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老师论文——真善美.doc

翻译研究中的“真” 、 “善” 、 “美”申连云摘要：我国从古至今的翻译实践可以概括为“求美” 、 “求真”和“求善”三种模式或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在“文”与“质” 、 “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的论争中三种模式或阶段的兴替与一定的政治、美学和文化力量紧密相关我国的翻译研究在跨越了从“求美”到“求真”到“求善”的历程后，变得全面和丰富起来关键词：中国翻译史；“文质之辩” ；“直译意译之争” ；翻译伦理Abstract: The full length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diachronic stages or practical models of “beauty”, “fidelity”, and “goodness”, which were represented in controversies over beautified vs. unadorned translation,literal vs.liberal translation, foreignized vs.domesticated translation. Rise and fall of the three model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aesthe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which were prevelent when the changes took plac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as become comprehensive and enriched as a result of the revolutions.Key words: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 controversy over beautified vs. unadorned translation; the controversy over literal vs. liberal translation;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0. 前言概而言之，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活动不外乎对真善美的追求。

这种追求自然也体现在翻译活动之中；但在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人们对某一方面有所侧重，形成一定的实践模式第一阶段侧重于求美，第二阶段侧重于求真，现阶段人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翻译的善恶问题上诚然，人们对翻译基本问题，如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的讨论是贯穿始终的，但不同阶段论证角度或最后落脚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翻译实践中， “文质之辩”的落脚点是美， “直译意译之争”的落脚点是真， “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则是为了论证善本章从真善美的角度，对翻译研究的这三个阶段做粗略概括和勾勒为了增加这种分期的有效性，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这三个阶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时划分，而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对大规模翻译活动开始以来的我国翻译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作为划分翻译者实践之历史时期的“求美” 、 “求真”或“求善” ，不过是表明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外两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完全不存在实际上三种模式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历史时期，只不过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翻译实践中三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只不过表明在对翻译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进而广之，也表明人们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

其次，我绝没有认为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可以被纳入到一种进步的序列中去；也就是说，并不认为后面模式是对前面模式的完善或超越具体说，求真模式的出现和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求美模式，求善模式也没用取消求真模式的合法性我的兴趣只在于，理解使三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理解导致三者之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尽管如此，这样三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的，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 ，它也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翻译本质（再现、改写） 、标准（忠实、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福祉） 、方法（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争论的实质，以及译者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1. 对“美”的诉求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深厚的审美意味，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断语好像专门针对翻译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似乎无法调和我国历数百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着“文” 、 “质”两派的论争，争论中渗透着中国式的对美的理解和强调但凡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 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1:32]这是被梁启超誉为“译界第一流宗匠”我国东晋著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重“文”主张,强烈的好恶和审美意志跃然纸上在实践中，罗什“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1:60]。

与同时期“质派”道安所谓“尽从实录，不令有游言损字”者，或与维祗难所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者，完全不同但因为文饰以“达旨”为目的或幌子，于是增削剪裁获得合法性翻译的合法性并非原文内在地赋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美学和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取得的体现在诗词歌赋、吟诗作对之中的深厚的重文传统使文饰译法深入人心对于鸠摩罗什“或增或削”的“达旨”译法，胡适觉得痛快：“印度人著书最多繁复，正要有识者痛加删节，方才可读”[1:73]对罗什的恣意剪裁，梁启超非常欣赏，赞他“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地也”[2:17]宋僧赞宁认为他的方法适中：“童寿（即罗什）译《法华》 ，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1:61] ”把重文的说成适中的，由此可见“文”派的翻译占领了市场，成为通行的做法这也符合今人任继愈的观察，他指出：“文质之争”中， “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胜，但实际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的”[2:8]对于罗氏译经方法和言论对于后世文学翻译的巨大影响，梁启超如是说：“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文之不可以已如是也”[1:61]在这里，我国文学翻译的趣味就已完全确立；那就是对超出文本意义和语言形式的“旨” 、 “趣” 、 “神” 、 “味” 、 “雅” 、 “美”等的诉求，在理想中总是向着那神秘的“艺术性”或“最高境界”奋力。

可以说， “求美”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译论的一股强大势力，从“信达雅”到“神似” 、“化境” ，莫不如是 “神似” 、 “化境”作为对译文的单方面要求，强调的自然是译文赏心悦目的美感；就连面面俱到的三字经“信达雅”倡导者严复也只在“雅”字上下功夫瞿秋白说他“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1:267]鲁迅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 ，还讽刺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 ，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274] ” 明确把“美“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先有林语堂，后有许渊冲林语堂谈翻译，开宗明义第一句：“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的艺术 ”因为是艺术，所以应该把“美”作为翻译的一个标准他说：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 须兼顾的，理想的翻 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 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 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 译成 为美术之一种[1:430]除了美的标准之外，他还标举忠实和通顺，但对美的追求是翻译中极具价值和创造性的地方，因而是译者应该最为着力的地方他如是说：这就是翻译中个人自由之地，而个人所 应该极力奋勉之处 。

