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支配与终结：公权力运行的实践逻辑与救赎.docx

    异化、支配与终结公权力运行的实践逻辑与救赎    谢治菊　王亮Summary：公权力异化意味着公权力的运行悖离其公共性本质，服务于权力拥有者的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是公权力的私有化、商品化和公权力运行的任意化与随意性公权力异化将会对社会各领域产生严重的危害，进而对私人领域、经济领域和学术领域进行支配要遏制这些渗透与支配，民主法治、多元监督、平等参与、边界约束与伦理道德等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手段Key：公权力；异化；支配性：D035.4；D920.4 文献标志码：A：1006-1398（2014）04-0062-08罗伯特·A.达尔指出，工业社会使政治资源分散化，但却并没有根除政治上的不平等，虽然政治不平等有分散性的倾向，但积累性不平等仍在政治系统中存在积累性不平等主要是指：“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在某一资源上（如权力）更为充裕时，他通常也会在几乎其他所有资源上都更为充裕——容易获得社会地位、财富、合法性、对宗教和教育机构的控制、知识、官职等[1]96也就是说，在积累性不平等中，最高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财富、宗教、经济与公共生活中的关键职位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一元社会。

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个一元社会，但是，也不能算多元社会，至多算是一个正在向多元迈进的社会，因为社会的多元格局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达尔所提到的积累性不平等也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表征和根源说是表征，意思是现在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积累性不平等；说是根源，正是由于各种不平等领域的积累和相互支配，我国的不平等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中，权力是积累性不平等形成的关键，即一个人在权力中的优势会使他在其他领域也享有更优质的资源为此，公权力的异化及其对其它领域的支配则成了本文要探讨的核心话题一公权力异化：内涵与表现权力是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社会科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权力，其含义犹如能源是物理学上的基本概念一般同能源一样，权力有很多形式，诸如财富、军备、对舆论的影响力，等等[2]10正因为权力是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因而研究的人较多，关于权力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基本达成共识的是：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力、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公共权力即公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授权给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由其掌握并实施，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威力量。

公权力具有典型的双面性：一方面，可以维护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损害之而由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公权力使用过程就极易发生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此，当公权力代理人陷入理性经济人的沼泽时，受“自利性”的人性驱使，公权力就可能成为祸害公共利益的工具历史事实表明，当掌权者的权力动机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权力的运行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由此带来国家繁荣；然而，当掌权者的权力动机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背时，就会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带来社会腐败和倒退[3]10-11本来，公权力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这一点，马克思的比喻比较生动，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就如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而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样[4]367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就为公权力的异化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恰如有人指出：“公权力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着被异化的可能[5]那么，什么是公权力的异化呢？一般而言，异化概念表征的是事物性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结果，所谓公权力的异化是指公权力的运行超越了其既定的轨道，悖离了它的公共性本质，被公权力代理人用于谋求私人利益，成了掌权者的私有物，服务于掌权者的私利。

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是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6]在当代中国，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异常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公权力的私有化、商品化和运行的任意化首先，公权力私有化，即公权力主体将其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来支配，利用该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以致出现公共利益部门化和部门利益私人化本来，公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只能为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服务，但由于缺少监督与制衡，公权力就成了官员手中的“权力宝葫”，被改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私欲来源，其结果是我们周围出现了众多的分利集团和贪污腐败，他们像恶性肿瘤一样寄生在国家和社会的肌体上，损害着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其次，公权力商品化，即以商品的形式来衡量公权力从公权力的具体运作来看，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而要有效行使权力，就必须有行使权力的机构和人员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而“自利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一般认为，抽象意义上的公权力本身与利益是没有关联的，但由于行使公权力的个人和机构有利益的需求，否则机构就无法运转、个人也无法生存在这些利益需求中，有些是合理的，如个人正当的利益所得，有些是不合理的，如利用公权力谋取的私利受理性经济人的影响，公权力拥有者均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这种冲动极有可能使公权力突破其自身边界以谋求不正当利益”[7]。

这样，公权力越界的现象也就出现了，利用公权力换取金钱、名誉、地位、机会，换取房产、股权、矿产资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公权力商品化的特征昭然若揭第三，公权力运行的任意化——公权力滥用，即公权力的行使不符合程序和法律规范，致使公权力悖离或止步于增进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这是我国极为常见的一种公权力异化形式，其主要表现是在公权力该涉足的公共领域如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提供公权力却出现缺位的情况，而在不该公权力作为的市场领域、私人领域等公权力却常常越位例如，利用公权力干预市场、干预社会的发展，甚至利用公权力干预家庭私生活，公安干警到家里扫黄，等等同时，公权力行使手段失当、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是公权力滥用的表现之二比如，在该罚款的领域用行政强制手段，而在该使用行政强制手段的时候却采取罚款此外，“公权力行使目标失准，即公权力的运行脱离为公众服务的正当轨迹而异化为谋求私利的工具也是公权力滥用的表现[8]2009年的“钓鱼式执法”案件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该案件引发了大家对公权力的深层次思考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彰显公共利益本是公权力有效运行的主要目的，但“钓鱼式执法”却将公权力作为城管“谋私”的工具，显然偏离了公权力运行的目的。

