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与技术反哺行为研究.docx

    亲子关系与技术反哺行为研究    焦开山　马子恒Summary：子女与父母的代际互动是提供数字支持的重要桥梁，代际互动不仅是技术反哺的本质，也承载着我国以孝为核心的亲子关系，因此，对孝的不同理解有可能对技术反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双元孝道模型与社会调查数据，探索权威性关系、相互性关系与技术反哺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子代来说，不论是强调亲情和代际对等关系的相互性关系，还是强调辈分权威和子女义务的权威性关系，都可以对技术反哺起到正向作用;父代样本呈现了相同的规律，相互性关系和权威性关系都能显著提高父代接收到的技术反哺Key：数字鸿沟;技术反哺;亲子关系;双元孝道模型：C913.6  文献标志码：A  ：1008-2991（2021）06-081-012一、引言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技术的应用已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效能;另一方面，日渐智能化的生活给没能适应新技术的群体带来了更多不便，造成了数字鸿沟现象老年人正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年龄差异给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困难与新技术的全面普及构成了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是社会对后者的追捧显然盖过了前者，这意味着老年人在应对健康、经济和社会地位等老化过程的传统议题之外，还要面对来自新技术的挑战，这无疑加重了老年人的负担。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某一方面看，成了老年人与社会脱节的助推器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1]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为老人提供了经济、劳动力、情感等传统支持，而数字支持是家庭提供的一种新兴的重要功能，有待更多研究进行考察技术反哺”——定义为子女帮助父母从智能技术中获益的行为——特指自下而上的家庭数字支持，在生活日益智能化且代际数字鸿沟日益加深的今天，技术反哺将直接影响大多数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也对亲子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亲子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一部分，其核心内容便是孝道，个体对孝道的理解是研究我国亲子关系不可替代的文化背景鉴于技术反哺是一种亲子互动，以孝为核心的亲子关系可能对技术反哺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双元孝道作为衡量亲子关系的标准，探索亲子关系是如何影响技术反哺的鉴于个体态度与行为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不同个体可能对亲子关系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技术反哺本研究将利用城市问卷调查的资料，探索亲子关系与技术反哺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考察与梳理关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已有的研究结果，着重回顾亲子关系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实证考察亲子关系与技术反哺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数字鸿沟是信息技术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宏观表征，通常指因制度安排、技术设施、技术能力等差异，导致一部分人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红利无缘，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不平等的基础参数[2]数字鸿沟一般被分为代表数字接入机会和信息使用能力的两道数字鸿沟[3]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硬件连接已经普及，互联网物理接入类型的一级数字鸿沟基本解决，但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类型的二级数字鸿沟继续扩大[4]在信息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以老人不会用健康码被拒载为代表的老年人数字鸿沟现象引人关注关于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在功能论看来，老年人随着老化的过程逐渐退出社交网络和角色义务，其他社会成员也会以一种“互补性”的方式降低对老年人的期待，即老化的个人与社会相互从原有的社会角色和期望中退出[5]当这一角色转换完成时，老年人既脱离了社会，也被社会所脱离[6]，这可能导致社会降低了老年人在信息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和期望，抑制了他们参与数字生活的愿望，进而使其对社会和技术变化的适应能力越来越低，渐渐从信息化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老年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医疗进步和大众教育的发展中更有可能经历社会地位的弱化、经济贫困和社交疏离[7]，这让老人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成本水涨船高，增大了掉入数字鸿沟的风险[8][9]。

与功能论相对，互动论则根据个人的主观信念和偏好而不是个人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机会来解释个体的行为，暗示虽然有客观条件和机会，但个体最终会通过主观评价进行选择[10]也就是说，个体被认为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有意地、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在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同时最小化成本[11][12]这样一来，即使老人有能力上网，也可能会选择不访问和不使用它，老年人使用或不使用信息技术被解释为老年人在评估使用信息技术的收益和成本后“理性”选择的不同结果[13]综合来看，老年人既受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制约，也受微观层面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加之身体老化带来的健康因素影响，使得老年人在新技术面前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经验研究层面，有大量的横断面研究证明，除了身体机能、学习能力和态度等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外，社会公共服务、经济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也与老人的数字鸿沟有关比如，经济、社会、文化或健康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人更难获得可靠的互联网访问[14];更年輕、视力更好、教育水平更高并且经济状况更好的老年人更容易接触互联网[15];城市老年人的计算机使用能力主要受教育程度的影响[16];“感觉太老以致无法使用网络”的态度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不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17]。

鉴于第一道数字鸿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多数国外研究将老年人的个体因素作为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比如，Lu Wei考察了数字鸿沟与知识鸿沟之间的关系认为与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需要的信息素养更高，因此数字鸿沟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知识鸿沟[18]在最新的研究中，Borka等学者系统地验证了数字素养和态度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19][20]，Wu Ya-Huei等人通过焦点小组调查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看法，指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辅助信息技术可能会包含污名化的象征意义，导致老年人无法使用[21]此外，还有学者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数字鸿沟对老年人的影响[22][23]值得注意的是，Thomas的研究发现，社交环境对互联网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是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有力预测指标除此以外，私人的学习环境比专业课程更受老年人青睐[24]这一发现预示着家庭数字支持具有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潜力然而，与国外情况稍有不同，虽然也存在老年人的个体原因，但我国的数字鸿沟问题更多地呈现为公共服务、地区和社会结构性差异[25][26]总之，尽管学习能力下降和态度保守等是导致老年人数字生活体验不佳的因素，但现有数字化产品及公共服务未能关照老年人需要，是造成当前我国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

