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青春的书写困境与超越.doc

叛逆青春下的书写困境与超越 —以春树作品中“坏女孩”形象为例 80后的青春文学从市场走向文坛，从一出场就迅速占据市场，其发展势头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80后青春文学起步于市场，其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均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因此，80后的青春文学饱受非议，屡屡遭受负面评价然而，这种新文学的存在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80后的作家们，将他们那一代孩子内心的孤独与忧伤华丽的呈现出来，道出了这一代孩子内心的孤寂，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且，从80后青春文学所展现的叛逆中，可以看到这一代青少年对一些社会存在的看法，从他们的反抗中关注青少年的内心呼唤另外，这些作家们不自觉的形成了80后青春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独特文本范式，用文字和心力使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形成良性互动与对话，实现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价值总之，尽管80后青春文学存在缺陷，但确实有不能忽视的优点，需要当今文坛对80后青春文学保留多一点包容的态度随着80后小作家的成长，相信80后的青春文学也必然会趋于成熟中国“80后”青春文学的“大旗”是在消费文化流行和文化产业融入市场的典型语境中，伴随着中国语文教育机制的改革树立起来的和“70后”作家相比，这一代作家主要以叛逆青春作为其书写的主要内容，更加凸显了青春期所特有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

春树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通过“坏女孩”形象的塑造凸显了青春期女孩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的特点，也成为其闯入文坛的法宝然而，春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青春的叛逆，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的意图；春树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试图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通过想象性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的不足的做法；迎合媒体写作而导致小说精神的匮乏，彰显了包括春树在内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写作困境和超越的可能性 一 “坏女孩”形象的时代文化意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日趋衰微，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也由于市场理念的冲击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叛逆青春的书写表达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和自身文化身份的探求作为青春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春树以其笔下的“坏女孩”形象既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又解构了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念坏女孩”因此成为这一时期作家认同，媒体追捧和受众关注的极富包蕴性的超级文化符号春树以“坏女孩”形象作为叛逆青春的承载和依托为其作品取得轰动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春树在其作品中刻意塑造了诸多“坏女孩”的形象。

在她的处女作《北京娃娃》封面靠近书脊处的位置印有“我，十七岁，坏女孩”文本所极力张扬的也正是女主人公青春期躁动的性经历（初夜的惨淡以及一次次有性无爱的盲目而奋不顾身的性爱体验），对西X中学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尖锐反叛以及加入各种摇滚乐队，出入于各种酒吧、网吧、俱乐部等放荡的生活方式《北京娃娃》的续篇《长达半天的欢乐》，延续了前者的风格，封面上的图书广告语“《北京娃娃》的再次锐叫，春树风云激荡全球”再次表明了主人公的“坏女孩”性质春树在《北京娃娃》中，塑造了坏女孩“林嘉芙”，在《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塑造了坏女孩“春无力”此外，其它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还有《2条命》中的“遇断”，《光年之美国梦》中的“我”、“翠青”等等这些“坏女孩”形象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也成为春树塑造的这一形象的深层原因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竞争意识的明显增强，深受传统意识束缚的女性早已不满于静默地栖息在男性的藩篱之中曾经赋予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为女性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反而成了负累当时有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为什么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青年女性的心声于是各种纸煤、影视、网络推出的一大批“坏女孩”形象成为当时青春女性们纷纷追捧，效仿的偶像。

诸如：“70后”的卫慧、棉棉；影视中的“小燕子”；网络中的木子美等等她们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挣脱来为自身的生存竞争寻求文化支撑其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正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很显然，‘坏女人’的形象以最为含混而暧昧的形式，构造着这个时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想象最重要的超级符号这一超级符号在以下三点赢得了消费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第一，它满足了读者对于“坏女孩”生活样态的窥视欲望而获得了极为暧昧的观赏价值；第二，“坏女孩”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含蓄、阴柔、顺从的东方古典女性形象，对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三，围绕“坏女孩”形象引发的争论了因其新闻性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因为“坏女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而一度导致受众群体的道德恐慌再次，从写作主体的角度来讲，“80后”青春文学作家都在刻意标明自身叛逆的文化姿态，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春树在其作品中多处提到反映叛逆青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诸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十七岁》、《古惑仔》、《自由的边缘》、《出租车司机》、《搏击俱乐部》、《坏孩子的天空》、《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

不仅如此，春树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也出自这些文学、影视资源，最典型的如：《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和“小明”的关系转化为《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我”和“李小枪”的关系，并且作者在该作品中还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章节“长安街少年杀人事件”除此以外，春树还在作品中反复标明自己的“朋克”身份，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如紧身夹克、匡威鞋、雷鬼乐等强化自己对主流文化的“拒绝”和“放弃”的朋克姿态但不同于产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受到忽视的白人无业青年代言的英国朋克，“他们通过各式各样隐晦而滑稽的表现，声称自己受到了束缚——皮带和铁链，紧身夹克和僵硬的姿态——描述自己深受奴役的境况”春树对青春文化资源的大量使用和其所标榜的“朋克”身份，其实只是在确立自己的文化姿态和身份认同通过“坏女孩”这一超级形象，春树终于敲开了文学的大门，在文学圈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合法位置坏女孩”形象成为春树从事文学写作的身份标识和文学旗帜但是，春树将复杂的青春文化资源弱化为道德层面的“坏”，在获得文化姿态的同时，无疑将减弱了作品对传统迂腐道德的冲击力量而且，对“坏女孩”道德层面的“坏”的标榜有着被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媒体、大众都可以接纳的现实考量，这在使“坏女孩”成为这一时代超级意象的同时，也必将导致“坏女孩”这一形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深度而表现出类同化、平面化、概念化的特点。

