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2002年台湾社会学会年会论文.doc

※全部文章之所有權為作者所有，此處所提供下載之論文為會議初稿，未經作者許可，請勿任意引用論文題目：空間視覺化與現代治理性：以日治時期台北都市型態演變為例 蘇碩斌〔世新大學社心系兼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摘要：本研究試圖指出「空間」對現代統治的重要性，並以臺北的都市型態變化為例證，闡述台灣在日治時期開展「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及其背後隱含的權力運作臺北在清末是由艋舺、大稻埕、城內彼此分隔的「三個市街」模式，而在日治中期轉變為整體的「一個都市」，這個過程不應視為自然的地理擴張本文利用多樣來源的歷史文獻，重建並分析日本建設臺北都市的幾個階段，從最早的公共衛生整備時期，到1900年代中期的道路取直工程，最後於1920年代大幅執行都市計畫與土地重畫，都是以「空間視覺化」為知識基礎的權力運作實踐這使得日本殖民統治得以將清末富含歷史意義的「地方」轉化為「空間」，亦即，成為可以分析、統計、規畫、建設的單位，從而展現現代國家治理性的內涵關鍵字：臺北市、地方、空間、視覺化、治理性聯絡：ericsu@一，前言民國90年2月，日本政治漫畫家小林善紀〔2001〕的?臺灣論：新傲骨精神?在臺出版中文譯本，並因頌揚日本殖民功績而引起臺北諸多民族政治情緒的震盪。

暫且不論小林氏引述史實之是非，本文想說明的，是他論述臺灣在日治時期發展的物質建設「現代化」，其實透露了某種值得探究的意識型態我們可以摘引其中一段論述來說明，例如他描繪二次戰後進入臺北接收臺灣的國府軍隊的大兵們，對於日本人留下的建設是如何地感到驚異：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水龍頭，簡直大為震驚，立刻跑到五金行搶購，結果回家裝上牆壁後，又怒氣沖沖跑回五金行理論：『這怎麼不會出水！』〔頁144〕小林善紀推崇日本殖民官僚的建設，並認為臺灣歷史後來出現了一道「現代化」的時代斸層，他指出：臺灣在清朝時代沒有開展現代化，國府時代則又倒退化，唯有日本「充滿熱情、積極推臺灣的現代化」〔頁74〕提到臺灣〔或臺北〕現代化的功蹟，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另一個意識型態的脈絡下，其實還存在著一位候選人，那就是中國清末的名宦劉銘傳就鮮明的例子，就如2002年九月臺北市長馬英九在臺北鐵路建設百年紀念會上，公開尊呼劉銘傳為「臺北現代化的推手」〔?聯合報?，2002.9.7〕持此論點之史學家不乏其人，例如戴國煇〔1985〕、李國祁〔1982：475〕等人不過，馬英九評斷劉銘傳開展現代化的判準，假设深究來看，與小林善紀推崇日本殖民官員的判準，其實本質並無不同，都是一種「水龍頭決定論」，差別只是被放在不同的民族情緒下解讀而已。

本文認為，如果只是看到水龍頭、電燈泡、鋪鐵路等「物質建設」，就逕以推斷現代化的先後、多寡，無疑只是看到了現代化最外表的皮相事實上，任何一派陣營的現代化宣稱，都是一個歷史事實，透過對「都市現代建設」此一事實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本文擬指出，現代化更是一種權力及統治的「運作形式」，因此，前述小林善紀和馬英九的認定，其實可以繼續向根部探索雖然不可防止地，我們最後免不了要為臺北現代化的開端下一個斷代，但也將提醒，始自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過程，其實算不得什麼「好事」，也不必要歌頌敬嘆因為，日治時期開展的臺北現代都市建設，其實也開展了一種更透明、更無形、更精確的管理暴力，這些潛藏於外在物質建設內部的，正是現代空間管理的新統治典範這種新的統治典範，用Benedict Anderson〔1999：20〕的說法，就是伴隨著西方現代國家出現而形成的統治能力；因為封建莊園諸藩被掃入歷史的灰燼、民族國家成為新的地理單位，國家必須在某個固定的地域疆界上，使住民成為國民，使土地成為國土，國家主權才能「合法地在領土內的每一平方公方之上平坦、均等地起作用」以下，本文將先說明「合法地在領土內的每一平方公分之上平坦、均等地起作用」，具有什麼樣的理論意義，其次，再透過臺北市街從清末到日治時期的建設為對比，指出一種「直接、精確」的現代國家統治能力，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引進到臺灣。

