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哲学史的方法论文.doc

重写哲学史的方法论文 重写哲学史的方法论文预读: 摘要:一、比较与评判书写哲学史并非要把古代哲学家当作报道的对象,而是当作评论的对象.书写者必须从自己的视角看待研究对象,有所“见”,即提出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包括对哲学家的比较研究、特色概括等项内容.(一)比较维度如果孤立地看待某位哲学家,书写者很难形成自己的看法.书写者必须敞开眼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哲学家做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也就谈不上评判.书写者的看法,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般来讲,人们可以选择以下三个比较维度:(1)纵向比较.这种比较维度适用于属于同一学派但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哲学家.一个大的学派,可以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属于这个学派的两位哲学家,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思想上自然会形成差异.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同”,否则便不能归为同一个学派;但也存在着“小异”,否则便无发展可言.对于这样两位哲学家,可以做纵向的比较:看他们之间的“大同”是什么,“小异”是什么,看后学如何发展了前辈的学说.例如,同属于儒家,王阳明与孟子相比,共同点在于维护儒家伦理,但采用的手法不同:孟子用人性善说明儒家伦理的普适性,而王阳明则运用致良知之教对儒家伦理作出本体论证明.(2)横向比较.这种比较维度适用于处在同一时代的两位哲学家.两位同时代的哲学家,处在共同的语境中,面对共同的问题,但他们解题的方式未必相同.每人各有各的独到之处,因而可以进行比较.例如,同为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都认同“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可谓之“大同”;但对“天理”的理解有所不同,可谓之“小异”.朱熹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的超越性;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强调天理的内在性:各有各的理论架构和论证方式.朱熹由超越而内在,陆九渊由内在而超越,可谓“殊途而同归”.(3)跨文化比较.这是对中国哲学家与外国哲学家做大跨度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对两种文化做笼统的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有人说“中国文化是筷子文化,西方文化是刀叉文化”,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如同说中国人是黄种人,西方人是白种人一样无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前提是找到相似点,确立可比性.比如,印度佛教和中国禅宗,同属于佛教范畴,当然具有可比性.吕澂曾对二者做了精当的比较:印度佛教讲究“心性本净”,禅宗讲究“心性本觉”,有同亦有异.再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与中国哲学家讲的“太极”,同属于哲学本体论范畴,对此,贺麟可以做比较研究,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性.比较绝不等于比附.比附是把一方的观念硬套到另一方头上,弄得不伦不类.比如,有人把韩非的历史观称为“进化史观”,就是如此.进化是西方近代的观念,怎么可以用到古人身上?韩非讲的是“变化”而不是进化,不能把他等同于达尔文主义者.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异质文化的视角,加深对所研究对象思想实质的理解,而不是评判两种文化孰优孰劣.那种出主入奴、菲薄固有的心态,有害无益,应该摒弃.(二)概括特色比较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书写者应当准确地概括出所研究对象的理论特色.能概括出某哲学家的特色,说明你对他的研究真的到位了;不能概括出他的特色,说明你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当你说“我认识某某人”的时候,你一定是对他的相貌特征有所了解,能够把他与别人区别开来;否则,你凭什么说认识他?研究哲学家的思想,道理也是如此.只有把他的思想特色找出来,才算进入到了研究的层面.笔者把老子的思想特色概括为“天道学”,认为这种特色是通过老子的三个哲学话题体现出来的.第一个是“以道说物”,从道的观念解释宇宙万物,并涉及到了宇宙观.第二个是“以道看人”,探讨怎样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人,涉及到了人生观.他从人生观的角度讲辩证法,讲的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而是人学的辩证法、做人的辩证法.第三个是“以道救世”,讲怎样从“天道学”出发解决政治问题,探讨如何走出纷纷扰扰的乱世的办法,试图给乱世找到一个出路.老子以“道”为核心理念,把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这三个哲学论域全都涵盖了,因而是中国哲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老子的这种讲法,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开创了道家学派,特色十分鲜明.笔者把孔子的思想特色概括为“人道学”,认为孔子确立了儒家学派.在天道观方面,孔子基本上是接着老子讲的,接受了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创见不多;他的贡献主要在人道学方面.他接受了“道”的观念,但把“道”同“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着重阐述“人道”这一新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哲学在历史发展中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对老子的第一点推进,在于把哲学话题由天道转向人道,确立了中国哲学以人生哲学为主导的风格;第二点推进则是由“无知之行”转向“有知之行”,首先涉足认识论领域.笔者把孔学要义归纳为六条.除了上述两点转折外,还有礼、仁、中庸三个观念和一幅蓝图即大同之世.孔子的这种讲法,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特色也十分鲜明.二、引证与论证撰写哲学史论著要以古代哲学家为研究对象,这就需要通过引证原文来解释哲学家的思想,但是,引证不能代替论证.有一种说法,认为引证就是论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代学案编纂,就是以引证为论证,好处在于读者可以直接从原著中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不受解释者的影响.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受上述说法和看法的影响,在现有的哲学史论著中普遍存在着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倾向.有些著作引用的原文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不堪卒读;即便不引用原文,也只是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把几段引文串连起来.这种写法,同读书笔记有什么两样?恐怕不能称之为学术论著.论著一定要以论者所立的观点为主导,不能以被浅论对象的原文为主导.在论著中,史料是观点的证据,但观点不是史料的简单归纳,而是书写者对原著的创造性诠释.书写者必须有所“见”,必须把“见”的理由讲充分,然后再引用原文作为证据.引用原文不等于堆砌史料,应当把哲学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选出了,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尽量避免出现大段引文的情形.