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专长研究：进展与反思.docx

    口译专长研究进展与反思    刘振 邢星Summary：  口译专长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期，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专家译员在口译中所表现出来区别于新手译员的特征、技能和知识本文从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四个方面阐述了口译专长研究在不同学科视角下的新进展，建议增加哲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新视角，建立口译专长研究的跨学科体系由此，按照学科的不同，将口译专长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化分类，并运用专长研究中的“相对法”认定专家译员和新手译员，采用“实验对比”和“心理测量”等实证方法探究口译专长的实质及其成因，同时还建议将“刻意训练”运用到口译教学，促进新手译员向专家译员转变Key：专长;口译;刻意训练;跨学科一、引言口译研究经历了“起始阶段、实验心理学阶段和口译实践型研究者”阶段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期”，研究视角涵盖了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交际学等，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1]为研究口译的实质和新手译员到专家译员的成长路径，20世纪末期口译研究学者们将口译纳入专长研究（expertise studies）的范畴专长是指在特定领域里，专家表现出来区别于新手的“特征、技能和知识”[2]。

专长研究源于心理学，主要针对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专家在所从事的行业或领域表现出的专长实质，即专家的界定和专长的表现;二是专长养成的原因和方法，包括新手成长为专家的路径以及在此过程中心理和生理的变化[3]口译始于1919年“巴黎和会”所采用的“接续翻译”，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军事审判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所采用的源、译语几乎同步的口译形式，则被看作是“同声传译”出现的标志[4]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日内瓦大学的翻译学院、维也纳大学的翻译学院和法国高等翻译学院（现更名为巴黎跨文化管理与传播学院）等相继成立，在高等教育层面建立严格的口译潜能测试体系和入学标准，培养口译人才，口译行为的实质和成长过程的特征进入了学界研究的视野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译员的高质量口译被视为一种专长表现，研究者们从心理认知机制、神经生理维度、社会文化属性和学习者成长路径等跨学科视角研究口译专长口译与专长研究的结合，不仅有利于拓展口译研究领域，创新口译研究范式，提高口译研究质量，而且必将推动口译研究向前发展二、口译专长研究20世纪末期，口译被纳入专长研究的范畴美国心理学家Hoffman（1997）描述了口译专长发展的七个阶段，即“无知（naive）、新手（novice）、进阶（initiate）、学徒（apprentice）、出师（journeyman）、专家（expert）和大师（master）”阶段，指出在专长水平提升过程中，知识和行为表现出 “理解深入、发展有序、认知自动化、预见错误”四个方面质的变化，同时还对口译记忆的心理模型和口译中的推理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将专长研究中的隐性知识显化概念引入到口译员培训中，指出口译专长养成的核心问题不是“知识获取瓶颈”，而是将口译知识和技能传递到新手的“训练瓶颈”[5]。

Ericsson（2000）进一步说明了训练的重要性和练习方式，指出口译专长与日常技能的提升有质性的差异（见图1）个体一般只需要通过一定量的训练就能达到日常技能所需的水平，但如果不对训练进行有意的修正和改进，随着能力的提高和经验的增长，技能会逐渐固化，即便个体增加训练量，仍然有可能进入到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阶段，也就是“瓶頸期”因此，口译专长在形成过程中，需要通过“刻意训练（deliberate practice）”， 避免因技能固化而导致的发展受阻问题，从而进入到不断优化的认知调节机制阶段，持续改进口译专长表现水平[6]由此可见，口译专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口译专长的实质，二是何种训练促使口译专长的养成Hoffman和Ericsson两位心理学家率先将口译与专长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研究，丰富其专长研究理论口译研究者们也随之进入专长研究领域，通过专家表现和专长养成的新视角，研究口译专长的实质及其行为成长过程专长研究具备多学科性，而将口译视为专长进行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则不言而喻，涵盖了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四个学科口译专长研究不仅从跨学科视角分析口译专长行为的实质，而且描述和验证专家译员与新手译员之间的行为与心理差别特征，指出了导致口译专长养成过程中不同水平差异的缘由，并提出新手译员向专家译员转变的训练方式。

一）心理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心理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来探究口译的认知过程研究范式涵盖“新手—专家”两者对比[7]、“专家—新手—双语者”三者对比[8]和专家译员纵向成长经验分析[9]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即观察专家译员在工作现场的行为，以获得其心理活动的规律[10];调查法，即通过问卷或访谈的方式了解译员对口译专长的心理倾向[9];测验法，即采取不同的维度来测量译员在口译专长表现中的水平[11];实验法，即通过控制变量进行实验来分析口译专长中不同行为特征与心理特征的实质和关系[8]，实验法也是口译专长认知过程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从认知过程的行为表现特征来分类，口译专长的研究内容包括影子练习、延迟听觉反馈（DAF）和言语流畅性[7]，语速、语义单位重要性和语言难度[12]，言语复杂性对口译的影响[11]，信息冗余对篇章的理解影响分析等[13];按照认知过程的心理特征来看，内容则涵盖压力与疲惫[14]、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15]、适应性[16]、发音抑制[17]、注意力和精力分配[15]、监控与自我调节[18]等从心理学视角将口译视为一种专长，重点探究了专家译员和新手译员在不同口译行为水平上的认知过程，发现了专家译员强于新手译员的行为和心理特征，认识到导致差异的原因是专家译员的技能自动化程度较高，所需要的认知资源更少，而且更善于合理利用有限的认知资源，规避认知阻碍。

