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料与形式：李凯尔特的历史认识论.doc

质料与形式：李凯尔特的历史认识论 质料与形式：李凯尔特的历史认识论 【作 者】刘莘　　一自黑格尔以来，区分自然与历史成了德国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近代，这一传统受到实证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实证主义者否弃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在把历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同时，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力图使历史学实证化、科学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以致十九世纪后期，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盛行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是普遍的世界观，而且其原理和方法可以解决任何理性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同样具有普遍有效性显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矛头所向，不仅指向思辨的形而上学，也指向人文学科传统的思维方式把历史学从形而上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本无可非议，实证主义者为此而进行的努力值得称许但是，历史观念上的这种进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对自然科学法则的过分迷信，实证主义者混淆了人类实践的两个不同领域，而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融合中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从而使刚刚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历史学又丧失了其真正的独立性，由此激起了人文主义者、历史主义者的强烈批评这在“历史批判的故乡”德国尤其如此从那时起，“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日益增大”。

①在这种意义上，人文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反拨，也可以说是回归历史哲学传统的一种努力不过，区分历史与自然虽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但在其后继者那里，这一传统却更多地被看作思想的前提而不是认识的对象，以致科林伍德认为，不管是洛采（自然是必然王国，历史是自由王国）还是德罗伊森（自然是“有”的共存，历史是“变”的相续），德国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浅薄的公式表明了人们只是以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差别为先决条件，而并不想理解它②真正试图理解这一问题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学派在他们的理解中，既批评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泛自然主义思潮，也修正了其思想前辈的理论结论狄尔泰指责自然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强调应注重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同黑格尔一样，他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事件及其进程，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精神的科学，研究的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自由的活动但是，站在理性主义立场，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理性的运动，在他看来，历史的理性目的及其规律性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问题狄尔泰则认为，古典哲学所强调的理性的逻辑只不过显示了历史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所保持的宗教起源的痕迹，即使它抛弃了旧的神学形式，其内容也仍然是宗教—形而上学的。

他断言，由于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一次性的，由于一切历史理解所据以产生的直接感受都是个体的、内在的，因此，任何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表达历史意义的一般公式的尝试，都不过是历史哲学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迷雾”，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强调历史事件之个别性、一次性及历史学作为精神科学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表现了狄尔泰与从历史变式中寻求不变式的传统历史哲学及否认不同知识门类之特殊性的实证主义、泛自然主义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在新康德主义尤其是西南学派那里得到了更深入的阐述但是，不同于狄尔泰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后者基本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理论立场，并突出了“价值”在哲学和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反对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他认为，所有现实的科学都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一些科学研究一般的规律，另一些科学则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前者是“规律科学”，后者是“事件科学”，“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科学思想在前一种场合是制定法则的，在后一种场合是描述特征的”③这就是说，历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经验科学，但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不是“关于规律的科学”，而是“关于事件的科学”。

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而“事件”则具有一次性、个别性、独特性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并阐述其特征强调作为历史学对象的历史事件的一次性、个别性、独特性，是德国历史哲学的传统观念但在黑格尔那里，对一次性、个别性、独特性的历史事件的考察，并非历史哲学的终极目的，而毋宁是通向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在黑格尔看来，揭示个别性历史事件背后决定着历史运行方向的“世界精神”，才是历史探究的真正目的而这就意味着，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存在着某种超验的、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规律性东西的存在，世界历史及其运动才具有可知性、可解释性泛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虽然反对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及其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释，但由于其对历史的自然科学化的理解，历史事件事实上也丧失了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对历史事件之一次性、个别性、独特性的绝对化解释既否定了泛自然主义，也批判了形而上学不过，文德尔班虽然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泛自然主义倾向上与狄尔泰一致，但他不同意狄尔泰袭用古典哲学传统用“精神科学”来界定历史学以使其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观点他认为，强调自然与精神的对立虽然必要，但还不足以说明两种科学的本质区别；从认识对象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分类是行不通的，因为客体的对立并不总是同认识方法上的对立相一致。

