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工程伦理.docx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工程伦理 ——法、德、日工程伦理的不同特征　　摘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工程伦理的兴趣日渐增强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得工程伦理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本文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通过梳理德国、法国、日本工程师不同的演化历史，来说明工程伦理在这三个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可以将工程伦理看作各国工程教育者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的一种回应：致力于保持已有的文化特性，同时努力探索更具时代性的全新机制　　关键词：工程教育，工程伦理，文化人类学，德国，法国，日本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对工程伦理的兴趣不断提升，并且这种跨国性的发展在内容上还呈现出相似性如2000年，美国工程和技术职业鉴定委员会（ABET），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规定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必须“理解职业和伦理责任”几乎同时，日本工程教育鉴定委员会（JABEE）也要求获得鉴定的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理解工程师的社会责任”但其中又存在显著差异，如ABET的鉴定标准是基于对10年前鉴定体系的修改提出的，而JABEE则是首次引入鉴定这一概念这暗示着不同国家工程伦理的发展似乎有不同的轨迹因此，有必要对工程伦理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在工程伦理的发展中，工程教育者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他们研究的问题有，本国工程师关注哪些伦理问题，如何对本国工程师进行伦理教育等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工程伦理的发展，此外，工程教育者的思考要受到各国工程师不同身份特征的制约　　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通过梳理德国、法国、日本工程师演化的不同历史，探讨各国工程师的特性以及他们所承担的不同责任，从而说明在这三个国家工程伦理的不同发展轨迹　　一、法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法国工程师长期处于社会精英的地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证明他们具有从事工程实践和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虽然法国工程教育者忽视工程教育中的伦理纬度，但这并不影响法国工程师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他们是法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在法国工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法国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的创立，它是法国早期工程教育的典型作为一所精英制学校，它不仅呈现出法国工程教育的基本轮廓，而且也对后来的法国工程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国理工学校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由教育学家加斯帕蒙目创立的；在创立之初，就提出要以公共事业为办学目的在办学思想上，学校深受笛卡儿的影响，非常推崇数学教育，将其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

法国理工学校入学考核的过程非常严格，申请者首先必须完成强调数学和科学的业士学位考试（即中学毕业会考）；然后，在预科班从事两年数学研究；最后才有机会参加大型考试，通过考试成绩来决定能否被录取在某种意义上说，工程师的道德水平就是在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中形成的进入精英学校后数学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并重，其教育目标是塑造“概念工程师（conception engineers）”这种对数学和理性的推崇，18世纪以来一直存有影响　　能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毕竟是少数，他们直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相联系政府对这类学校的毕业生期望很高，他们通常受雇于政府，成为“国家工程师（National Engineer）”，从事道路、武器、机械、军事要塞的建设工作　　国家工程师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往往使他们在社会中担当起管理者的角色他们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工作，或者作为某个大型工程的决策者，大量地从事与公共利益相关部门的工作他们通常排斥私营企业，在他们看来，私营企业是无效率和利己主义的在法国的工程团队中存在着等级，通常严格区分技工和工程师国家工程师的地位还表现在，他们处于这一等级制度的上层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指导生产、优化产品、制造机器和开发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政府为此建立了一些技术学校，吸收法国理工学校等精英制学校的落榜学生，但这些技术学校很快就被精英制学校的教育模式所同化　　可见，对于法国工程师来说，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工程的数学基础的精通，表明了他们具有赢得公众信任的道德秉性在接受工程教育之前，他们对工程伦理原理和价值观念的精通，使得他们具备了从事国家管理部门工作所必需的资质对于那些通过其能力而成为工程学校的学生来说，增设工程伦理课程是多余的，因此，法国工程教育者自然不关注工程伦理的正式教育　　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工程师相比，法国工程师对社会进步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希望通过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集体理性来管理社会，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以达到完美的未来社会这种进步模式使法国工程师一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程师成功地参与了一系列大型工程，例如核电站、宇宙空间站、交通运输项目等，他们的影响扩大到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银行、航空、无线电、汽车和铁路等各个公共部门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受这种进步模式主导的法国工程界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一方面，它不能满足年轻人的欲望，年轻人希望工程教育能放低姿态，给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工程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满足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的要求。

