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理论的教育行政学源头：以博比特为中心.docx

1问题的提出今天的美国教育学界有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教授于1918年出版的《课程》（The　Curriculum）一书标志着现代课程理论的诞生［1］中国学者对此也基本持认同态度［2］这一共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讨论博比特的文献都出自课程领域的学者之手，人们也主要是从课程理论、课程史的角度来理解博比特然而，真实的历史和目前的这一认识尚有一定的偏差事实上，博比特自1909年入职芝加哥大学，到1941年退休，终其一生都是一名“教育行政学”（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的教员尽管《课程》一书为博比特在课程理论领域赢得了永久性的声誉，但在这本专著出版前后，博比特事实上撰写了《普遍的组织与管理》（Gener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1916）《在海湾学校测定教育效率的计划》（The Plan of Measuring Educational Efficiency in Bay School，1918）等大量教育行政学方面的论文更重要的是，博比特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博比特教育行政学论著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课程理论是在一种怎样的理论背景中萌芽生长的。

以我管见所及，美国的卡拉汉（Raymond E．Callahan）、日本的河野和清［3］、中国的陈平如等学者均已经评述过博比特在教育行政学领域的研究但这几位学者都来自教育行政学领域，只是在梳理美国教育行政学演进的过程中谈及了博比特，卡拉汉尤其将博比特在教育行政学和课程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截然的区分，却未能进行对比性的阐发，由此为本研究留出了很大的空间本文力图梳理博比特的教育行政学理论，并和他的课程理论进行对比研究，还原出博比特由一个教育行政学学者跨入课程研究的过程，进而揭示现代课程理论在萌芽期的理论背景正如后文将会阐述的那样，这个过程形塑了早期课程理论的诸多重要特征，并且对今天的课程领域依旧发挥着深刻影响，其意义不容小视2博比特的教育行政学理念如陈如平所言，“美国教育管理的实践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将教育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试图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4］这是一个美国各方面蓬勃发展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使教育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乡村中常见的一位老师、一间教室即“一所学校”的状况，已经不能应对城市中激增的儿童人数了学校开始分设不同的班级、年级，聘用多位教师，并且衍生出脱离于一线教学的校长等管理职务［5］。

面对庞大的学校体量，如何实现高效的统筹管理，就成了教育行政上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也取得了瞩目成就科学管理学之父”泰勒（Frederick Taylor）于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较早将工商业的管理方法理论化，由此诞生了早期的科学管理原理，其核心即两点：标准化和效率化科学管理原理对当时的教育实践者们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管理也将不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将依赖于一种科学化、标准化的理论指导美国大学中教育管理学课程的设置就反应了这一趋势初创于1899年的这一课程，一开始多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城市督学，然而自1904年以后，教育管理学就从“一种成功实践者的通识类课程，转向了一种更需要科学组织与专业化的授课”［6］，其特征之一就是统计方法的普遍应用，从而使得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才能胜任该学科的教学，这极大地凸显了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博比特正是在这之后不久进入这一领域的1876年，博比特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博比特有过在乡村中学执教的经验1902年，博比特被派往菲律宾师范学校，指导当地的英语教学和教科书编纂工作。

1907年回国后，博比特进入克拉克大学，并于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受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贾德（Judd）之邀，前往该校任职博比特的博士论文即是统计菲律宾儿童的成长数据，能受到贾德的青睐，和前述教育行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密切相关的［7］入职芝加哥大学后，博比特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研究1911年，他发表的论文《乡村联合学校的高效性》（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solidated Rural School）属于这方面最早的成果这篇论文讨论当时美国乡间合并学校的问题博比特利用统计资料证明，合并后的学校有更高的出勤率和学生学业水平如果说这篇文章着眼于学生一方来讨论学校的效率问题，那么，发表于1915年的《高中成本》（High-School　Costs）则着眼于教师一方探讨效率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博比特提出，为了讲授相同内容，不同学校在学生身上花去的时间是可以精确统计的，那些花费时长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学校存在效率问题不难看出，提升学校效率是这一时期博比特教育行政研究的核心所在博比特对教育行政学的理论思考则集中体现于他于1913年发表的《适用于城市学校系统诸多问题的一些管理学普遍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Applied to the Problems of City-School Systems）一文。

这篇长文刊载于美国教育研究会的第十二期年报，可谓博比特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在该文开头，博比特就明确提出，科学管理原理应当也适用于教育行政管理之中，因为“管理、指导、监督的工作，是任何协作劳动都需要的职能”，而“在任何一个组织之中，指导者和监督者都必须明确地界定出这个组织要努力达成的目标”［8］在文章中，博比特给出了七项最为关键的管理原理：1. 一定要为产品设定明确的质和量上的标准；2. 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每一个步骤都要设定质和量上的标准；3. 找到在现有条件下最高效的顺序，并且确保这种顺序为劳动者所贯彻；4. 要为劳动者设定标准；5. 在工作之前，务必训练劳动者，使之达到设定的标准；6. 劳动者自身也要确保自己合符标准；7. 要随时给劳动者提供详尽的工作指导，告知其达标任务，并指明工作方法［9］博比特强调教育是一种“协作劳动”，这七项原理的框架也确实将一线教师、学校校长乃至城市督学都涵盖进来了例如，第一项原理是对标准的制定随着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标准划定出来，督学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哪位教师未能达标，其自然也就成为了督学和校长要重点协助的对象［10］当然，在这种协作劳动中，行政管理者仍是居于上位，或者主要起指导作用的。

