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之一.doc

论余华创作的存在之思——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 张 弛 人文与社会学院 01中文本2班 指导教师：金妮娅 摘要：90年代后，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在他在《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三部作品中对人生存的哲学把握和对中国民间生存境遇的哲学把握上他的作品系统性地领会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在对死亡和苦难的迷恋性描述中建立起向死而在的大无畏的人文精神关键词：余华；海德格尔；存在；苦难；生存；死亡余华是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之一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的创作一直受人关注和探讨，这样的一种关注和探讨也可以说是时代文学出现新的元素人们为之所引起的惊奇和疑虑随着先锋小说突破传统文学的创作思想和语言范式及思想陈篱的尘埃落定，先锋小说似乎也就真正把先锋带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会再把当下的文学创作指称为先锋在人们习以为常了新文学新元素后，先锋派作家面临再创作的过程，以使自己的创作更加成熟稳定余华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在探索小说创作道路，不断突破语言范式和陈篱的一位当代作家。

他对作品变的关注甚至于接近一种作品作家本体的地步因此我们从他的创作过程来看，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中，醉心于刻画自我精神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中，他所构筑的现实存在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甚至是荒谬的，带有很强的先锋气息，疯狂颠覆是这些作品的核心理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他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开始介入现实生活，开始关注民间卑微的生活下坚韧的灵魂和苦难中温情的微光从《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来看余华已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重现，理智代替了荒谬，冷酷闪现温情但深入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余华的创作只是为生活作了最坏打算，已与前期的创作有天壤之别从主客体关系来讲，余华前期的创作是主客体分离中突兀了人自我的客体，后期的创作则从主客体间的冲突中探讨人生存的境遇和存在之意义本文则试图以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去解读余华作品中有关人生存的切身体悟和思考，从而揭示余华创作的人文内涵 一、世界的二元建构——苦难与温情海德格尔认为世界首先是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周围世界（Umwelt）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即此在在操作使用着的烦忙中与之打交道的存在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些存在者包括两个方面：用具（Zeug）和工件(Werk)用具海德格尔将之定义为此在在与烦忙打交道之际之有所行事的东西，工件是处在劳动中的东西或正在被做着的东西用具和工件所指引着的东西由于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因缘整体”，从用具和工件中展开的整个世界，关系人类的存在在余华的作品中，由经典意象所指引出来的总是构成一个笔下的世界，在这个复杂关联的世界中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血”的意象，其实就是一个苦难的象征符号血”维系了许三观一家的生存，“血”同时被许三观源源不断生产从作品中许三观“喝水生血”的荒唐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农民简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发现民间以自己身体作为本钱来生产的“血”作为隐性工件的象征众所周知，“血”这一意象正是源于农民自身的身体，余华对血这一意象的运用，正是基于对人生存的体悟，也正是在排除掉工业文明污染的赤裸裸的农民身上，才能更加本真显露人生存的境遇和苦难，在这一点上余华似乎想得更远余华似乎想证明并不是工业时代的时代危机造成人的苦难，而是由于人本身的命运的安排要求人来接受“苦难”的洗礼同时“血”又浓缩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用具与工件，使其成为一个值得玩味的意象。

由“血”展开故事，通过血把许三观的世界逐步建立起来，构成了一个血肉丰满，善与恶，好与坏，苦难与温情并存的多彩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余华更多的是传达了人生存的极度苦难与恐惧，或者我们可以说余华是以渲染苦难为目的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余华也把温情作为了一个物的象征，温情成了他笔下主人公要去追求制造以求得使用的东西，在温情的追求制造和享受中展开因缘整体，构筑生存的世界，同时通过人与温情的操劳展示苦难渲染苦难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人为纽带的苦难和温情在世界中的二元建构温情和苦难构成世界，是现实世界同时又是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温情与苦难同行，在温情之少和苦难之多的双重话语中体现人性的悲壮美感和世界的内在张力在余华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余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建构如《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光林想融人家庭中，成为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希望得到家庭成员的关心和呵护，但在这样一种温情的追求中，苦难把这样一种追求击得粉碎在孙光林和苏宇的友情中，我们不仅发现温情而且洞察了苦难又如在《活着》中，福贵在年轻时的一夜豪赌输光家产后幡然醒悟，想重振家业，给家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可那体现人性之爱的死亡间歇中的滴滴温情掩盖不了死亡带来的心灵震颤。

