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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与安民稳政关系探析 贫富悬殊与安民稳政关系探析 【作 者】朱松美 【作者简介】朱松美(1964-)，女，山东莱州人，济南大学政史系副教授（山东　济南　250002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频繁的平民反抗和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论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是引发政治危机的直接根源因而，消除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是维持政权稳定的重要一环 【关 键 词】贫富悬殊/生存危机/政权稳定和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精神凭依，被中国人长期崇尚、遵循，以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有意思的是，儒道两家虽然在诸多方面观点各异，但在劝导人们寡欲无争、知足常乐方面却走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如此的思想熏陶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土恋家，不喜争斗的品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喜争斗的中国百姓，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不断掀起波澜壮阔的反抗和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为世界所罕见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虽然随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各有不同，但最普遍的一点就是统治者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所造成的百姓极端的贫困也就是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极端的贫富悬殊，使后者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铤而走险。

因而，在古代社会，“均贫富”成为日臻成熟的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调整贫富不均，维护统治稳定则成为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前后两者的目的和性质尽管不同，但论证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贫富悬殊与安民稳政关系密切，只有“民安”才能“政稳”，而要“民安”必须遏制贫富差别的无限膨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许多历史转折和朝代更替的重大时刻，无不交织着这一奋斗，凸现出这一焦点，印证着这一结论　　一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行将就木，奴隶制的残酷性和腐朽性越发暴露无遗，奴隶主为了满足奢侈欲望，疯狂地搜刮和残酷压迫奴隶和平民：晋灵公“厚敛以雕墙”[1]（《左传·宣公二年》）；齐景公“征敛无度”，“民三其力，二入于公”[1]（《左传·宣公三年》）无休止的搜刮，造就了统治者的奢侈和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并因而酿成了贫富分化的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所谓“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从暴动到起义不断升级，撼动了奴隶制统治基础，也推动着奴隶制走向崩溃和覆灭生于斯、长于斯的儒道两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一风云历程，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共同立场，两个不同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发出了相同的呼吁老子从天道自然出发，以社会批判的视角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2]（《老子》七十七章）的社会均平论。

孔子则从正面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论语·季氏》）孔子之所以“不患贫”，大概要义不在于孔子不惧贫穷，因为他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论语·述而》）在他看来，中国百姓对财富一向奢望不高，即如后来的孟子所言：上可以养父母，下可以蓄妻子足矣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贫”“寡”和“不均”“不安”比较，后者尤重对孔子这句话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至少，他揭示了“不均”与“不安”二者之间关系之深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大作为不凡的时代哲人，老子和孔子均敏锐地体察到了贫富悬殊对政权稳定的巨大威胁，因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批判只是由于身陷动荡和飘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解决这种社会不均现象的办法战国时期孔子的继承人庄子，探讨了纠正这种社会弊端的出路：“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2]（《庄子·天地》）庄子提出这一观点的哲学依据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庄子·秋水》）的万物平等论庄子以为，既然“道”关照下的万物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贫富贵贱的悬殊就是背离了自然人性，因而，必然引起百姓的不满，形成政权不稳的隐患，“富而使人分之”就能消除隐患，维持政治稳定。

以庄子的阶级立场和思维水平，当然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阶级必然性根源，因而也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贪婪是阶级社会剥削者的共性，在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富而使人分之”，只能是濒临生存绝境的贫苦百姓揭竿而起而此时，“何事之有”已经成为空话，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燃起农民起义的烽火当然，这并不否认个别有锐识的统治者，在矛盾激化之前，危局未定之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政策调适，以延缓危局的发生，延长政权稳定期，这是庄子“富而使人分之”的价值所在所以，两汉的董仲舒、《太平经》都把着眼点放在这里　　二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土地成为决定和衡量贫富的主要依据西汉建立初期，70年的无为而治，在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养肥了地主、官僚和王族，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因而成为轻赋税“三十税一”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在封建王朝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在中央的优惠政策中疯狂地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膨胀势力到汉武帝即位时，已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3]（《食货志》）的严重状况对此，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向武帝指出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对长治久安的重要：“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4]（《春秋繁露·二端》），“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子重任也。

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4]（《春秋繁露·俞序》）他指出：贫富悬殊与社会稳定关系至大，因为富者“积重”于上，则必然穷者“空虚”于下，过于富有不免滋生骄横暴虐，同样，极端贫穷必然因生存之忧起而为盗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应该未雨绸缪，从中预见到“乱之所丛生”[4]（《春秋繁露·度制》）由此，他建言武帝“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食货志》），通过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调适，适当遏制土地兼并，缩小贫富悬殊，以保证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但遗憾的是，董仲舒的警示和建言并没引起正踌躇满志的汉武帝的足够重视相反，他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物质实力，连年用兵，大兴土木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央的财政亏空；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官僚地主的贪婪奢侈为弥补财政亏空，汉武帝曾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施均输平准、盐铁官营，这一措施曾被司马迁高度评价为“民不益赋而国用富饶”[5]（《平准书》），而事实却是地主官僚多凭借特权转嫁赋役，人民负担在无形中增加田鱼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耜无所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4]（《淮南子·本经训》）所以，与国家加大税收，地主官僚贫婪恣睢相对应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失去土地、生活窘困和起而反抗。