坏女孩”这一形象在大众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消费时代也只能以“坏”流行二、青春行走中的叛逆与迷失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坏女孩”这一形象叩响文学之门后，通过一种别样的青春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身的叛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这种叛逆和抵抗主要是通过青年人所选取的某种风格化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这些“坏女孩”形象虽然受到主流文化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却得到了以青春叛逆主导的个性化生活方式的支撑坏女孩”通过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相对抗，并以此获得自身的文化姿态和自我认同其实，关于“坏女孩”叛逆青春的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之，在新文化运动之始就出现了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作品中的“莎菲”以青春期特有的焦躁、苦闷、放纵、叛逆的生活方式与她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相对抗，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在其后的革命文学时期，茅盾的笔下“梅女士”孤傲冷僻，在与平庸和卑琐的生活方式的对抗中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并最终融入了革命的洪流到了新时期，“林道静”、“梅女士”沉重的青春困惑逐渐被林白、陈染的私语小说和卫慧、棉棉的欲望小说所取代私语小说通过对女性私密体验的发掘表现对男性权威的大胆反叛，欲望小说则以赤裸裸的疯狂和尖叫表达着对市场的投靠和拥抱。

在此过程中，传统价值、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新时期的启蒙主义都遭到了质疑，春树开始写作的年代已无可依托，于是通过新时代青年个性生活方式来确立“自我”的叛逆姿态和文化认同成为其写作的重要向度在青年亚文化的支撑下，春树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表现了一种残酷的生活方式在性方面，春树叙写了女主人公生生不息的欲望奔突以及和多名异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春树笔下的女性角色大胆叛逆，男性角色却各个自私偏执而且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最初都是女性角色冲动地投身其中，但最终无不因男性角色的不堪而将其抛弃这种情节模式体现了作者对男权文化抗争与不满，而且其最终的被抛弃表明了女性青春自我的胜利姿态同时，这种模式化的情节在两个方面刺激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是低龄化青涩的性与爱，以及与其相伴随的颓废气息二是浓重的女性自恋和胜利姿态满足了青春女性读者的阅读快感同时，摇滚乐也是春树塑造“坏女孩”形象的重要元素作品中不但出现了诸如“冷血动物”、“盲肠”、“木马”、“精卵”、“无聊军队”、“逆子”等摇滚乐队的名称以及大量反主流的摇滚乐歌词，而且作品通过乐队演奏时与观众的冲突表达了对主流的不满和对平庸观众的不屑除了“性”和摇滚乐的话题，春树作品还表现了贴诗、涂鸦、旅行、酗酒、吸叶子、自恋、自残、自杀等叛逆青春的生活景观。

这种残酷的青春叛逆的文化生活方式，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确证着“坏女孩”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但是，春树作品对青年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书写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春树及其笔下的“坏女孩”在进行反叛时也具有强烈的通过媒体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而获取身份的色彩在《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所表达的“坏女孩”的反叛、焦虑，随着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提升和好转，在作品中被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在其新近出版的《光年之美国梦》中，主人公已经开始投身到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和休闲之中，反叛的青春文化生活方式最终被大都市中的小资情调所取代曾经要“战死街头”的“北京娃娃”、“春无力”最终成为与消费时代共谋的“英雄”三“自在”青春状态下的执迷与缺失以春树为代表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和文学史中的大多数文学派别不同，是在先有文学旗帜然后不断有作家加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青春文学”的大旗要求其麾下的成员必需进行叛逆青春的书写，叛逆、另类、低龄是其青春书写的主要特点上文主要以春树为例论述了“坏女孩”叛逆、另类的新时代青春文化生活方式其实，标明“坏女孩”叛逆的低龄化，正值青春，拒绝成长和成熟是包括春树在内的所有“80”后青春文学作家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困境和焦虑。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有限的青春岁月不断地挖掘和触探青春的生命感悟和人生体验；必须表达那个正在生成中的青春自我的叛逆和焦灼；必须充分张扬青春个体欲望之流的奔腾与激荡与“80后”青春文学作家极力表达叛逆青春的“自在”状态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叛逆青春的书写总是和时代、民族的宏大主题相关联青春的成长和成熟往往预示和象征着革命的成长和成熟，国家的成长和成熟然而，在消费时代，这种追求青春自我成长和成熟的宏大叙事，在“80后”青春文学叙事中转变成对青春个体的“自在”状态的书写以春树为例，作者在书写“坏女孩”的叛逆青春时，除了这些“坏女孩”反叛和自由的姿态，我们看不到任何成熟的性格内涵，也看不到她们对自我进行反思和提升相反，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却是“坏女孩”们在不断地重申“我们正值青春”，“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逝去”的呼告通过这样一种呼告，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在重申青春精彩性的同时，表达了对成长和成熟的拒绝，对任何赋予青春以象征意义的反叛除了在内容上进行表现外，春树还在情节和结构两个方面表现了对青春成长和成熟的焦虑与拒绝首先，春树的作品通常由若干个情爱故事连结而成，就每个故事而言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情境：“我总是陷到一个漩涡里去。

开端不管多幸福轻松，都会逐渐发展为沉重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