细解说了它的效用：慧日禅师作《禅门本草》云：禅味甘，性凉安心脏，祛邪气，辟壅滞，通血脉清神益志，驻颜色，除热恼，如缚发解，其功若神，令人长寿故佛祖以此药疗一切众生病，号大药王，若世明灯，破诸执暗所虑迷乱，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 与其类似的看法很多，如费元禄《晁采馆清课》中说：“春气方和，微雨小黝，胸中作恶，乃行散逍遥，看花问鹤。

己与友生对榻谈素问禅宗，了了数百语，觉体霍然，精神挺动，宿食都除佛言四百四种病，宿食为根本断际禅师以不生贪着为智食，妄生分别为识食，所谓受即是空也夫人之受用，自有剂量，醉酿饱鲜，昏人神志，省啬澹泊，有养寿之理故老氏以俭为宝在这种参透、识破的指导思想下，晚明小品作家写下了许多表达这种观念的小品，如陈继儒：“打透生死关，生来也罢，死来也罢；参破名利场，得了也好，失了也好烦恼之场，何种不有，以法眼照之，奚啻蝎蹈空花注：陈继儒《小窗幽记》看透了生死、名利，自然世间其它一切东西也都是暂时性的了因而人对美色艳声也应该当作身外之物，不过分贪恋，这样才能不伤害性灵陈继儒有这样一段清言小品，正是表达了这种观点：“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则灵性何害注：陈继儒《小窗幽记》从这个角度看，诸如袁宏道、袁中道、费元禄、陈继儒等自诩“悟”到了的人，他们尽管参透了生死、进退、穷达、苦乐，明白声色名利均为身外之暂时之物，却没有摆脱人生苦短，抓住暂时，及时行乐的观念，或者说他们观念上参透了，行动上却跟不上二、即境示人　禅通艺理禅宗强调无需借助语言便灵犀一点、心照不宣。

禅宗的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得意忘言的特点与艺术的确有相通之处从某种角度而言，参禅而得禅境与审美获得意境很相似，或者说，参禅所获得的大彻大悟的禅境，就是一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超以象外”的审美意境因而，晚明时期士大夫中的参禅风，对于他们的艺术与审美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袁中道曾记载了袁中郎与陶望龄等人一同游山玩水、商证禅理从而使他们的诗文创作进入一派新天地的事迹，其中说袁宏道“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先生与石篑诸公商证，日益玄奥先生之资近狂，故以承当胜；石篑之资近狷，故以严密胜两人递相取益，而间发为诗文，俱从云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了不与世匠相似总之发源既异，而其别于人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块观场之见，脱肤见骨，遗迹得神，此其识别也；天生妙姿，不镂而工，不饰而文，如天孙织锦，园客抽丝，此其才别也；上至经史百家，入眼注心，无不冥会，旁及玉简金叠，皆采其菁华，任意驱使，此其学别也；随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适，而毁誉是非，一切不问，怒鬼嗔人，开天辟地，此其胆别也；远性逸情，潇潇洒洒，别有一种异致，若山光水色，可见而不可即，此其趣别也。

有此五者，然后唾雾皆具三昧，岂与逐逐文字者较工拙哉！”（注：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董其昌是晚明首屈一指的大艺术家，他对禅宗研习颇深，陈继儒在为其《容台集》作序时谈到了学禅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往王长公盟艺坛，李本宁与之气谊声调甚合董公方诸生，岳岳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旁人门户？间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读中秘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