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隐逸文化.doc

内容提要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6意人生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文人;仕宦心态;吏隐;居士宋代的隐逸文化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前此历代的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并蔚为大观在各类隐逸形态中，最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所青睐的是虽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　，并因此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 　　　　　　　　　　　　　 一 仕隐问题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便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孔子所谓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卫灵公》）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1］（《泰伯》）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1］（《述而》）　，孟子所谓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2］（《公孙丑上》）　，看似机变、通达，“无可无不可”，实际上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

一旦现实社会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那么士仍然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1］（《季氏》） ① 道家虽也重视平治天下，但更强调治身，以遁隐为尚虽然庄子也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3］（《缮性》）　，与儒家机变、通达的仕隐观有相通之处，但其真实用意则是主张“隐”，而绝意于“仕”原始的印度佛教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虽然日渐世俗化，入世的色彩越来越浓，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它并没有以入世作为最终目的，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儒、道、佛三家关于人生出处的不同方略，左右着士人的人生选择，使他们在出与处、仕与隐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果断的抉择仕”的负面作用则是士人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不得不屈从于个体对于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若想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只能从“隐”中求得但是，这既与士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2］（《公孙丑下》）　的经世态度相凿枘，“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1］（《微子》）　，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国家政权提供的经济和物质保障，要时常陷于衣食无 ① 清人刘宝楠解释此句曰:“隐居求志，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也。

……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也，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论语正义·季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关于“吏隐”一词究竟始于何时，蒋寅先生说:“从现有文献看，它在唐初已开始使用……唐代以后，吏隐一词便成常语，为官人所津津乐道《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载《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着的窘境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2］（《滕文公下》）　士之仕宦与农夫之耕作一样，都是谋生的方式但与农、工、商相比，士尤有不堪者，“农工商各守其业，虽有逢年之丰啬与夫奇赢操作之不同，然守其业皆可泽其家、糊其口，大约不甚相远也若夫士则不然，有遇与不遇、得志与不得志之殊:其遇而得志，则万钟之富、公卿之贵，韩子所谓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否则有藜藿不饱、鹑衣不完，甚有一饱之无时，坎 困苦，无所不至” ［4］（卷八《百愁集序》）　士而不仕，犹如农夫不耕，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更不用奢望万钟之富、公卿之贵了虽然晋代以来“坐而获逸，遂其宿心” ［5］（《王羲之传》）　的新型仕隐观开始逐渐消弭了仕隐之间的界线，但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宋代的士大夫文人在仕隐之间同样面临着两难选择即以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代表人物苏轼为例，当其在仕途上数度起落、备尝坎 后，早有归隐的打算:“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行香子·述怀》）　“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 （《蝶恋花·述怀》）　但这种有酒盈樽、有田百亩的田居生活他却一直未能得到，只是一味地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夜归临皋》）　“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忘却营营”、“无缘”归隐呢?其实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缺少归隐的物质生活保障:“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　“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溪山，恨无人借买山钱 （《浣溪沙·感旧》）　“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　二是牵于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次韵蒋颍叔》）　“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 （《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　在当日士大夫文人中，如苏轼这种心态和处境者，绝不在少数———“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 （苏轼《迁居临皋亭》）　如果不是老而致仕，又有几人能有勇气与官场彻底决绝而归园田居呢?“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 （王禹偁《扬州池亭即事》）　，一方面舍不得世俗的牵挂，一方面又想获得隐逸的乐趣。