此外,引用原文以后,还应当作出解释,并且同自己所提出的观点挂上钩.学术论著除了引用第一手材料外,有时还要引用第二手材料,即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说法.引用第二手材料,更应该注意避免出现以引证代替论证的情形.书写者必须树立自己的观点,不能把别人的观点引用过来,直接当作自己的观点,把自己摆在“打工仔”的位置上.自己所树立的观点,必须在经过充分论证以后才可以引用他人类似的说法作为旁证.在任何时候,他人的说法都不是书写者立论的主要根据.引用他人的说法,必须是被引用者具有说服力和独创性的说法,而不是被引用者所讲的公众话语.倘若是公众话语,书写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何必引用他人的说法呢?书写者引用他人的说法,有时不是在为自己的立论找旁证,而是批评对方的说法,通过驳论的手法树立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要尊重对方,注意引文意思的完整性,切不可断章取义.三、观点与结论据原创论文数据统计分析,学术论著强调一个“论”字.研究者在论著中必须树立自己的观点,不树立自己的观点,不能称之为论著.所谓论著,其实就是运用材料对自己所树立的观点作出充分论证,力求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一家之言.书写者的观点,应当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这叫做“论从史出”.没用足够的史料积累,观点便无从谈起;即便有了足够的史料积累,也未必能够形成独到的观点,因为能否提出观点,还同书写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有关.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哲学家具有实质的系统;如果他不具有实质的系统,就不配称为哲学家.不过,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用形式上的系统表达其实质上的系统,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如何从哲学家非形式的系统中提炼出实质的系统?这需要书写者独具慧眼,善生慧解,提出独到的观点.所谓观点,就是书写者运用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对哲学家实质的系统所作出的概括、理解和解释.哲学史的书写,未必要充分反映哲学家实质系统,但一定是书写者观点的汇集.如果说观点的形成取决于史料,犹如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话,那么,观点的表述则是用史料证明观点,犹如月亮围绕地球转.哲学史的书写,应当是观点与史料的完美结合.论著的结构,其实就是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观点同标题有区别.二者可以一致,构成直接的关系,标题就是观点的直接表述;二者也可以不一致,观点同标题构成间接的关系.有的标题只表明论域,如“某某人某某思想研究”,仅从标题看不出作者的观点,但绝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观点.作者观点,通常在开篇即明确提出.修改定稿时,特别要注意审查论著结构,也就是审查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各级观点应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全书应当由一个总观点,各章围绕总观点展开,任务在于以次级观点为总观点提供证明,说明总观点何以成立的理由.每章下设的各节,应围绕次级观点展开,以第三级观点为次级观点提供证明,说明次级观点何以成立的理由.节下所说各级专题,以此类推.总之,无论哪一级观点,都必须得到论证,一环套一环.如果只有观点,没有理由,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学术论著中不容许出现这种情形.书写者对自己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应考问自己:我为什么如此看?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理由是否充分?论著通过章、节、专题逐级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还要对全书做一总结,形成本书的结论.结论是对开篇所立总观点的回应,使之更加明确、更加深刻.结论是从各章归纳出来的,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尽量做到条理化,把全书驾驭起来,使全书浑然一体.结论也可以做适度的发挥,适度地展现文采,给全书画上一个精彩的句号.四、立意与命题(一)立意所谓“立意”,就是书写者觉得自己有东西可写,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物有所“见”,有了研究心得,有了写作的欲望.“意”从何处来呢?不能来自他人的授意.按照他人的授意写文章,可以写出应景之作,但算不得真正的研究成果.“意”要自己去摸索,应主要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用心阅读原著,琢磨作者的“意”,形成自己的“意”.中国哲学家的表意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哲学家采用系统的、逻辑的表意方式,捕捉他的“意”比较容易,把他的大前提、小前提乃至结论都搞清楚了,“意”自然就出来了.西方哲学家写的哲学专著虽然都是大部头,且数量比较多,但不难读.中国哲学家不采用系统的、逻辑的表意方式,捕捉他的“意”比较困难.中国古代哲学家基本上不写哲学专著,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谈话、书札、笔记、诗文、注释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可循.书写者要想“立意”,必须通过哲学家非形式的系统,把其实质的系统找出来.这就要求书写者有很强的思考能力、联想能力和概括能力,从古人的说法中琢磨出古人的想法.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叫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同西方哲学专著相比,中国古人的书比较难读.不读书,当然无法立意;死读书,也无法立意.二是了解最新的研究情况,掌握二手资料.书写者有了“意”,还要判断此“意”是否值得“立”:如果有“新意”,当然值得“立”;如果没有“新意”,别人早已谈过,那就只好放弃.要想作出如此判断,前提在于了解别人关于此问题或人物的研究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立意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无我有型.选题属于全新的性质,填补空白,有开拓性,值得去做.这叫做新题新作.一种是人有我优型.虽有人做过关于此专题的研究,但并不到位.研究者找到了新的视角,找到了向深处推进的路径,确信可以发人所未发,也值得一做.这叫做老题新作.如果情况不明,自以为有新意,其实是炒剩饭,那么,在立意这个环节就已经失败了.如果硬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立意是从事研究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一方面要有学术积累,另一方面还要有灵感.只有积累没有灵感,无法立意;没有积累,灵感也无从产生.积累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积累,认真读书,摘录研究对象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二是思想积累,把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点点滴滴心得都记录下来,并且时常回味一下.在这两种积累的基础上,还要苦思冥想,融会贯通,力求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这就是灵感.有了灵感再动笔,自然文思泉涌,犹如陆游所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灵感的出现有突然性,着急也没有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