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的复杂性.docx

    探索历史的复杂性    陈晓平读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世界经济通史》(GeneralEconomicHistory，即“经济通史”)，是马克斯·韦伯自一九一九年起在慕尼黑大学所作一系列讲演的笔记汇编一九一九——一九二○年正是韦伯思想更为成熟的时期，《通史》对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起源(这是韦伯毕生关注的课题)所作的全局性思考与宏观解绎，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深度，对于我们现在探讨现代化的条件、前提、模式与道路，比较东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的意义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通史》分别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工矿业、商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导因与文化根源作者似乎不想提供一种完备的教科书，因而其叙述并非面面俱到开篇即探讨典型的日耳曼定居制度的传布、演变及其内容，同时也将日耳曼农村组织与苏格兰“敞地”制度、俄罗斯米尔(村社)土地制度、中国的井田制、印度的村落等等作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确实无法作出任何概括的论断如果我们就欧洲影响所未触及的人口中去寻求答案，我们总是发现彼此相差悬殊，而毫无一致之处”(《通史》第22页)这实际上是反对那种将“典型”的原始农业组织作为普遍现象强加于世界历史的简单化倾向。

又如论及各国封建制度时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在纪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废除，土地私有制随即奠定”，同时分析了日本的分封制度、武士阶层与中世纪西方庄园制、骑士武装的相似之处，指出“继日本之后，中世纪的西方乃是最纯粹的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的地区”《通史》第81页，第55页)这种提法虽极扼要，对认识我国近代以前土地制度与日本、西欧的差异，从而认清社会结构与分层上的差异，都不失为有益的参考资料此外，韦伯书中提出的母权制婚姻与父权制婚姻并非后先相继而可同时并存的观点，以及对领主所有权起源的综合性考察，都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但韦伯进行他的宗教社会学、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页)《通史》的侧重点乃在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外部与内部先决条件、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识形态能动因素作全面的考察、爬梳和识别，从作为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出发，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根源历史在这里恢复了它的全部复杂性韦伯坚决反对那种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某个单一原因的简单化倾向，更反对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纯粹外部力量的产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主义中去寻找合理化乃是决定近三、四百年欧洲发展方向的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结合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不能看作完全是预先注定的东西资本主义乃是于不同时期生成于西方文明中的多种因素——如古希腊罗马的理性化经验科学、合理的罗马法体系、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和可计算性——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因素由于新教教义把取得经济成就提高到宗教使命的地位而综合起来，与当时相适宜的外部物质条件(工业革命时期煤和铁的开发)、特定外部事件(十六、十七世纪殖民活动引起价格大革命、需求大众化)相结合，终于生成了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享乐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犹太人的经营技巧、贪婪的海外殖民活动的产物；反之，在其发韧之初，资本主义精神与享乐主义的启蒙思潮是相抵触的，虽然资本主义本身的后续发展却又必然地产生出启蒙思想，并形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悲剧性的冲突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韦伯认为：“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

《通史》第233页)在这里，韦伯紧紧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从而将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根据韦伯的这一定义，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曾存在过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除了现代西方世界之外，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最终都归于湮灭，成为永恒的“萌芽”，个中原因只能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制度中去寻找如果按照韦伯的这一宽泛标准，中国的明代也许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证之以当时中国整体的文化、法律制度、政治环境、宗法社会结构、全国范围的经济组织状况、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程度，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永恒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许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出现比较繁荣的商品经济(毋宁说是“商业经济”)，但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到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韦伯上述“资本主义”的定义尚未能对现代资本主义与古代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现象”作出明确的区分，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随后即作了如下补充：“只有需求的供应已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种形式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制度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