為了進行這樣的論證，本文勢必建構方法上的相對模型，文中將指出清代中國具有異於上述西方現代意義的統治典範，因為這種統治方式在中國並不曾出現過，似乎也不需要因此，對臺北而言，都市建設的皮相或有些許類似，但其本質則天差地遠，而由此構築出來的兩種典範轉變，亦即「西方／中國」，或是「非現代／現代」，在本文的脈絡中，也擬結合「地方社會／空間社會」的社會學概念來做對比，而串連前述統治典範改變的動因，則是「空間視覺化」二，空間作為權力實踐的場所：理論概念的說明所謂空間視覺化的邏輯，意指國家對於它所統治的空間所具備的視覺知識基礎根據Lefebvre的詮解，「視覺化邏輯」〔logics of visualization〕根源於文藝復興直線透視法〔linear perspective〕的幾何知識法則，是以視線的展布作為權力施為的工具，使空間被抽象化邏輯所支配，並抹去「全人」在空間上構築的地方感，空間因而得以發展出獨特的內在法則，不再理會具體的人之存在〔Lefebvre，1991：261；Gregory，1997：206〕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空間」作為一個長期被忽略的解釋概念，正逐漸重新帶進社會學的領域之內。

空間經常被認為是空無一物的、任由人們賦予意義的這種理解，根源自於康德將空間預設為「感性的直觀形式」的哲學傳統，社會學界長期以來也未予反省，因而一直把空間視為不證自明的存在物，並理解為「投射論」式的空間觀，認為空間是是「虛空的、清澈的、等待被體感知的」，甚至是提供社會力投射的背景舞台〔Sack，1980；Gregory and Urry，1985〕上述對空間的古典認知，1970年代之後開始出現理論性的反省，並在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之間相互跨界討論，如Anthony Giddens 、Michel Foucault、Pierre Bourdieu、Henri Lefebvre、David Harvey、Edward Soja等思想家，都關切起「空間」自身對社會的作用力〔Werlen，1993：1-3〕這個反省主要就在指出空間自身蘊含的支配性格，因為空間可以被模塑，但空間卻又會反過來制約人類行動，因此反倒使空間成為隱密的、不易察覺的統治工具社會學這種理解空間的概念，有其現代社會發展的知識脈絡因為封建主義的共同體崩解，現代國家必須直接統理人民，不再能如透過中介組織，但卻又無直接控管，因此一種新的統治技術於焉出現，這種統治技術，強調將適當的人民安置在適當的場所，亦即將個體〔人民〕整編到整體〔人口〕之中，如此一來，在掌握場所的整體，即可控制身體的個體。

而這，也就是統計學(Statistics)興起的背景〔Ostertag, 1988〕我們在此必須強調，統計學得以在現代統治學成為關鍵技術，不只具有數字的意義，也具有空間的意義一方面，統計〔statistics〕的拉丁字源意源指涉了國家〔State〕的事務，意謂國家要將有效了解臣民，必須把一大群的人以數字轉化為人口〔population〕來理解，再由其中找到治世知識〔葉啟政，2000：92〕；而另一方面，統計〔statistics〕的字源亦可理解為站立〔sta〕與地方〔tistic〕的結合，因此，統計也意謂將臣民安置在特定空間上以利管理因而，統治或是統計的原初意義，不僅是要化約人群為人口，還要使這些人口在空間上呈現與安置空間成為統治的直接工具，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直觀背景，就必須將原本附著的「地方」意義剝除、去鑲嵌化〔dis-embeded from place〕，這個發展，是在現代國家的統治形態確立之後才有可能的〔Giddens，1991：16〕用Lefebvre的概念，也就是說，並非任何時代、任何體制都有能力對空間直接進行配置規劃，其前提必須對空間擁有充足的知識〔Lefebvre，1979：285-6〕。

