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治理与生理化伦理主体.pdf

「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一、「心的政治」與主體化工程以生理有機的想像模式所設立的正常／變態、健康／退化、欲望／恐懼、內部／外部、我們／他們的界線，是被何種思考模式與論述氛圍所建構？在中文脈絡中，這種具有生理主義與變態意識的主體位置，是在什麼樣的知識體制化過程中被設立與增強的？構成了什麼樣的觀看、感知及判斷的主觀狀態？此體制化的過程並不只涉及學院機構的設置，而更牽涉了論述與意識形態的構成本文要討論二十世紀之交，以中文大量翻譯與引介西方知識之時，透過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生物學、政治學與歷史學等學科的大眾化傳播過程，所綜合匯入具有生理化想像的「心的治理」論述本文將以主編《東方雜誌》十二年的杜亞泉作此篇論文早期階段研究接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短期訪問教授計畫「中國與臺灣 早期現代化過程中頹廢意識的翻譯」（005年月日至7月日）之補助，分別以兩篇 論文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中發表：()〈心的翻譯與頹廢意識：現代性的文化翻譯與知識 混成〉，發表於二○○五年七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在日本愛知縣立大學舉行之「文本翻 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研討會」(“Textual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since the Late Ming”)；()〈正變之分與「心的治理」： 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發表於二○○五年八月三—六日在北京清華大學 舉行之「比較現代主義：帝國、美學與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Comparative Modernisms: Empire, Aesthetics, and Histor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此處論文已經過大幅度修 改，本人要特別在此向幾位匿名審查者致謝  本人在《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已經開始展開此有關「心的政治」的探討該書處理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與臺灣的各種文藝場域所浮現的法西斯集結統合心態，本文 希望將此問題繼續推進，回到二十世紀之交現代西方知識混和匯入時所促成的心的治理-85-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二十九期006年  月 頁85∼中央 研究院 中 國文 哲 研究 所為一個代表性的例子，以切入此「心的治理」議題我認為，「心的治理」論述是二十世紀初中文脈絡主體化工程的基礎如果我們要討論二十世紀中國與臺灣的民族主義式的國家主義，或是具有區分正常與變態的生理文化觀，都必須回顧這個透過翻譯過程而完成的知識混成輸入 (syncretism)此處所討論的知識混成概念，是借用宗教在不同文化之間傳遞時發生的匯合現象不同文化的宗教傳入之後，在本地的廟宇中，同一尊神像可能會牽引幾種不同的信仰系統，而不同神格的神像也可能會被供奉在同一神壇上同樣的，當文化翻譯的現象發生時，外來的知識系統被引進，但是卻如同被裝扮成本土的神祗，傳遞了綜合外來與本地的知識信仰體系，而這樣的知識廟宇卻在本地構成了一種主體觀看的位置。

酒井直樹 (Naoki Sakai) 所提出的「翻譯政體」(regime of translation) 與「共構模式」(co-figuration)，以及劉禾 (Lydia Liu) 所討論的跨語境翻譯而創造國民性概念的現象，都相當有效地替我們揭開了探討文化翻譯的複雜問題文化翻譯必然不是簡單的語言體系之間的對等轉換，其中牽涉了語言使用者的欲望因此，當日本翻譯現象發生時，朝向「日本思想」的欲望牽動了酒井直樹所謂的「翻譯政體」甚至，如劉禾所言，翻譯並不是外來思想與詞彙傳遞，而更是本地自發創造意義的活動這個體系轉換所進行的符號交換，是個值得我們持續探討的問題不過，我認為，中文脈絡發生的文化翻譯現象遠比上述兩位學者所處理的問題要為複雜我在本文要提出的論點是：首先，文化翻譯過程所牽涉的彙整混成輸入，不僅涉及學科或是概念詞彙的設置，更涉及了混成輸入的不同知識脈絡，以及在地化過程中所動員的多元能量也就是說，當文化翻譯發生時，並不是一套外來知識體系瓦解原本的知識結構，或凌駕於本地原本不存在的知識版圖，而是一種牽引外部脈絡以及在地主觀位置取捨的混和書寫其次，我們必須將文化與主體意識建構模式拙著：《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00 年）。

 Naoki Sakai, Translation rpt., New Brunswick Andreas Dorpalen, review of Briefe by Constantin Frantz,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 (Oct. 76): 88-88. Frederick L. Schuman, review of The Third Reich by Maurice Baumont; John J. E. Fried; Edmond Vermeil ed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Dec. 55): 7-7. 6 佛郎都：《國家生理學》，頁6-56 “To be genuinely German, politics must soar to metapolitics. The latter is to commonplace pedestrian politics as metaphysics is to physics.” Constantin Frantz, “Offener Brief an Richard Wagner” (Open Note to Richard Wagner), wrote in June 878, quoted by Viereck in Metapolitics, p. n. 65 Peter Viereck 的研究指出華格納長期的反猶論述。