对于如何弥合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以往研究也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Qi Ma等人结合社会认知理论，通过行为模型研究了观察训练在提高老年人对技术接受度方面的有效性，发现观察训练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技术知识、自我效能、结果期望以及社会联系[27]Othelia等人创新了干预形式，让大学生充当了培训者的角色，结果显示被试老年人的技术控制感、数字素养、自我效能都得到了提高，同时，与年轻人的互动也减少了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有助于减少焦虑和提高自信心[28]具有启发性的是，国内部分学者把视野转向了家庭例如周裕琼利用全国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与家人的互动越频繁、关系越亲密的老人越能收到数字反哺[29];朱秀凌利用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发现父母在教养过程中给予的情感温暖越多，子女的反哺意愿就越高[30];朱丽丽等人在通过定性研究理解数字反哺的基础上讨论了其与家庭亲子关系的复杂关系[31]总之，除了社会性的解决方案以外，家庭也具有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潜力，而亲子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蕴含着应对数字鸿沟更富亲和力的解决方案[32]，也是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前提然而，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的趋势下，老年人多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空间上的间隔加上老龄化的加剧，极大地削弱了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保障功能，营造更良好的亲子关系来修补与完善现代化进程中脆弱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推动家风建设已然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

[33]其中，传统孝文化对亲子关系有重要的维系作用，社会不同形式的组织也在试图将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结合起来，重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家庭道德[34]已有研究表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元素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依然有着持续的影响力[35]，城市家庭甚至正在经历着亲权与孝道回归[36]总而言之，孝文化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在发展中融合了现代特征，持续影响着亲子关系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论断，试图探索以孝为核心的亲子关系与技术反哺的关系孝道作为一套伦理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逐渐对其内核进行革新和拓展，形成新的意义系统[37]叶光辉等人的双元孝道模型将孝道概念区分为“相互性”和“权威性”两个维度[38]相互性”维度基于主动的天然情感，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对等地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情感上关心敬爱父母、物质上愿意照料和支持父母，因而在普遍状态下，子女都能表现出善待父母、关怀父母的行为这一维度的孝道观念不仅对应着传统儒家的“亲亲”原则，也符合现代社会中强调独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倾向于这一维度的成员会更愿意建立一種互惠的、平等的、以情感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在这一对关系中，父母和子女依据日常互动中累积的亲密情感来发展和维护亲子关系，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多的互动，更多元化和更主动的交流方式。

因此，在本文中将代表这一维度的亲子关系称为“相互性亲子关系”权威性”维度基于被动的尊卑规范，强调子女应该压抑自己的需求来迎合父母的要求或期待因此，子女出于一种对权威关系的考虑所展示出的孝行所依据的准则更多的是作为子女对父母所应承担的某种“义务”这一维度的运作基础是通过对角色规范的遵从来追求社会认同，体现的是子代作为弱势者在态度和行为上服从更强势者认可的行为期待在这一维度的运作下“子代必须认同亲子辈分地位之尊卑规范，才能在亲子关系中达成合宜的实践”[38]，对应于儒家的“尊尊”原则这一自我压抑的维度会在子女渐渐长大后发生冲突因此，和相互性孝道比起来，权威性孝道下的亲子关系更为疏离，父代与子代间的情感性和主动性较弱，父母的权威和权力不对等的关系结构是这一维度的基石因此，在本文中将代表这一维度的亲子关系称为“权威性亲子关系”已有研究显示，相互性和权威性两个维度会对亲子沟通造成影响，前者对亲子沟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后者对亲子沟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9]，从而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亲子支持模式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研究显示，相互性维度可以显著促进子女的情感支持，而权威性维度可以促进子女的经济支持[40]由于技术反哺是在日常生活中非物质的技能支持，其在性质上类似于已有研究中的“情感支持”，鉴于已有研究中“相互性关系”和“情感支持”的正向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相互性关系得分高的子女更有可能给予技术反哺。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相互性关系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给予的技术反哺同理，已有研究显示权威性关系对亲子沟通和关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9]鉴于技术反哺的生活化、碎片化特征，亲子沟通频率是技术反哺的重要前提，我们有理由认为，权威性关系得分更高的子女可能给予父母更少的技术反哺假设2：权威性关系能够显著减少子女给予的技术反哺与子女给予的技术反哺相对，我们还测量了父母接收到的技术反哺与父母对亲子关系的理解与子女的情况相似，我们认为持有相互性关系得分高的父母更有可能获得技术反哺，而父母的权威性关系得分高的父母更难获得技术反哺假设3：相互性关系能够显著提升父母接受的技术反哺假设4：权威性关系能够显著减少父母接受的技术反哺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街道七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