为此，李传良指出：“公权力不可过多地介入市场行为，不应与民争利，不能诱发不良意识，更不应侵扰公民的个人隐私，等等，否则，难免走向滥用，导致腐败，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9]可见，由于公权力有扩张和异化的趋向，大量政治和智力能量都投到了限制权力转换、限制它的使用以及界定政治领域中受阻碍的交换等努力中，这使得很少有人关注权力本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程序，这将进一步导致公权力的异化，进而造成对其他领域的支配 二异化的公权力：控制与支配那么，异化的公权力会对哪些领域产生哪些支配呢？从应然状态来看，有对经济、政治、文化、福利等领域的支配，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支配下面，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主要探讨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支配问题1.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按其属性来源，权利可划分为以政治性权利为主的公权利，以及以社会性权利和自然性权利为主的私权利私权利是一种自足的权利，不需要以其产生的条件为基础例如，只要是人，就应当有人权私权利还是公权力的基础，私权利是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按照自然法的观点，权利是先于权力而存在的[7]霍布斯认为，公权力产生于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需要，洛克认为公权力产生于解决自然状态下各种权利冲突的需要，卢梭认为公权力来自人民权利的让渡和委托。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公权力都是私权利的一种让渡和转化，私权利都是公权力的主要来源，没有私权利，公权力也就不存在了在日常生活中，公权力越过了自己的边界，对私人领域的权利进行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如以侮辱、公开、透露公民隐私的方式对公民的“名誉权”进行侵害，以刑讯逼供、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对公民的人身权进行侵害，以征用、罚款、查封、摊派、没收等方式对私人的财产权进行侵犯此外，政府通过快速圈地和房屋拆迁谋利的行为也层出不穷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种强拆行为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正是“由于公权力全面渗入私人领域，影响私权生活的各种规则与运转秩序，导致了市民社会应然规则的扭曲和私权利观念的弱化”[10]于是，为了确保私权利的实现，私权利不得不进一步依附于公权力，这进一步加速了公权力的扩张此外，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侵犯正如德国学者奥特弗里德·赫费在《政治的正义性》中提到：“公权缺位侵权细分可有两类，一是公权体系中某类公权对其他公权滥用表现沉默，在伦理和法律上都缺位，比如，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判决不抗诉，或对公安机关侵犯人权的侦讯手段不制止，违背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定责任就属此类。

二是在市场经济活动或日常生活中，某些公民或法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或相对有利地位任意扩张私权而侵犯他人的权利，法定的监管公权力则未能抑制这种私权的任意性，以至公权缺位而侵权[11]53可见，公权缺位也是侵犯私权利的一种表现2.公权力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行政权力逐渐进入了市场，控制了经济资源的调节和分配，这使得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微妙，甚至比较暧昧，这为市场的公平竞争蒙上了阴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破坏市场竞争规则、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罪魁祸首是公权力的异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面对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人们开始思考我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毫无疑问，市场机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职业、身份、地区、职位等为标志的群体性差距这说明，我国社会成员的财富差距不是个体自身因素和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而更多地与某一群体的权力有关就宏观层面而言，我国政府在重要资源的配置和分配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垄断性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

从微观层面来看，公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必然挤压和剥夺生产要素和人员应得的合理回报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方式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显性的支配包括制度化的途径，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按行政职位等级确定工资、福利等报酬，而且这些等级间差别越来越大，行政级别高往往意味着掌握的权力大，在责任缺失或不足的状况下，高报酬就成了对权力的馈赠，而不是对责任的合理回报，其实质是权力对财富的摄取，势必扭曲社会财富分配格局[12]隐蔽的支配主要指通过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非法的途径，将公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以攫取高额利润和不正当的收益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运行失调只是我国财富差距扩大的表征，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是权力的支配问题由于公权力对市场领域的越位介入，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就有了大好的机会，其结果是败坏了社会风气、流失了国有资产、提高了行政成本和市场经济活动成本，市场上的“豆腐渣工程”、“有毒食品”、“劣质物品”屡见不鲜而公权力支配经济领域最明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价格还仍然居高不下、畸形发展，就是因为政府过多地参与和瓜分了房地产中的利益，以致地方财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房产财政”和“土地财政”，即权力介入房产市场才是高房价的幕后黑手。

为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中国房地产的核心问题也不在于房价，而在于“权力资本化”的发生频率与速度能否减缓并变得温和[13]难怪学者孙立平指出：“利益集团的行动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行政权力结盟而卖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