但是，新手译员与专家译员在非口译领域所显示的认知能力并无明显差异，例如，专家译员的工作记忆能力要更强，而他们的一般记忆能力与新手译员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虽然认知心理学揭示了不同口译行为水平上的认知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大多限于假设和描述性推论，亟待新技术的验证二）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Solso（2004）认为，任何心理层面上的事件同时也是神经层面上的，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神经活动的结果 [19]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利用神经科学探测技术，即脑电图扫描，可直接获得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的生理和神经数据，进一步验证认知心理学描述的口译专长认知差异，并且发现新的特征日内瓦大学的Moser-Mercer教授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她利用神经科学在人类语言控制和认知处理研究中的成果来分析口译中的理解、产出、监控和转换机制，并与日内瓦大学大脑与语言实验室的Hervais-Adelman教授和脑功能成像实验室的Golestani教授合作，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来研究口译专长Moser-Mercer（2000a）提出译员的大脑具备可塑性（plasticity），研究者可通过fMRI 技术观察左右脑在口译中A、B语转换中的表现[7]。

Moser-Mercer（2010）认为，口译学习者通过学习、知识的再构建、策略习得和任务监控等方式获得口译专长，与此同时，大脑的功能可塑性（functional plasticity）和结构可塑性（structural plasticity）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大脑结构中的侧额叶、内侧额叶和后顶叶皮质（注意力控制）、前扣带脑皮质（信息监控、决策制定和冲突管理）、背侧前额叶（目标处理和任务转换）分别处理人类语言和认知中的不同任务，而口译专长中涉及这些任务的训练则会引起脑结构中这些部分的变化[20]在口译中，大脑中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是涉及词汇和语义选择的，而“壳（putamen）”是控制语言输出的[21]随着水平的提高，口译任务处理的自动化会出现，而此时提供认知资源的脑部区域活跃程度就会降低，例如尾状核产生的反应就会减少[22]通过fMRI技术，研究者发现学生译员在完成会议口译硕士项目的学习后，涉及语音、主题演讲、工作记忆、控制执行和注意力等技能的脑皮质厚度会增加，这说明大脑的反应和口译专长所要求的语言水平与认知技能是一致的[23]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突破了言语分析、观察法、击键技术、语料库、认知语言学、眼动仪等研究范式和方法，将译员的专长表现和大脑联系起来，运用功能性神经影像和脑电图等技术，识别和匹配译员的脑部功能分区与口译行为，为口译专长研究口提供了新视角，拓宽了口译专长描写性研究的内容，完善了口译专长研究方法论体系。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和人类群体的学科口译员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口译专长表现势必会受口译社会环境的影响，也相应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Tiselius（2010）发现译员在探讨口译专长标准时，更倾向于译员群体内部的一致定义，而不太认同心理学家界定的口译专长标准，或许这与译员自身成长和职业环境的惯习有关[24]Sunnari 和Hild （2010）分析了口译的职业化与专长的关系，认为口译专长的养成不仅是特有领域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更是译员职业发展在整个社会中的身份认知[25]Duffou（2016）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历时四年，对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口译员进行研究，认为口译工作不是译员个体孤立完成的，而是多个译员形成的团队，在广阔的社会组织框架中和职业要求下完成口译任务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职业要求下，译员作为口译专长与口译社会环境进行交互的代理，从刚毕业的“新手”成长为“专家”，面对的不是口译培训时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工作设备、会议风格、工作地点、日程安排和信息技术等多个社会影响因素译员应具备很强的社会情境学习能力，建立多元能力体系，以应对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中口译任务的挑战[26]。

由此，Tiselius 和Hild（2017）认为，口译社会环境对译员的职业要求，推动了译员个体职业素养的养成，是口译专长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27]从研究方式上看，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似乎是以显微镜观察细胞内部结构的方式来研究口译专长与认知过程的微观变化，而社会学如同用天文望远镜探索宇宙星球之间的关系一样来探究口译专长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对口译环境的宏观影响，视野更加宽广，为口译专长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视角四）教育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認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学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口译专长实质，描述了专家译员和新手译员的行为和心理特征，教育学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则更多的是分析新手到专家的成长路径，并提出有效训练方法，即学习者口译专长的训练模式Ericsson（1993）提出了专长养成的“刻意训练”方法[28]，即“由教师、指导者或个体专门设计，用以改变个体当前的行为水平、对个体最终成就起决定作用的长期的、特殊的训练活动”[29]刻意训练”引起了较多的口译专长研究者的关注，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口译教学，培养学习者的口译专长Moser-Mercer（2008）提出在口译专长的“刻意训练”中要注意区分适应型专家（adaptive expert）和常规型专家（routine expert）这两个概念，指出高水平的口译学习者应该是适应型专家[30]。

Schafer（2011）通过“刻意训练”来培养译员，而且提出在培养中应注意学习者的思维倾向（mindset）[31]Motta（2016）不仅应用“刻意训练”的方式，而且在口译培训中还引入了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的理念，认为口译专长是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下，在“师生面对面与计算机辅助虚拟口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