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认同理论下的外宣译者身份初探.docx

跨文化认同理论下的外宣译者身份初探 黄苏敏摘 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许多学者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应用于跨文化领域，各种理论、观点推陈出新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笔者从跨文化交际理论中得到启发对外宣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作出如下总结：1.确立文化主题性； 2.外宣译者应具有包容性；3.应具有灵活性，创新性译者的身份在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者，因此在跨文化认同理论有助于译者进行正确地定位，并为译者提供科学的指导方针关键词：身份认同 外宣译者 主体性 包容性 创新性一、引言60年代之后，文化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出现在翻译理论家的专著中，奈达、费米尔先后将文化元素引入翻译理论，使翻译理论进入一片广阔的天地，并使两千多年来的 “直译” 和 “意译”之争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苏姗巴斯内特把翻译中的文化要素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代翻译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她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为单位，而不是把翻译单位局限在语言范围里”可以说，从文化角度解决翻译问题，不仅是当今翻译界的潮流，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引用阿德勒、吉川、金荣渊、戴晓东的跨文化认同理论，对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

二、身份”或“认同”的概念“身份”或“认同”（identity）不仅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重要范畴它与类别、角色、立场等概念相联系，揭示了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个体与其所接触的文化关系Identity”一词最初是一个哲学范畴1940年埃里克森（Ericson）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首先在青少年心理分析中使用了“自我认同”（ego identity）20世纪70年代之后，泰弗尔（Tajfel）等人将身份认同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Hecht ML. A Rearch Odyssey， 1993（60）：76-82）三、跨文化认同理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复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同时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交通、信息的飞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先后有阿德勒（P.S. Adler）、吉川（M.J.Yoshikawa）、金荣渊等学者将“身份”、“认同”這个概念应用于跨文化领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跨文化研究学者戴晓东在《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对阿德勒、吉川、金荣渊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阿德勒率先研究跨文化认同1976年，他提出了超越单一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人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角度，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man）理论，分析跨文化认同的特征与内涵（戴晓东，2013（9）：144-145）这在跨文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生活于多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人不断学习新文化，反复探索、调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重塑自己的认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柔韧性吉川借鉴阿德勒的多元文化人理论、布伯（M.Buber）的对话理论以及佛教中有关事务相对性的思想，从认同的互动与联合的视角解析跨文化认同的蕴含在他看来，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经历跨文化适应的“接触、分解、再整合与自治”阶段之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双螺旋（double-swing）式和谐的跨文化的关系的过程戴晓东，2013（9）：147）金荣渊综合以上的跨文化研究成果，从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角度探讨跨文化认同的内涵她提出：跨文化认同体现一种全新的文化定位它是交际者在早期的文化习得之后，经过与新文化群体的成员长期、稳定的互动后形成的，比原有认同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身份认同。

戴晓东，2013（9）：146）戴晓东认为金的理论与阿德勒、吉川的理论相比，更强调交际者的自我超越性基于以上三种理论之上，戴晓东从身份拓展与延伸的视角对跨文化认同的内涵提出另一种解读：跨文化交际者在发展跨文化认同时应该确认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然后再与他人互相借鉴，携手共进戴晓东，2013（9）：148）四、跨文化认同理论对外宣译者的启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活动中最主要的交际者——译者往往游移于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化间无所适从翻译中，译者到底应该是“征服者（哲罗姆，S.Jerome）”、“画家（德莱顿）”、“媒婆（郭沫若）” ，还是“带着镣铐的舞者（许钧）”？应该隐身还是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这些问题不仅让译者苦恼困顿，也让翻译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外宣翻译研究者，笔者从阿德勒、吉川、金荣渊、戴晓东等学者的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中得到启发，对外宣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作出如下总结：（一）确立文化主体性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既要避免族群中心主义，又要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外宣翻译中，主要表现在加强自己的政治意识此时，翻译的本质不再局限于一种价值中立的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涉及以价值选择和意义阐释为前提的政治行为。