因此，从方法入手，按照认识目的形式上的性质来分类更为准确在他那里，作为科学分类之理论根据的认识方法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逻辑对立按照这种分类原则，文德尔班把自然科学界定为“合乎规律”的科学，而将历史学界定为“个体叙述”的科学这一点，对李凯尔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显而易见，植基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逻辑对立基础上的这种分类，一开始即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事实上，早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曾以一种“实质主义”的倾向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科学是关于不变性的学问，历史学则是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学问，因而不能成为科学，其价值是实用的，而非理论的、科学的，它所提供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见”近代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力图弥合历史与科学的矛盾，以确立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其途径是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理来建立历史的认识模式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者的这种泛自然主义倾向，力图建立一种与“合乎规律”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个体叙述”的历史科学但由于以一般与个别的逻辑对立为理念基础，文氏对历史科学的界定难免出现叔本华曾经指出过的那种“自相矛盾”：科学只能以一般而不是个别为对象，如果历史学只是一门关于个体的科学，那它就缺少科学的基本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个体叙述”的“历史科学”无异于语辞矛盾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表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科学性的确立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历史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很难符合于关于科学的传统定义可见，如何解决“个体叙述”与科学规范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哲学面临的一个迫待解决的认识论难题李凯尔特所作的，就是尝试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努力 　　二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也认为，历史学同自然科学都是经验科学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近代的急速发展，已经建立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体系与之相反，历史科学不仅没有这样一种体系，甚至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启蒙运动时代曾试图把十七世纪所确立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　运用于历史生活，但在实践上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此后，康德通过其批判理论，限定了理性认识的范围，从而在哲学中结束了自然概念的独霸地位，在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④自此以后，德国思想界继承了康德的传统，对自然主义的思想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科学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黑格尔，更充分地意识到了把世界观建立在历史生活（而不是自然现象）之上的意义。

但是，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精神生活的这种历史连续性中断了由于把达尔文学说看作新的历史哲学，于是要求历史研究也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⑤，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的激烈争论这表明，相对于自然科学稳健而规范的发展，文化科学尚未找到其理论上的立足之地即使康德及其后继者，虽然在历史的思想方面比启蒙哲学家有了更大的发展，但他们对历史的逻辑的理解至多也不过达到萌芽阶段可见，历史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还有待建立有鉴于历史研究的这种尴尬境地，李凯尔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接续上德国精神生活的历史传统，回到康德批判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奠定文化科学的哲学基础，而首先需要作的，就是严格界定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为此，他提出了科学划分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质料分类原则与形式分类原则，其核心在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从黑格尔到狄尔泰，历史哲学（或科学）都同精神哲学（或科学）相联系，因此，自然与精神的对立或自然概念与精神概念的对立就成了历史哲学的一个深固的传统，其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即在于它构成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之分类原则的基础这种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区分科学，被李凯尔特称作“质料的区分”李凯尔特并没有否定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在他看来，“由于科学既可以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角度，也可以从它所采用的方法的角度而相互区别，因此，它可以从质料的观点，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来对科学进行分类这两种分类原则是一致的”⑥据此，他把“质料的区分”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分类原则不过，他拒绝接受历史哲学从自然与精神的对立来进行分类的传统他认为，用这种“唯一的对立”，不仅不能描述“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不能从方法论上把专门科学的多样性”划分开来⑦，而且有使历史学滑向心理主义、主观主义从而丧失客观性、科学性的危险同时，他强调，质料的分类原则并不是无条件的，“对象在质料上的对立只有在下述限度内才是专门科学分类的基础，即从整个现实当中显现出对我们具有特别意义或重要性的一定数目的事物和属性，而在它们之中我们不仅看到‘自然’，还看到其他东西”⑧这个“其他东西”，从根本上说，都同文化有关，而同自然存在着基本的对立这种对立表明，任何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企图都是难以实现的为此，他不仅批评实证主义者的自然主义倾向，而且对斯宾格勒生命哲学的历史观念提出批评，认为后者的“世界历史形态学”本质上是“采用生物学的普遍化方法来表现历史生活”，仍然体现了泛自然主义的思想倾向。

⑨批判自然主义并不等于无条件地认同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斯宾格勒的批评上，也体现在对狄尔泰等人的批评上我们知道，强调自然与精神的对立、以精神科学来界定历史学，是德国历史哲学的一个传统但李凯尔特认为，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虽然同自然与精神的对立相关（因为具有价值的文化现实就是财富，因此总是与评价从而与精神生活相联系），但二者的区别也一目了然这不仅因为文化科学并不限于对精神现象的研究，而且也因为心理的纯粹存在还没有构成文化对象，而心理生活本身应当被看作自然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凯尔特反对历史哲学传统的以自然——精神的二元对立作为科学分类的基本原则，而提出新的质料分类原则，即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并强调，这是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最终依据他要求根据文化对象的特殊意义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并以之取代“通常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分”11)显然，在李凯尔特那里，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这一概念使历史学得以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并成为一门新的科学——文化科学而“价值”则属于这一概念的核心，并成为文化与自然对立的根本标志在李凯尔特之前，文德尔班已经提出了把价值作为哲学对象这一西南学派的核心观念。

文德尔班认为，应当抛弃关于哲学研究“整个现实”及其普遍规律的传统的哲学概念由于各专门科学已瓜分了原来作为哲学对象的“整个现实”，哲学只有作为关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的学说，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哲学的对象不是一般的现实（存在），也不是现实的任何个别的领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