Lefebvre的意旨在於，只有把空間作為知識的對象，充分了解每一塊土地和其上的住民，才有能力對它配置規劃至此，應該更可以體會Benedict Anderson為何指稱現代國家是將主權是「在領土內的每一平方公分之上，平坦、均等地起作用」，因為這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能力伴隨著現代國家統治的技術化與知識化，一旦傳統社會的地域共同體被現代國家所貫穿崩解，原本作為地域社群建構意義的空間，暴露在被看透、被觀察的可能性之下〔Gregory，1997〕，這就是本文前述「空間視覺化」邏輯的意義用Michel Foucault的詞兒來說，這也是一種「前現代／現代」社會的知識型〔epistéme〕差異在前現代社會，國家要展現權力，是要使「權力的來源」可見〔例如國王透過公開展示、繁瑣儀式來保證權力被看到、被尊崇、被畏懼〕；但是，現代國家不再能藉由單一來源來支配分化的社會，而須借助「空間」作為權力工具，方法是使被支配者成為視覺的對象，使「權力的對象」成為可見的，而權力自身反而隱蔽成為不可見的，權力的客體即可能被轉化成為權力的主體、並且自我約束〔Foucault，1977：200〕Jeremy Benthem設計之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視覺邏輯，即是Foucault理解現代社會權力的視覺化運作之最正确範例〔Foucault，1980：147〕。

空間視覺化，即意指前現代國家原本看不透的「地方社會」，經過知識系統的變革之後，就必須成為可觀察的、可分析的、可排比的空間，這種視覺化的空間，擺脫了「搞不清楚狀況」時所必需使用的暴力，而將支配轉化為「製造幸福」的工程所以，當繼受西方科學知識的日本統治者，透過調查、繪圖、統計，對被殖民地進行精確的理解，則統治就展露出精緻化、科學化、理性化的技術如此一來，視覺化在臺北都市空間上的運作，就展現在其精準結合人與地關係的施策上，並且合理地以可期待、可計算的未來進行設計，例如公共衛生、道路開闢、都市計畫等等空間視覺化，在日治時期出現在臺北社會，構成了新的都市社會權力運作之基礎，也造成都市轉化的深層因素而在分析之前，我們將先說明清治之下的臺北都市形成過程及特質三、清代的臺北及其都市建設：三市街的社會基礎臺北地區在西、荷及明鄭統治時期，幾是蠻荒未墾，至康熙48年〔1709〕泉州籍的陳賴章墾號在「上淡水大佳臘」報墾，再歷經乾隆20年至30年之間灌溉水圳的密集建造，才漸形成漢人主導的的農墾社會形態〔溫振華，1981；尹章義，1985；施添福，1992〕穩定的農穀收成，使臺北平原成了北部臺灣的農產腹地，乾隆初年艋舺首先成為聚落，並在乾隆末年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市街聚落〔廖漢臣，1953：15〕。

而至咸豐年間，艋舺的三邑人與同安人爆發兩次大規模械鬥，同安人大舉遷徙到較下游的河港大稻埕，並發展成臺北地區第二個重要聚落〔王世慶，1976：73〕內地郊商貿易的繁盛，加上世界茶葉市場的成長，艋舺和大稻埕構築的臺北「二市街」，在清末時規模已約五萬人，超過台南市街的人口數，成為全台最繁榮聚落〔章英華，1986：253〕不過，同治朝之前，臺北地區的發展幾乎純粹是由民間商業所帶動，艋稻二市街向來都沒有官署進駐，至多只有道光年間「同知歲半居此」〔?東槎紀略?：91〕但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廷治理臺灣的態度則轉趨積極，北臺灣的行政位階提升，光緒元年〔1875〕清廷決定增設臺北府，依清律府城須築城牆，臺北自此才進入「城市建設」的時期城牆內的新區域，這個新區域被稱為「城內」，主要街道在劉銘傳時代〔光緒10年至20年〕陸續開拓，主要集中在城內北側和西側官衙附近，以溝通兩個舊市街為主〔郭芬芝等，1953：13〕至此，清代臺北的最終面貌形成，即為通稱的「三市街」本文在此要特別對「城內」的形成進行社會史的探討，以說明清末都市建設迥異於日本時期之特質臺北府城在光緒五年公告、光緒八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