　　最近几年，法国的工程教育者开始调和这种矛盾，例如，法国大学校（grandes6cole）发起倡议，在不改变基本教育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建立国际交流模式的学校以及其他职业学校，并使工程教育更多地为私营企业服务这种对工程教育模型的修正直接导致了对工程伦理的关注1995年，法国工程学头衔授予委员会（ETC）提出要把伦理学引入到工程学课程体系中去，并修改了其对工程学科的要求，其中包括“对工程职业的外语、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具体的交流方法以及提供一个开放性的伦理反思的要求这为工程伦理提供了立足点2001年，法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国立委员会（CNISF）制订了《工程伦理宪章》（Charte d’Ethiquede L’ingnieur），其中提到了工程教育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二、德国：技术的创造者　　德国工程伦理注重对工程师技术责任的评估，即通过对技术的评估，来减轻技术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和影响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成立于1856年作为德国工程师的代言人，2002年VDI颁布了《工程基本原则》，它要求工程师“为新产品、新方法的质量、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承担责任对于工程师而言，这一原则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要求工程师明确自己对技术的责任，而且还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对工程伦理的认识，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伦理准则，在责任冲突时提供判断的指南，并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对德国工程师的这种伦理要求并非偶然，它是在工程师身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来看，德国的教育改革、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形成工程师这种独特的道德姿态的原因　　19世纪初期进行的“洪堡改革”是德国教育界标志性的事件这项改革正值德国在耶拿战役中战败，国家受到了重创哲学家和教育者都致力于在精神上寻找强国之路洪堡教育改革恰恰满足了德意志民族对未来发展的希望：用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的不足　　这项改革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一些新型大学，如柏林大学按洪堡的设计，这类大学的建制遵循精英制教育体制教育只面对一些有着高尚情操和良好生活作风的贵族，通过积极的修养来培养具有优秀品德的人这种修养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对纯科学的探究；另一方面，个性和道德的提升因此，教育者普遍认同教育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探求真理，而不是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　　因此，“洪堡改革”为德国大学的教育者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修养与技术的培训和应用是不同的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一信念几乎影响了整个德国教育界在这一时期，技术工程师不被正统的大学教育所接受，也不被社会所重视，社会地位很低，针对工程师的技术教育发展也很缓慢在1871年以前，德国工程教育仍以学徒制为主。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19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教育运动，更高层次技术学院的出现促进了工程师队伍的壮大于是，德国教育界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主张在研究技术的同时关注工艺和生产过程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德国外部的主要竞争者已经由英国和法国转为工业产能急剧提升的美国，因此，这类高层次的技术学院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毕业于此类院校的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受到重视，1900年德国政府开始赋予他们与正统教育毕业生相同的社会地位　　进入20世纪，工程师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德国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也已突显出来，工程师们“将他们自身的成就看作是‘国家’的，是‘德国价值和文化的先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时的德国工程师和法国工程师有些相似，但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法国工程师关注于建立一个完美理性的社会，而德国工程师则关注于技术理性本身，他们开始把技术纳入哲学实践中，积极地与科技哲学家沟通，通过对技术的思考赋予工程技术活动以普遍的意义，并且这种思考一直伴随着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如1904年德国工程师马克思厄斯在《生存力量》一书中反对黑格尔学派，认为技术而不是理性才是延伸人类心灵、精神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社会变革，德国工程师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技术，他们认为“技术产生于德国沙文主义的冲动”社会主义为工程师提供了解放现代技术的机会，将其不仅从贵族中而且也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民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在第三帝国时期，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工程师们普遍对使用技术的道德标准感到困惑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舆论的谴责，工程师急切地希望能为技术的应用作辩护　　二战后，在回顾了工程师的历史和发展后，VDI认为德国工程师除应具有德国性外，还要考虑到基本的人性：“工程师不应该向那些无视人类权利和滥用技术的人低头，应该是人类道德和文化的忠诚合作者这意味着，工程师应重新定义技术，思考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消极后果；这表明德国工程师开始正式关注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的问题　　此后，在1950到1955年间，VDI组织了4次以技术和人类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起草了“工程师的承诺”，把工程师定位为一种高尚的职业；它指出，从事这项职业的人要致力于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生活的尊严而工作，在为人们履行服务时不应考虑其种族、社会等级及世界观总之，工程师道德姿态的转变说明了德国工程师的职责超越了国家而面向整个人类。

　　近年来，德国工程伦理的发展延续了对技术责任的关注，并不断更新对技术责任的承诺2002年VDI修订了2000年版的指导方针，将“人与技术”的关系纳入技术评估纲要之中与法国类似，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德国工程师希望在适应以低成本作为竞争力的经济模型的同时进一步强调技术质量，继续保持德国工程师的技术理性的独特性　　三、日本：“家族”的一员　　日本工程师一直都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家族”中的一员，为了适应企业“家族”的需要，他们一贯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但却缺乏正式的职业伦理指导和训练近年来，日本出现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工程伦理教育开始陆续在工程教育中展开　　日本工程师的这种伦理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与频发的工程事故相关，这些事故大多缘于企业管理者或工程师职业伦理的缺失，从而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批评这也使一直定位于企业“家族”中一员的工程师开始意识到，不应盲目地追随家族组织设定的方向，而应该根据特定的职业道德来判断应该做什么于是，工程师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以职业为纽带的“家族”模式来规范其行为，这导致了众多职业工程社团的出现　　日本的“家族”概念起源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