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文学评论论文.doc
3页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_文学评论论文 【摘要】悲剧一向比喜剧更能打动人心,那些融入作者深厚感情的悲剧更是如此司马迁无辜受刑后,其笔下的悲剧英雄们就常常引发后人的感叹和思考,这些人物的经历,就像是一幅幅壮丽瑰奇、荡气回肠的画卷,在让我们千载之后仰望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探索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封建统治下的种种社会黑暗 【关键词】史记;不公正待遇;悲剧英雄 西汉武帝天汉三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这本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却带来了文坛上的一场风暴——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替李陵求情,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了监狱,处以宫刑 这个时候的司马迁,已经开始着手撰写《史记》,不过他此时的写作动机却是为了给西汉王朝歌功颂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曾执司马迁之手而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认为自己没有能够尽职尽责地将大汉王朝的明君贤臣们的事迹记录下来,以达到弘扬有汉一代辉煌的目的,因此要求司马迁继承自己的遗志,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在修史时,受到父亲的影响,自然也是抱有同样的目的。
他曾和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自己修史的宗旨,认为:“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太史令),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被处以宫刑之后,司马迁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遭受了极大地摧残他本是“倜傥非常之人”,受刑之后,却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而“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的写作风格自然不可能与之前相同,开始将自己的身世之叹融入作品之中,尤其是写到一些同样经历苦难的悲剧人物时,更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不平与哀思寄托其上,把他们的故事写得荡气回肠,成为《史记》中的一大亮点 西楚霸王项羽是司马迁着重刻画的人物,在巨鹿之战中,他果断地斩杀了楚王派来的上将军宋义,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必死之念激励士卒,最终大破秦军当是时,其他救巨鹿的军队不敢与秦军交战,“皆从壁上观”,独有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破秦后,项羽召见诸将,大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汉将楼烦善骑射,曾经躲在营中三次射杀挑战的楚将,但项王只要“嗔目叱之”,立刻就能吓得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就算是在垓下之围,穷途末路之际,当“项王大呼驰下”时,仍能令“汉军皆披靡”;而“项王嗔目而叱之”,更是吓得汉军大将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在文中,司马迁多次描写了项羽在作战时的勇猛,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英雄形象而相比项羽,刘邦的形象就要逊色得多,他出身于市井无赖,打仗时阴谋百出、背信弃义,为人更是无情,在逃亡的过程中多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在项羽要烹煮其父刘太公时居然无耻地要求“幸分我一杯羹”但就是这样的小人最终却取得了天下,逼得项羽乌江自杀这令司马迁感到不平,于是,他把垓下之战写得慷慨悲凉,尤其是霸王别姬的一段,更是牵动人心:此时的项羽,经历了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合击,连番大战之下,士卒死伤无数,粮食也已吃光,被汉军重重围困,已是日暮途穷更有张良献策,令汉军四面唱楚歌,惊得项羽夜不能寐,“夜起,饮帐中”此时的项羽,自知在这场天下之争中败的一塌糊涂,痛心之下对着爱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罢泣下数行能让一代豪杰项羽流泪,场景该是多么的凄凉?清代吴见思说得好:“‘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 除了项羽这样一度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外,司马迁还描写了一些出身微贱、在当时人眼中看来不入流的“小”英雄的悲剧就连本来是闻者侧目的刺客,都被他写出了别样的光彩。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描写了两位名垂千古的刺客——荆轲和聂政,在文中,太史公称赞他们”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但是在这两位昙花一现的人物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悲惋和无奈:荆轲是受好友田光所托,为太子丹除去秦王,以解燕国之祸;聂政则是被严仲子打动,为他杀死韩相侠累两人之所以去行刺客之事,并非本人对被刺者怀有仇恨,而是本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替人做事但讽刺的是,这两位所谓的“知己”分明含了很大的水分 聂政有勇士之名,被与韩相侠累有隙却报复无门的严仲子看中,趁聂政母亲过生日时奉上黄金百镒为寿礼为了一点仇隙就能拿出黄金百镒来结交勇士,那么想必这点钱对于财大气粗的严仲子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屠狗为业、生活窘迫的聂政来说却是极为厚重因此,聂政认为严仲子重视自己,将之当成了知己,在老母过世后以死相报而这位“知己”明知道侠累“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 ,聂政独身前去复仇必然是九死一生,却自始至终无一言劝阻,可见只是把聂政当成了杀人工具而已中国有句话,叫做“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富人以金钱便可换得人为其卖命,可不悲夫? 荆轲在刺秦前本是一个无名小卒,处处碰壁:“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
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不得重用也就罢了,还被盖聂和鲁句践等人瞧不起这个时候,太子丹却将之奉为上宾,以整个燕国的安危相托,可谓识荆卿者矣但有趣的是,作者在描述荆轲的同时也在着重描写太子丹的“不知人”和急功近利,具体事例有三:其一,收留秦将樊於期樊於期逃亡燕国,太傅鞠武劝太子丹不要接纳,认为收留樊於期只会激怒秦王,太子丹却“不忍”随后鞠武又提出与三晋、齐、楚、匈奴等国联手抗秦,仍被太子丹拒绝:“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事关国家存亡,却毫无耐心谋划,只能说取死有道其二,激死田光 太子丹执意报复秦王,太傅鞠武劝谏不得,无奈下只得推荐了田光鞠武对太子丹忠心耿耿,推荐之人自然是值得信任的但太子丹面对这个老师口中“智深而勇沉,可与谋”的侠士,却是心存提防:“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导致田光为表明心迹而自杀其三,促荆轲行期太子丹虽对荆轲极为礼遇,“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但这只是外在表象,好让荆轲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罢了,当“荆轲未有行意”之时,太子丹便生出疑心,再三催促。
而在出发前,荆轲本想等一个朋友一起前去,因为那个朋友住得远,没有及时赶到,荆轲想要多等一会儿,“顷之,未发”,太子丹便立刻“迟之,疑其改悔”,表现出对荆轲的不信任太史公笔下的荆卿,沉着冷静,能屈能伸,事事谋定后动却要为太子丹这样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小人效死,当真令人无可奈何 在《史记》中,类似的悲剧英雄还有很多,他们有的胸怀大志却落得个黯然收场,如陈涉、吴起、伍子胥等;有的品行高洁却为世所不容,如伯夷、屈原等;有的才华横溢却只能蹉跎一生,如冯唐、李广、贾谊等;有的立下大功却被无辜刑戮,如文种、商鞅、晁错等…… 这些人物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得司马迁甚至开始怀疑上天,他在《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时,忍不住大发议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公开表达了对所谓“天道”公正与否的怀疑事实上,酿成这些人物包括司马迁本人悲剧命运的,自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天道”,而是实实在在的“人道”天道”不公,即是“人道”不公这段文章表面上看是在为伯夷、叔齐、颜渊等人鸣不平,实则侧重点却在“近世”上汉武帝的宠信奸佞、性情暴虐,同僚们的趋吉避凶、冷眼旁观,社会上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些才是真正令他“甚惑”的缘由只是,这不公的“人道”实在是太强大,像司马迁所遭受的耻辱和痛苦,始作俑者就是汉武帝,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他的冤屈自然无处可诉,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借描写与自己遭际相似的悲剧英雄来抒发不平之气,这才有了一幕幕或悲壮,或凄婉,或慷慨,或低沉的离别之歌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卷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3] 郭预衡. 中国文学史(卷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 朱东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 张富春.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作者简介】 张靓静(1984.11—),女,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汉族,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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