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产权理论的科斯获奖.doc

高举产权理论的科斯获奖科斯(RHCoase)因为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及产权经济(Property Right)上的贡献，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学上，科斯的创见开拓了新领域，他之所以获瑞典皇家学会垂青，相信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到没有私有产权及无法计算交易成本，扼杀了人民的工作意欲，窒息了经济发展，不得不相继“走资”，逐步恢复私有产权……科斯八十岁，是经济学奖年龄最高的得奖者；1986年科斯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任上退休，是第14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大经济学家 1951年(四十岁)开始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科斯为英国人，《信报》读者对他的学说，相信都不陌生；首先将之传播给读者的，为港大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张五常那部已再版十多次的《卖桔者言》，是于1983年11月至1984年6月在本报《论衡》栏文章的结集，所收五十一篇短文(其中一篇在《信报》月刊发表)，泰半为阐释科斯理论之作；事实上，张五常对科斯十分敬佩，《卖桔者言》便是献给科斯，他在该书扉页上这样写道：“给科斯——追忆着十六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校园漫步中的研讨；感激着他对中国人的关怀”；他仰慕科斯之情，更表现在把儿子的名字改为“朗奴”上面；迄今为止最完整(未必最完善)的经济学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科斯学术小传，便出自张五常手笔。

说张五常为科斯学说最佳阐释者，相信是恰切的；至于张氏是否青出于蓝，有待学者评鉴1969年诺贝尔奖加设经济科学奖以来，一共14位和芝大经济学系有关的学者得奖年份 姓名 关系 1970 萨缪尔森 校友 1980 祈连 研究 1972 阿罗 研究 1982 斯蒂格勒 校友/教授 1974 哈耶克 教授 1986 布坎南 校友 1975 古柏 民研究 1989 夏维莫 研究 1976 弗里德曼 校友/教授 1990 米勒 教授 1978 西蒙 校友 1990 马科维茨 校友 1979 舒尔茨 教授 1991 科斯 教授 　科斯的重要著作不多，在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仅发表过大约十篇论文，而且篇幅都不长，又没有数学程式及注释，因此非经济学者都看得懂今次瑞典皇家学会所举科斯二篇论文，《公司原理》(The Nature of the Firm)只有二十多页，《社会成本(损耗)的难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仅四十余页；和大师级学者作品繁多每册动辄数百页比较，科斯算是“小巫”；不过，这些论文堪称精悍短小、言简意赅，见前人所未见!成就可分二大类科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主要分为二大类。

第一是他从对公司的形成与存在价值的研究，并借此指出了交易成本及合约的重要性现在大家对于公司的存在，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但力主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科斯，认为经济学理论不应成为与现实脱节的“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而必须走进实际生活，将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明白经济运作真象，进而寻求改善之法，他因此对大家视为当然的商业组织——公司进行深入研究科斯这种“实证”的治学态度，早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战时内阁担任统计员时表露无遗；据说他并不满足于企业呈报的统计资料，不惜亲往有关企业访问，以了解事实真象为了了解事物真象，科斯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自由经济体系下，人们为什么乐于自愿地为创业家或投资家成立的公司服务?换句话说，在自由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不把劳力或脑力直接卖给需要其服务或劳务的顾客?由公司和市场打交道科斯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所以大都没有自立门户的野心——比如不愿成为街头贩卖汉堡包小贩而去麦当劳“打工”，皆因市场运作费用昂贵有以致之；科斯指出找寻适合的交易对象的成本甚高，他称这种成本为“发现代价”(Discovery Prices)，后人推而广之，发展成为“资讯成本”(Information Cost)此一新题课。