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200万，汉武帝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重代价换来了中央集权势力的加强和好大喜功心态的满足，也永远结束了西汉王朝的辉煌武帝后期，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关中蔓延，他们杀富济贫，攻城掠地，持续五六年之久，这些起义虽然力量分散，组织仓促，却使无所顾忌、肆意妄为的汉武帝第一次领略了人民反抗怒潮的巨大威力，被迫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以期与民休息，缓和矛盾看来，对汉武帝而言，农民的反抗还是比董仲舒的警示灵验得多然而，武帝的改弦易辙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长期积累的社会予盾，到元帝以后，西汉统治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郡国富民，兼出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3]（《货殖传》），而百姓却“财竭力尽……流散冗食殍死于道，以百万数”[3]（《谷永传》），陷入生存绝境的农民，再次被逼而反公元前22年（成帝阳朔三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起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3]（《成帝纪》）接踵而至的是前18年广汉郑躬起义，前14年的尉氏樊并起义，同年12月的山阳铁官徒苏令起义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触即发，汉哀帝自欺欺人的改元易号和王莽徒有虚名的“王田”“私属”，非但于世无补，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公元17、18年，绿林、赤眉起义相继在湖北、山东爆发6年之后，西汉王朝的代理者——王莽新朝被推翻，王莽的头颅挂在街市当中，“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3]（《王莽传》）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悬殊 贫富 起义 地主 统治者 兼并 农民 土地 关系 社会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走向覆灭，代之而立的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是地方豪强的代表，因而，东汉建国初期，土地集中的问题就已经较为突出，只是由于刚经历了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人口耗减，荒地增多，加上光、武、明、章几帝相继采取了诸如释放奴婢、垦荒赈济、假民公田等措施，在未触动豪强利益的前提下，给农民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才使这一社会问题在东汉前期60年间没有公开暴露但是，东汉统治者的阶级属性框定了东汉政权对土地兼并的不干涉政策，刘秀“度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实际上，在60年表面稳定的背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的危机始终潜伏着，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积累着从和帝以后，安、顺、质、桓几代，随着统治腐败的加深，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过程加速，危机由潜在而表面化关于这一点，从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从荀悦、崔寔、仲长统等人对现实的焦虑和批判，足见一斑。

仲长统揭露了当时地主豪强生活的奢侈：“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6]（《仲长统传》）而崔寔眼中的底层劳动者却是“生有终生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7]（《全后汉文》）卷四十六）针对社会现状，他们从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挽救危机的方案崔寔认为，遏制土地兼并，挽救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上古的井田制在正式恢复井田制之前，可采取移民垦荒的办法作为临时过渡，暂缓土地不均问题，“徒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7]（《全后汉文》卷四十六）仲长统的看法与崔寔相同，也认为恢复井田制是解决土地兼并的绝好办法，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列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今欲张太平之纲，立圣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侈，非井田实莫由也[6]（《仲长统传》）而荀悦则反对恢复井田制，他认为：社会既然发展了，就不能再倒退回去，在与上古社会比，早已事过境迁的汉代恢复井田制是不现实的，他提出防止兼并的方案是“耕而勿有”，即：使耕者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这样就能杜绝土地的自由买卖，阻止土地兼并。

事实上，崔寔、仲长统的井田制也好，荀悦的“耕而勿有”也罢，无非都是试图取消土地私有制，这在封建社会只能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一厢情愿的幻想，根本缺乏实施的可能，因为正是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才是支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地主阶级思想家们挖空心思构思出来的解决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是徒劳的但是，他们对土地兼并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危机的清醒认识和揭露，对统治者而言却极为宝贵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这一经济根基虽然无法改变，但却可以通过政治措施的及时、有效调整缓解土地兼并的激烈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这是封建政府所能够承担起的正常的经济职能如此以来，经济问题就转化为政治问题但是，东汉后期，政权一直掌握在庸劣愚顽的暗主手中，朝中外戚宦官专权，党锢之祸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统治者的政治自律缓和矛盾，延缓危机已成为不可能历史再一次呈现出它的必然性——农民起义：109年（安帝永初元年）青州张伯路起义，纵横沿海九郡；132年（顺帝阳嘉元年）会稽曾旌起义，攻下句章等三县；142年（顺帝汉安三年）广陵人张婴起义，横跨徐、扬两州，持续十几年；144年（顺帝建康六年）徐凤起于九江，范客、周生反于江淮……桓帝在位20年(146-167)，起义20多次。

这些零散的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陆续镇压下去了，但社会矛盾却由此而更加激化，社会上流传的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8]（卷九十六），预示着更大规模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