温情之少和苦难之多对世界的二元建构使余华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形而上的层面，是余华对常识世界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类文明秩序世界的一种反思他把秩序的世界用苦难去打乱，以求建立起余华所说的真正真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余华要建立的精神世界是通过作品中人物在苦难和温情中的挣扎来建立的余华把现实世界苦难的不可逃离作为他对世界的感知，并以此来传达他的世界观我们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能发现这种逃离的寓言我们可以把孙光林离开南门到孙荡的生活看成一种逃离，后来上大学离开南门看成又一次逃离第一逃离次他感受了王立强和李秀英的温暖，但温暖却是短暂的，南门又鬼使神差地召唤他归来第二次孙光林以为已经逃离了南门，事实是他永远生活在南门对他的精神磨难中，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1]，余华笔下人物的这种不由自主的归来正是由于温情和苦难对世界的二元建构二、共在的挟持——挣脱不了的苦难余华对人生存方式生存境遇的描述和渲染无不在传达一种无奈的宿命观点在其作品中人总是被共在和他人挟持，成为悲剧苦难命运的根源在余华所构造的世界中，人不仅无法逃离由象征性的用具和工件所展开的“因缘整体”——现实世界，并受其制约，而且人还受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他人的制约。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他人”是指与我们本身多半无区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由于“此在”我与“他人”共在一个因缘整体展开的世界中，此在因此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此在”区别于“他人”，独立于他人的世界另一方面，此在又与他人共在，是他人的一部分余华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此在存在也具有这双重的性质和身份，因此表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中为人物生活追求的双重对立首先作为此在而在的主人公，处于一种本真的自我的生存状态下如《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我”孙光林竭尽全力去融入父亲的主流话语世界，但父亲的拒绝，使其反而隐身于世界的幕后，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发生之种种，洞察了生存的本质——苦难其次作为他人而在的此在，余华作品中的主人公又处于一种非本真的生存中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的命运完全是被挟持的，许三观第一次卖血为了讨老婆，第二次卖血是为了摆平一乐砸了方铁匠儿子的头，第三次卖血所得最后大部分花在了家人的穿上面，第四次卖血是为了让家人在苦难的年代吃上一顿饱饭总之，许三观的一生是卖血的一生他在卖血中经历了酸甜苦辣他为了给二乐治病，一路卖血到上海，差点丢掉性命在余华语言的狂欢中，在余华对苦难的渲染中，我们深深的感受了许三观的坎坷命运，和许三观之于命运的无力，尽管我们无法漠视许三观身上显示出的那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但这种点滴的温情依然无法掩盖的是被挟持的命运，这种无奈便是此在消融在他人中非本真生存境遇的他人因素和寓言式的命运。

此在苦难命运的另一种情况是此在在与他人的共在中，被共在所挟持又被共在所抛弃，构成了人生存境遇中的一大悖论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才孙光平父子在孙光明救人被淹死后，孙广才和孙光平非常出乎意料的放弃了被救孩子父亲所主动要求给予的赔偿，而是慷慨激昂地向被救孩子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你明天就去城里，让广播给播一下而事实上，孙广才父子俩开始沉浸于自身的幻想中，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脱离卑微的生活，不仅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邀请，而且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在这种幻想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流话语对他的影响和共在的强大力量，这种主流话语海德格尔称之为“闲言”后来情况变化得很戏剧，“孙家父子以无法抑制的兴奋，将他们极不可靠的设想分阶段灌输，于是有关孙家父子即将搬走的消息，在村里纷纷扬扬，最为吓人的说法是他们有可能搬到北京去住这样的说法来我家时，让我在某个下午听到父亲激动无比的对哥哥说：‘无风不起浪村里人都说了，看来政府的人马上要来’……就这样我的父亲先把自己的幻想灌输给村里的人，然后再用村里的人因此而激起的流言巩固自己的幻想”被流言迷惑了的孙广才父子之后的一系列荒唐事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全家整容穿新衣服，之后孙广才觉得应该向政府来人显示家庭的朴素与艰苦，结果全家人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被人嘲弄。

后来孙光平认为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对共产党社会的污蔑”又使孙广才不停得向村里人解释这是忆苦思甜再后来孙广才望眼欲穿地期待穿中山装的政府代表的来到，以至成了全村人的笑柄在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广才作为此在的个体在共在话语旋涡中的尴尬境地他一方面被共在所挟持，一方面共在时不时又将此在个体不切实际超越于共在的行为予以嘲笑海德格尔说；“凡是公开承担责任之处，常人都已经溜走了”[2]，共在将所有的嘲笑加之于孙广才父子俩时，共在却永远不会反思自己对此在——孙广才父子的挟持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人生存的被抛状态的宿命，海德格尔称其为共在的平均状态三、生存的领会——孤独与迷失在余华笔下，他小说中的人物还不时流露出一种孤独意识，在卡夫卡和川端康成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气质的原形因为正如余华自己所言的他是深受卡氏和川氏的影响，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余华将中国民间因素融入进这种意识之中，使其显得更加有韵味余华的孤独意识在作品主人公身上的流露首先来自于余华自身对生存中此在“在”的洞察和体悟余华九十作品《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中的人物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总是被苦难所包围，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品味着孤独或是显示出一种孤独的气质，他们像是加缪笔下的西绪弗，但他们民间的生活哲学又缺少一种主观的反抗气质。

他们的生存哲学是“为活着而活着”，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作为此在的被抛状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愿，如他们所选择，他们“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如《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还有孤独意识最为浓重的《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孙光林这种孤独意识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在此的现身情态：情绪，有情绪这种情绪正是缘于人“在此”的被抛状态《在细雨中呼喊》主人公“我”孙光林的这种意识十分明显，因为他是被共在世界排斥最为厉害的一个，这种孤立放大了他生存的被抛状态在这部作品中同样孤独的还有孙光林爷爷孙有元，后来的朋友苏宇，以及国庆和鲁鲁，病女人李秀英比如文中写苏宇“从童年起就被事实和绝望纠缠不清了”，鲁鲁的那种孤独会使孙光林觉得“两年前我在年长的苏宇那里体会的友情的温暖，两年后我和年幼的鲁鲁在一起时，常常感到自己成为了苏宇，正注视着过去的我”余华对孤独持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但他笔下的孤独人物并不是消极对待生存的不公，在他笔下，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得的自我的人格力量苏宇的那种敏感，鲁鲁的那种自尊，李秀英的那种善良，国庆的纯真和勇敢都那么美好，都成了孙光林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生活虽然是坎坷和苦难的而且是无奈的，但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却是本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