《通史》第233—234页)这里指出的似乎只是量的差别，实际上正是从这种量的差别上反映了质的不同，即西方社会已从“实质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进入了“形式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这一转变经过了艰苦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社会中原来各不相关、互不统属的合理主义因素汇聚并结合起来，由此开始了惊人的飞跃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之间质的不同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代西方世界具备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高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偶然的推力，但更重要的是处在希腊、罗马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西方人促使传统产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宗教改革、实验方法与数理方法的结合、民法与商法的健全)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出现并非是预先注定的，其中既有内在的必然因素，也有偶然与能动因素，而这些偶然与能动因素却并非无足轻重，有时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看起来似乎是西方文化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改造者(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但宗教改革并非完全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加尔文教与路德宗的教义实际上也大相径庭，它们并不反映什么“启蒙主义”的同一时代潮流路德宗反对“善功圣库”理论，主张因信称义，宣扬信仰自由，与加尔文主义的“先定论”相差甚远。

如果说，路德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那么，加尔文主义则似乎与肯定感性欲求的文艺复兴传统相反，走向了更加严格的禁欲主义，这正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主观能动因素与杰出人物起作用的显著例证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而这种会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又要求：第一，私人企业可将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私有财产任意处置；第二，有市场的自由；第三，有便捷的计算技术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第四，经济生活必须是可测算的，即有可靠的形式法律调节经济生活，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第五，有实际上被迫而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第六，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如各种信用工具的普遍使用上述必要因素，一方面导源于西方经济传统(从古罗马发源的信用工具与股份公司、市场自由)和文化传统(使用形式法律而不是即兴命令进行统治罗马法中的物权法)，另方面又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演变(如西蒙·勘蒂文发明会计中的平衡法、圈地运动造成了自由劳动力)除了这些先决条件外，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还需要一系列现实的中间环节由此看来，东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和中间环节，如我国古代便根本无形式法律可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无法成长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综合性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碰到的障碍也是多样化的，并非仅如一些学者所乐道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之类的简单原因这里我并没有全盘贬低中国文化的意思韦伯认为，任何科学的思维，任何哲学的思考，都不能为宁可要一种“价值”而不要另一种价值找到足够的理由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不同的文化体系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中国是否要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束缚，走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性道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由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国人民的痛苦经历和斗争实践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时代作出了它的价值选择我们现在的任务，在于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成长过程的深入考察，认清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碰到的来自传统的障碍，探讨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和制度环境，从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出有计划的首尾衔接的改革部署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形成史中的文化的与“人”的因素，乃是韦伯所着意强调的深层内容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兴起、生长并成熟于西方？为什么对于东方各国来讲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外来现象？韦伯认为个中道理正在于东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CivisRo-manusCitoyen，bourgeois)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

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和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加深刻些但是合理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指导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象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通史》第265—266页)从自由城市发展起来的公民权、以形式法律为基础的科层组织、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生活有条理的宗教——这些因素构成了韦伯所谓“合理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这种“合理主义”趋向中产生了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但对于所有这些因素，我以为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才不致重新堕入宿命论的泥潭这种宿命论的历史观把上述因素看作是资本主义成长中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素，因而也就彻底否定了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在论及清教主义对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发展与科学组织合法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时也指出：“清教主义并非不可或缺清教这个历史的具体的运动并没有被提出来作为当时英国科学迅猛发展的先决条件；功能上等价的其他意识形态运动也可以发挥作用，为渐露头角的科学争得广泛受到承认的合法性”(《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第19页)默顿的“历史社会学”与韦伯的社会学一脉相承，所要求的不是得出宏观的历史规律，而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这种研究过去一直为我们所拒斥，现在是加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必须以“有之必然，无之未必不然”的眼光来对待韦伯所列举的各要素，才能对历史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对未来有更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韦伯在《通史》中对各文化因素的剖析城市与公民权具有单一共同体意义的自治城市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古代西方世界没有大权独揽的大一统专制君主，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为自治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西方，城市首先是一个防卫集团，一个在经济上足够自我装备的军事组织城市是自由人的联盟，它一开始就不能采取专制统治形式，而以自己制定的法律调节内部关系因此，市民本身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