既然如此，就总得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消弭其对立、化解其矛盾，而前人发明的虽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这种生存方式 ② ，使仕与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之兼容兼得成为可能 　　　　　　　　　　　二关于“吏隐”，或以为是指“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 ［6］（P123）　，但考察宋代士大夫“吏隐”的实际情况，大多数却是因为“唯惭恋禄俸，未去耕田畴” （王禹偁《月波楼咏怀》）　国家俸禄是士大夫们赖以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不得不首先考虑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问题，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对宋代士人来说，殷鉴不远，唐末五代士人仕隐之际的生命遭际足以让他们心存怵惕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军阀混战，是一个武人横行、斯文扫地的时代，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遁世归隐便成了当时士人迫不得已的选择著名文人如陆龟蒙、罗隐、张乔、司空图、杜荀鹤、陈陶、王贞白、郑良士、郑谷、徐寅、杜光庭、郑遨等都有过归隐的生活经历然而，由于不是自觉自愿的人生选择，乱世归隐者的生活处境和生命心境是可想而知的首先，他们面临着失去经济依靠后的生活贫困在传统的官本位文化观念中，隐士必象征清高，追名逐利者则代表着鄙俗，但清高与贫寒又往往是一对影形难离的“双生子”。

特别是在唐末五代这样的乱离之世为逃避灾祸而被迫归隐者，其生活境况更是苦不堪言其次，也是他们最难以承受的，是隐居的孤独、寂寞与冷清所带来的精神压抑就唐末五代的乱世隐者而言，归隐已不再是一种精神寄托，而是一种万般无奈的生存手段;林泉也不再是充满诗意的韬晦之地，而是与世隔的避难之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融自身于自然之中的真正的隐士品格，而只是在孤寂、冷清与艰难窘迫中困处林泉之一隅，无可奈何地消耗着已失去精神支撑的疲惫而空虚的生命于是，一部分士人在隐居数年之后，踏上了危机四伏的仕途迫于生计而急于仕进的士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强藩，屈身为幕府宾客这样，衣食问题虽然解决了，而自己的尊严、前途甚至生命却完全交到了武人手中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幕僚之祸》论道:“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在这个“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7］（《新五代史序》）　的乱离时代，文人的生命在嗜杀成性的武夫凶人手中如同草芥仕与隐难以兼得的矛盾冲突，使士人的人格发生了剧烈的裂变:隐者器局促迫，精神空虚;仕者游离于社会矛盾之外，尸位素餐，苟且偷生，纵情于声色，不复以国家、社会和生民为念。

这种仕隐之际所无法规避的人生苦难，对宋代士人生存方式的抉择影响至巨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文人受到广泛重用但封建朝廷为防止文官专权，又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台谏是指御史台和谏议院，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职官志四》），谏议院“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 ［8］（《职官志一》）因此，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流放宋代又是党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其间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着意气，动辄相互残酷倾轧朝臣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 ［9］（卷四）　优越的政治地位、丰厚的国家俸禄可以满足士大夫文人世俗人生的各种功利性、享乐性需求，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严苛的台谏制度又钳制了其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若想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只能脱离官场，或归园田居，或栖隐山林，但没有了官家俸禄，其遭际也就有可能像唐末五代的隐士那样;同样，若想获得世俗人生的种种享乐，则必须依附国家政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难以实现。

宋代士人既想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又想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不为外物所役，获得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于是，边官边隐、似出似处的“吏隐”便成了他们调谐仕隐矛盾、求取适意人生的最佳方式宋代士人吏隐心态的养成，与哲学领域的“三教合一”思潮也大有关联宋型文化是一种成熟的文化，这种成熟表现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儒、佛、道三教由唐前的“一致”到唐代的“鼎立”再到宋代的“合一”，正是成熟的宋型文化在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在不断融会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宋学，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复合性”与此相关，宋代的士人也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甚至艺术家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思想结构淹博宏大，能够兼容并包、融摄吸纳各种思想文化宋代士人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中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儒、佛、道三教不同的人生哲学，实现着一种互补，它可以使士大夫文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自由转换心境，从而得到充足的精神支持，保持一种最佳的生存心态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有时会在现实中遇到挫折，甚至难以实现，那么道家和道教避世法自然的人生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其提倡的随顺自然常常可以成为调控心境的重要手段。

若入世不行，避世也不成，佛教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的随缘任运、心不执著，有时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有时是麻醉），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使人不至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地烦恼” ［10］　明代高僧憨山曾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 ［11］（卷三十九）　“涉世”、“忘世”、“出世”集中体现了儒、道、佛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度，而三者的兼备，则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求可以说，对儒、佛、道三教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