華格納的妻子 Cosima 曾經在一八八○年九月八日的日記中記載華格納所說之話：「只有兩個人會嚴肅地討論嚴肅的問題—— 佛朗都與我」Viereck 指出，所謂的嚴肅問題，其實便是建立他們兩人夢想中純粹血統「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0-佛朗都在他的《國家生理學》一書中，以非常複雜而龐大的篇幅，鋪陳出有關國家的政治理論全書分二編，上編處理國權，下編處理國體概念國權亦即是統治權、立法權、兵馬權、司法權、諸國權的更迭關係、政治上自由的意義；而國體概念則包括國家領土、社會、人民、主權、國體之起源、國體與民俗關係、國體之基礎性質、國體之天性、國體之目的、國體之職分等貫串上下兩本書的理念，並不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而是「國體」的概念佛朗都反覆提出他的研究是「政治生理學」，或是「國家生理學」，也就是說，他將國家視為「自然的有機體」，如同動植物，如果體內的「液汁」循環不良，則國家必然衰弱內部組織服從於全體的目的，正如動物體內的器官服從於腦，而政府便是執行此全體目的中樞器官66佛朗都稱此國體的「天性」(nature) 不僅是精神的面向，還要從生理的面向檢查，此「天性」包括了國民的精神與道德、更包括了公權的問題。

國體的目的便在於維持自然的目的，更重要的，國體延續的命運不僅要依賴國民道德的培養，更要強調法律與公權、憲法制度的制訂67佛朗都論點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強調他的政治理論不是僅講究目的論的國家主義他自稱為了避免陷入純粹的「推理哲學」而脫離實踐的層次，所以他要提出政治生理學的論點68他所提出的政治生理學，視精神與形體並存，國民的思想被統整而納入國體，被國體之法所保護與管理，而國家維繫人民的共同生活、共同思想、共同行為，提供共同嗜好歡樂的場所，將「公共空間」設定為「共同娛樂之場所」，甚至制訂「共食法」：這些共同生活的維繫，端賴公權的建立6佛朗都指出，政治生理學、國家道義學以及國法學此三種學術是國家學的三個支柱70依此邏輯發展，生理、倫理與國法成為同構體：「人心」被納入國家的管理範疇，人們的行為舉止也同時被管理因此，此套論述其實是以生理整體之想像模式，將人全面納入管理的系統十分辯證而弔詭的思考型態便發生了：當佛朗都試圖脫離唯心之形上學思維的國度Cosima 也曾經記載華格納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所開的玩笑：所有的猶太 人都應該在 Nathan 演出時被燒死 (Cosima Wagner’s Diaries: 1869 to 1877, p. 77)。

當時， 一八八一年曾經發生過四○○多位猶太人在 Ring Theatre 起火時被燒死，華格納的玩笑並 不是真正的玩笑參見註5, Viereck, Metapolitics, pp. xv, xxix. 66 佛郎都：《國家生理學》，頁7-8067 同前註，頁-068 同前註，頁066 同前註，頁6070 同前註，頁8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二十九期-0-模式，而將自然形體之本體納入時，他其實已經將國家、社會、人群甚至個人的異質聚合而流動的多數狀態納入有機全體組織之「一」的整體，並根據生理正常與變態的區分，規範人群的思考與行為，使得此實踐性的政治理論成為另外一種唯心的主觀投射佛朗都的國家生理學論點相當有效地替杜亞泉銜接了胡德等人的發展心理學所提出的心理統整與教育製作的管理機制杜亞泉以精神病理學診斷東西文明，提出治心之法作為救國之方針，視社會亂象為需要清除的病菌、霉菌，呈現病態的社會病體需要透過改變社會心理為起點以此觀點出發的教育原則，則以改造國民素質、改革人心為訴求：吾儕社會之病態，時進時退，與間歇之瘧疾無異瘧之發也，由於霉菌之作用，此霉菌入於人體至充分發育時，病者即寒熱陡作；迨汗出熱退，霉菌由排泄以去，病體乃稍即又安。

然霉菌雖去，其芽胞仍留存於病體之中，故屆一定之時期而瘧又作7改革云者，不徒改革其國體，且當改革其人心……吾國國體改革，雖已六年，而人心之積垢，則與六年前所異無幾7不必嘆社會之病弱，但當求個人之強健；不必痛社會之苶疲，但當期個人之振作7此處以霉菌滋生傳染，來描述社會中的少數人，使此社會發生病變，必須要排除霉菌，社會之痼疾才會被治癒，提前呼應了德國第三帝國文藝政策中處理退化藝術的宣傳口號，也預示了中國三○年代南京政府推動新生活運動的美學／軍事整體化，五、六○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革命運動，以及臺灣戒嚴時期的文化清潔運動在二十世紀之初，以社會達爾文進化論為主要依據的發展心理學，已經透過倫理學與救國論述，全面進入中文脈絡；此外，以社會病理學的觀點提出改革人心、清理社會的論述，也已經發生杜亞泉集其大成的著作，是兼有生理化社會觀與倫理教育的《人生哲學》這是當時廣為使用的高級中學教科書這本書以生物學與心理學為根據，從第一章的「人類的機體生活」的胚胎學做為起點，到最後一章「人生的目的和價值」7 杜亞泉：〈吾人將以何法治療社會之疾病乎〉，頁5-57 杜亞泉：〈今後時局之覺悟〉，原載《東方雜誌》第卷第8號（7年8月）；收入同前註，頁0。

7 杜亞泉：〈個人之改革〉，原載《東方雜誌》第0卷第號（年6月）；收入同前註，頁05「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05-以及「人生觀」的民族延續做為結論全書緒言引柏格森之觀點指出：「一切生物，皆互相結合，同循此偉大的衝動而進行，動物立於植物之上，人類又立於其他動物之上，為共同進行的一大軍隊，人類立於戰鬥的最前線，以其精神作用為武器，打破物質的抵抗，向生的方向，努力奮鬥，以開展其新生命」7個體細胞與種族生殖延續之密切關連，共同邁進的戰鬥暗喻，以及以精神做為武器的觀點，已經清楚展現在此佛朗都的接續概念之下，主體被「大我」所架構：由個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