显而易见，公司的存在，令体力和脑力工作者不必直接和市场交易——人们替公司工作，由公司和市场打交道；可是，公司在管理工人以至因为无可避免会作出错误决策，令经营成本大增要解决这种难题，科斯提出合约和交易成本问题，这些新概念，把经济学导入一个全新境界无人吃亏无人占便宜科斯经济学的另一贡献，为把外部经济效果合理化，进而带出产权经济和把法学引入经济学经济体系具有高度相依性(Interdependence)，用经济学术语，即有外部效果(Externality)的存在，换句话说，任何经济行为都因其有外部效果而对他人造成影响，问题便出在这里，私人的边际成本与受益和社会的边际成本与受益未必相同如何处理外部效果，达致对私人和社会的最大福利效果，本为庇古(AGPigou)所创的福利社会学的主要题课，但庇古及其追随者(所谓剑桥学派)对外部经济效果并无圆满的解决办法!1960年，科斯的论文《社会成本(耗损)的难题》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及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他后来主编该学报达十九年)，提出了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确立了产权理论并正式把法学引进经济学的范畴!自私之余带来界外利益基于人类自私的天性，因此，任何劳动者工作的目的都为自利，可是，在工作过程中，无意地会使他人获得实际好处——这便是经济学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cs)。

外部经济可分为技术性(Technical)和金融性(Pecuniary)二种前者可用下例解释农人为了灌溉而引水为池，有利鱼虾繁殖，假如农人不拥有这个池塘的业权，那么，对垂钓者、捕鱼者都不利；不但如此，有了水源，农人所种果树愈为茂盛，花蕊与花粉大量供应，提高了采蜜的蜜蜂的生产力，养蜂人因而获益不浅；而由于蜜蜂传播花粉，果园主人亦因而得利垂钓者、养蜂者和果园主人都是外部经济的受益者产权明确市场至上外部经济效果的存在，需要政府出面协助及监管，至于政府参与的收益与成本关系，直至科斯这篇论文出版后，才有了解决的办法科斯指出，只要产权有明确界定，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的问题便可由市场自行解决，政府的干预因此可降至最少这便是著名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精髓金融性外部经济主要是因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而引致，比如人口激增使公共汽车经常满座，其边际利润提高，收费因此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乘客所享受的便是金融性外部经济利益科斯的《社会成本难题》，讨论的主要是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cs)的问题外部不经济是庇古所称的“厌恶效果”(Nuisance Effect)，庇古指出，火车车轮与铁轨磨擦出来的火花，伤害了铁轨两侧的农作物，这就如工厂造成空气和水质污染，这些副产品构成了“社会成本”，因此必须妥善处理——我们当然不能禁止火车行驶、工厂开工，但要怎样做才能两全其美，庇古主张铁路公司对农人直接作出补偿，或由政府以课税方式间接进行；对于补偿或课税的标准，庇古作出如下的假设——每吨英里(A Ton-mile)的货运收费为￡4，因铁路所生火花导致农作物歉收的金钱损失为￡1，在这种情形下，每吨货物的实际运费若干?庇古的答案是，货运的社会边际成本为￡5(￡4加￡1)。

推翻庇古的理论科斯对庇古的结论并不同意科斯凭什么不同意一代宗师庇古的结论?简单来说，科斯认为庇古把过失完全加诸铁路当局的看法是错误的，基于经济体系有高度相依性，因此，农作物歉收的原因，除了火车——蒸气发动的真正“火车”——与车轨摩擦发出的火花，农民沿铁路播种亦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农夫不这样做，农民的损失便可避免；但是，农民不在附近铁路的地方耕种，等于收成下降，损失又由谁负责?产权经济的诞生科斯指出，为了避免农作物有所损耗而管制铁道公司，社会的损耗(成本)可能大于农作物的损失，这里所称的“社会损耗”指的是不准建造铁路、铁路公司受限制或被判对农民作出赔偿，不仅可能影响货运，而且铁路公司最后只有提高运费以弥补开支，这即是说，必须靠铁路运货的公司或个人旅行者的“额外”开支总和，较农民因农作物歉收的金钱损失大非常明显，这对经济进步发生拖后腿作用科斯解决此一难题的办法，是从产权的界定入手，他指出，只要界定铁路及耕地的产权，问题便不难通过利益双方的磋商而解决假定农民的生产成本为12先令，在铁路产权为铁道公司拥有的条件下，科斯认为铁路公司可向农民提供8先令的津贴(￡1减12S)，如此一来，农民的收费跟铁路未通车(未发出火花)时一样。