例如，在第三项原理中，博比特就强调“找到最合适的教学方法，这一工作主要要由监督者来完成找到最好的教学方法，这个担子对普通教师而言，未免太重又太过复杂了”［11］对普通教师而言，只要能够忠实而高效地达成设定好的教育标准就足够了从这里不难窥见，对博比特而言，教育行政管理的核心精神就是制定明确的标准，并通过对这种标准的执行，达成高效的教育活动此外，由一批专门的管理者来监督、管理执行者的理念也体现得格外清晰根据德伍尔夫（DeWulf）的研究，博比特从1910年起即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教育行政学”课程，主要讲授“城乡学校系统的组织、职能、机构和普遍的管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门课从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未来的教育长官、校长、督学和商业管理者”［12］，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日后博比特从事的大量实地调研中，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提供协作的督学和校长们的身影层出不穷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博比特的教育行政学从一开始就和教育行政中的管理层走得更近3从教育行政学向课程研究的转换那么，博比特是如何从一位教育管理学学者转为一位课程理论学者的？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也是本文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教育行政学的发展带动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那就是大量的教育学教授开始深入一线，进行各种类型的学校调查工作，博比特也不例外。

他发表于1912年的《消灭教育中的浪费》（The Elimination of Waste in Education）就是他基于对当时热门的葛雷学校（Gary School）的考察而写下的一篇论文葛雷是印第安纳州一个随着美国钢铁公司（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城市人口随着工业发展而激增，但是学校预算却并没有相应上升，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学校设施更显得紧张于是，学校采纳了“科学管理的第一原理，即在可能的时间内利用一切设施”［13］由此，一个学校的学生被分为了两大部分，当一个部分的学生在教室内接受常规（regular）的算术、历史、地理、语言等学习时，另一部分的学生则到操场、花园、地下室、工坊、实验室等其他学校设施内开展自然、体育、绘画、音乐和游戏等特殊（special）科目的学习两部分学生轮流调换，从而在校园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容纳了原有学生人数的两倍在很大程度上，葛雷学校让博比特心生赞叹，因为葛雷学校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科学管理原理的精髓，完成了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但葛雷学校两部制的设计，给整个学校的教学工作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绝不仅仅只是将校园设施利用起来了而已。

首先，历来被视为低一等的“特殊”科目，即自然、体育、绘画、音乐和游戏等科目，开始取得了和算术、历史、地理、语言等“常规”科目同等的价值孩子们一半的时间投入常规科目，而一半的时间投入特殊科目”［14］，更为重要的是，当一半孩子在室内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时，另一半的孩子正在室外从事实践性更强的学习这势必迫使师生们开始意识到，两者都是学习，相互之间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否则这套学校管理是难以为继的这种改变明显动摇了学术中心课程长期以来的稳固地位其次，这种变革同时也推动了师资培养上的变革因为当行政管理推崇分工协作和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时，葛雷学校势必也会要求那些“特殊”科目的教师走向专业化博比特已经认识到，这些特殊科目需要教师具备一些“特殊的人格魅力、特殊的思想态度、对学生需求的特殊理解和对学生个体和集体的引导能力”［15］，很可能未必是那些讲授常规课程的教师所能胜任的博比特明确谈道：“如果将这些科目委任给常规的老师，这些内容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到课程（curriculum）之中［16］博比特在这里明确触及了“课程”这个词，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课程的变革和教师的变革是不可分割的其三，当他以杜绝一切浪费的眼光来看待学校的周末时，他其实是在改组学生的课程。

博比特认为当校舍在周末处于关闭状态时，其实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葛雷学校在周末为一些差生进行了有科目针对性的补习葛雷学校甚至允许在某些学科比较弱的学生，专门规划出一般同学两倍的时间专攻自己的薄弱学科，周末的校舍往往可以划作此用这固然是对校舍资源的充分利用，更会深刻影响到每一个学生的课程规划博比特的这种想法在他日后的课程观念中会凸显得更加明显，即为不同需求的学生创设出不同的、个人化的课程总而言之，效率提升始终是这一时期教育行政学的核心追求，不过，当博比特从外在的、硬件性质的校舍设施的效率问题，转向内在的、软件性质的教学内容安排时，他其实就有一只手推开了课程理论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理论明显是脱胎于教育行政学的4教育行政学和课程理论的一致性发表《消灭教育中的浪费》一文后，博比特依旧奔波在学校调研的第一线不过，随着他对教学内容的编排——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科学的、追求高效的编排——越发有兴趣，他对课程问题的思考也就越发深入当他在1915年受邀参加克里夫兰市的教育调研，并于次年发布了自己的调研报告《学校在教什么，学校可以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