例如外媒将“台湾问题”译为“Taiwan Issue”，而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不加甄别地沿用了这一译法反观“issue”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is in dispute and must be settled”，即悬而未决的，或有争执的问题而实际上，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issue”一词只能使原来毫无争议的问题复杂化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翻译中使用“question， topic” 等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问题的实质另外，外媒把“”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一词常指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这一词的使用，代表承认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应该选用“secession”，本意是“分裂”，少数派企图分裂中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阴谋便昭然若揭同样，“黄岩岛”与“钓鱼岛”在对外宣传中也应分别译为“Huangyan Island”和“Diaoyu Islands”而不是“Panatag Shoal”与“Senkaku Islands”正如张健教授所说：“外宣翻译需要围绕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目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外宣翻译必然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对译者政治方面的修养要求很高一个称职的外宣译者要正确译介我国国情、对外政策和中华文化的精华，让全世界能够全面、及时、真实地了解中国（张健，2013：70）二）外宣译者的包容性戴晓东教授认为：“跨文化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交际者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全方位地开发自我，不断吸收与整合其他文化元素，扩展文化认同，逐步商讨协议和积累共识，进而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作为跨文化交际者，外宣译者的包容性体现在对异域文化、国际共识、新文化热点的不间断学习和接纳，以及对目标受众的包容性1.对国际共识、异域文化的包容性程曼丽曾说过：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对接：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前者涉及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后者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程曼丽，2006）这句话涵括了国际传播者，即外宣译者必须关注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共性，一个是个性所谓共性就是要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关注国际热点，形成共同的话语；偏离国际传播的中心，故步自封只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此外，国际传播还要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要对具体对象国的文化特征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目标受众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等等。

2.对新文化热点的包容外宣文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是涵盖面广常常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工业、农业、旅游等方面，因此只有语言知识，拿着一本字典翻译是行不通的，译者必须要有较广泛的专业知识很早就有人提出，译者必须是一个“杂家”，外宣译者更是如此第二是知识更新速度快我们处于信息时代，各行业的新知识、热点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经常地学习、关注例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就有一些新词出来：“人地钱”挂钩、“容错、纠错机制”、“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分享经济”“光网城市”、“海外仓”，这些新词分别是什么意思，如何翻译呢？这些都有赖于译者扎实的基本功和对时事热点捕捉的能力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时事热点更是瞬息万变，外宣译者，既是跨文化交際者，又是前沿文化的传播者，必须时时敞开胸怀接纳新文化，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才能“讲好自己的故事”3.对的语读者的包容外宣翻译是一项目的性非常强的工作，简言之就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因此外宣译者应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促使目的语读者接受我们所传达的信息外宣翻译的受众可能是外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可能是形色匆匆的上班族，看不到自己感兴趣或是易于接受的信息就会轻易放弃，因此译者应该具有相当的包容性。

正如上文提到的：译者要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不管是措辞，还是句子、篇章的建构，都要以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许多我们中国人觉得家喻户晓的信息实际上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因此外宣译者还必须不厌其烦地向受众解释清楚毕竟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在国际上的受关注度和知名度并不高，缺乏耐心和急于冒进只可能使我们失去更多的目标读者三）灵活性、创新性外宣翻译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讲究灵活性跨文化认同理论认为，跨文化交际者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们应该超越自身与其他文化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汲取不同的文化养分，改变原有、特定的思维框架，富有创造性地整合不同的文化元素宏观层面看，外宣翻译的灵活性体现在篇章和句子层面，微观层面看，体现在词汇层面1.句子和篇章层面的变译译文成功与否，是由目标读者来评判的，因此译文要想赢得认可，必须满足读者的需要亦步亦趋、生搬硬套的翻译只能引起歧义，造成跨文化的障碍奈达认为：为了将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减到最低程度，译者有足够的理由在语言形式上作大胆的改动曹青，1995（9）：100）这种改动即所谓“变译”，是指对原文信息采用扩充、取舍、浓缩、合并、补充等方法以传达信息的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方法，包括编译、改译、摘译、译述、缩译、译评和译写等。

衡孝军，等.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69.）变译”广泛地运用与各种类型的外宣翻译中并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外宣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根据译文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编译、改写等“变通”手法，改变源语文本的内容和结构，乃至风格，以方便目的语读者接受，使目的语文本更通顺、更清楚、更直接、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张健，2013（1）：20）词汇层面的创新在英译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少词语异化的趋势，例如crocodiles tears 一开始翻译成“猫哭老鼠”，后来渐渐演变为“鳄鱼眼泪”，“flea market ”从一开始的“露天旧货调剂市场”演变为“跳蚤市场”，“hot dog” 从“香肠面包”变成了今天的热狗，也就是说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能够接受一些较为“洋气”的译法西方文化属于强势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在汉译英中，这种异化的译法普及率远不及英译汉，我们仍可以适度地采纳一些异化的译法，因为在中西文化长期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西方的受众已经从审美上接受了这些具有“异域风情”的词语例如“纸老虎”可以直接译为“paper tiger”， “龙卡”直接音译为“Long Card”，“三个代表”译为“the Three Represents”，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