因此，每英里的运输扣除社会损耗(成本)为￡48而非￡5由于这种观念十分重要，笔者因此再作解释界定产权解决问题为不使农作物受“火花”的伤害，有关双方可采取下列行动，问题是带来损耗由谁负责而已农民可腾出田地和铁道间一段“安全地带”；铁路公司则可设计新装置，令“火花”消于无形至于究竟应由农民“退步”或铁路公司装置新机械，科斯认为并不需要法庭裁决，有关双方根据成本开支便可作出解决如果铁路公司研究后了解赔偿农民的损失远较装置“灭火花”机械便宜，自然会对农民作出赔偿；不然只好索性不建铁路当然，令双方能够理性地坐下来，从经济损耗的角度考虑，先决条件是产权有明确的界定现在我们视产权界定后由市场力量作出裁决的说法，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三十多年前，当科斯首次探讨产权问题的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发表于1959年11月号的《法学与经济学学报》时，由于这篇讨论广播权(“波段”)的文章第一次指出产权界定后让市场自行解决谁有权作广播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强烈兴趣和广泛讨论滔滔雄辩群儒折服当时芝加哥的经济学和法学者并不同意科斯的看法，学报主编戴力陶(Aaron Director)致函科斯，要他作出修正，但为科斯力拒；不过，他答应亲自从他任教的维吉尼亚大学前赴芝加哥，接受同行的“诘问”。

除了“主犯”科斯，出席这场历史性辩论的学者包括贝利(MBailey)、弗里德曼(Friedman)、哈伯勒(GHaberler)、凯瑟尔(RKessel)、刘易斯(GLewis)、麦基(JMcGee)、闵德思(LMints)，斯蒂格勒(GStigler)和戴力陶辩论开始时，几乎人人反对科斯的立论，辩才无碍的弗里德曼更炮如珠发，把在场诸君批个体无完肤，但科斯则似置身事外……弗里德曼亦无法把他驳倒时，科斯知道他已胜利!辩论的结果，是科斯于1960年10月在“法学与经济学学报”发表的《社会损耗(成本)难题》，产权经济学从此诞生!污染问题迎刃而解美国政府开始注重环保工作，少说已有三十年历史了，从环保处(EPA)发表的资料看，总体而言，环保工作算不上很成功，而以行政命令控制污染则可说未见成效，比方说，环保处预期1975年至1985年间，由于立法规定汽车须有防污设置，因此希望将汽车排入空气的一氧化碳减少80%、氧化氮减少70%，结果是前者减19%，后者减4%，距离预期目标甚远；不过，不含铅的汽油趋于普遍，令铅毒逸入空气在期内减少94%上述统计资料，清楚显示在汽车装上防污器远远不如汽油已排除了污染成分的效果高。

根据这种“实证”的效果，我们知道所有菜农改作有机种植，因杀虫剂衍生的致癌物质才会消失；汽车若装上分层充电引擎，氧化氮的污染马上地减至最低，如果用太阳能直接产生的热力使电池充电发电，空气污染便消于无形；当然，若能使汽水公司负责收回汽水瓶、快餐店负责收回纸盒纸碟，垃圾当可减半；此外，如果限制塑胶器皿的使用，不仅有助垃圾的减少，而且石油化学工业亦不会逸出那么多的“毒性放射物”!担心政府愈弄愈糟显而易见，克服污染，现在大家都希望假手政府进行，不少人认为，只要政府立例不准这样做那样做不就行了吗，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