翻 译所以称为艺术，就是这个意义[1:432]诚然，林语堂把美看作是译者“所应极力奋勉之处” ，但他并没有取消忠实和通顺，而认为他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与严复的三字诀“信达雅”正相比符但正如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一样，林氏对美的崇尚和追求难免导致对真的忽视和遮蔽这一点到许渊冲那里就非常明确了：“为了求美，不妨失真 ”许渊冲谈翻译，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文学翻译即美化的艺术”与林语堂“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的说法简直是同义反复 他把自己提出来的以美为核心价值的“竞赛论” 、“创优论” 、 “三美论” 、 “三之论”等封为“新世纪的新译论” ；殊不知，求美早在一千多年前佛经翻译之初就已深入人心当然，许的新意也是不能抹杀的首先，此前的“神似论” 、 “化境说”等带有一层朦胧和神秘氛围，而到他这里，对美的追求就直白化、具体化和程序化了翻译的美化具体落实到译文的“音美” 、 “意美”和“形美”上而且美化的效果是很容易检验的，检验的标准就是看读者是“知之” 、 “好之”还是“乐之” ；“‘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读者对翻译的最高评价，是翻译王国的桂冠”[3]其次，前人追求译文美，因为美被认为是原文固有的，而许氏的美则是与原文无关的译语的“优势” 。

他如是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4] ”最后，前人把求美当成是实现译文忠实的手段或途径，许氏的“美”则具有独立价值时过境迁，如果说对“美”的奋力到林语堂这里已成强弩之末的话，那么到许渊冲的年代，对“美”的论证和发挥已是十分不合时宜不过，也还有极少的几个附和者，让许氏看到 21 世纪“新译论”希望的之所在的一个“新人”是这样对他说的：‘竞赛论’ 的贡献在于它突破了翻译‘以信为本’ 的传统观念, 标举译者的创新意识同时,‘优势竞赛论’也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客观规律, 与西方 语言相比, 汉语文学语言的确有优势, 它可以美化和弥补原作的不足, 有的外国作品语言并不精彩, 但译成汉语却很感人, 这显 然是汉语帮了它的忙相反, 中国文学作品译 成西文却往往苍白无力, 所以需要翻译者发挥创造, 妙笔生花我赞同您所创导的‘ 求美’ 的译风, 因为‘求真’、 ‘求信’ 只是一种理想, 译者不可能作到 ‘神似’ 与‘化境’的局限也正在于此 ‘优势竞赛论’ 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对文学翻译的发展有导向意义, 所以我说它有‘超前意识’ 。

‘竞赛论’ 统帅全局,有竞赛 才有翻译的艺术 艺术是自然的美化, 翻译是原作的美化[4] 作为对许的附和和支持，这段文字存在诸多漏洞和错误首先，把“求真” 、 “求信”看成译者做不到的理想，与许氏“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的观点相左其次，把“求美”看成是对“求信”的解构或“突破” ，这是对当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胡乱附会，没有弄懂解构主义解构自我中心、关怀人类命运的命意最后，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文学语言的确有优势”这一断语不是许氏的本意，也没有得到论证；事实上，从 20 世纪中期人类学从进化论向解释论转变以来，人们一般持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把这样一种观点杂糅、逻辑混乱、大话连篇、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言论作为对自己“新译论”的支持，足可见许氏“求美”理论的可悲和孤立无援了2. 对“真”的执着翻译中的失真和保真问题，也即“忠实” 、 “正确”或“信”的问题，肯定是各个时期的永恒话题；但只有在这一阶段，人们才把它看成至关要紧的问题，给与热切争论在这场直译与意译、 “正译”与“歪译” 、 “硬译”与“顺译”的交锋中，是否不折不扣保留原著的真实面貌，始终是谈论的焦点直译意译之争，从我的观点来看，并不是对前一阶段 “文质之辩”的延续，就像第三阶段“归化” 、 “异化”的讨论不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一样，而有根本性质不同。

求真是对前一阶段求美的“不满”和“纠正” 鲁迅对自己和周作人重译林纾翻译过的域外小说的缘由说得明白：“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1:260] ”他们用“朴讷”的文字“审慎”直译，为的是纠正古雅的林译中的诸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