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docx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2015/09/09 《文艺理论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在“同光体”、“诗界革命”各领风骚的晚近诗坛，学习李商隐的诗学倾向塑造了风气之外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钱仲联先生以为，这股力量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湘人，李希圣为主，曾广钧为辅［……］一支是苏州区域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为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8)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学习李商隐为基本特征，带有鲜明的“复古”色彩所谓“复古”，首先落实在“宗唐”的诗学表现，实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其次，诗史观念作为潜在的诗学机制，成为构建杜甫诗歌和李商隐诗歌前后传承的推动力量之一，晚近学李诸家对此有着明确的辨认与追求;再次，晚近学李，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复古”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诗学保守，创新元素也同时存在其间晚清学习李商隐诗歌的这两支队伍关注时代新潮，与洋务派、维新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诗歌是“变风变雅”，与时政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樊增祥、易顺鼎的李商隐接受则从诗歌艺术角度，在复古中寻求新变，成为学习李商隐较为另类的存在。

以下，我们以“诗史”指向和诗学思想为立足点，结合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个性特征，综论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问题一、晚清吴下诗人的学李:逆溯式的接受与反思在清代诗歌史上，常熟地区是李商隐接受的重镇，其接受从时间分布来说形成清初和清末首尾呼应的格局，从诗学门径来看则以从事西昆体为基本范式问题的焦点也就此产生，从事西昆体和学习李商隐究竟存在怎样的离合关系?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探讨常熟地区为西昆体的传播做出过哪些贡献清初常熟诗坛以钱谦益和冯舒、冯班兄弟影响最大，所谓“吾郡诗草，首重虞山钱蒙叟(谦益)倡于前，冯钝吟(班)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也”(王应奎二)他们既学习李商隐，也期待一见《西昆酬唱集》然而此书在清初并非广泛流传的诗集，钱谦益和冯舒终其一生，也没能一睹《西昆酬唱集》①所幸，冯班终于在晚年见到了这部诗集，②铁琴铜剑楼旧藏抄本《西昆酬唱集》，顾广圻说“验其笔迹，盖定远(冯班)手录者”(瞿良士314)从此以后，《西昆酬唱集》在常熟地区的流传逐渐形成规模，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诗云:“何郎精写摹宋本，周侯急起作郑笺”(龙吟草甲)何郎即何畋，诗宗冯班，或有《西昆酬唱集》写本;周侯即周桢，他与王图炜合注的《西昆酬唱集》，是我们所见的唯一清代注本，极具版本价值和研究价值。

以《西昆酬唱集》的文献传播为线索，到了晚清，张鸿试图为此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徐兆玮日记》记载了张鸿为《西昆酬唱集》作注的构想，但事情却没有下文同时，张鸿连同苏州地区的曹元忠、汪荣宝，模仿《西昆酬唱集》的形式，以撰《西砖酬唱集》正如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所载:“(张鸿)尝与曹君直(元忠)、汪衮夫(荣宝)唱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867)西砖”得名于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张鸿也成为近代苏州地区从事西昆体的核心人物孙景贤说:“吾师蛮公(张鸿)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龙吟草甲)但是，这次“西砖酬唱”的尝试未尽全功———《西砖酬唱集》本身规模不大，付梓刊印未能遂行，③而且后来佚失于庚子国变的战火④等到1906年左右，徐兆玮、曹元忠、汪荣宝集李商隐句所成的诗歌已数以百首，又有刊印《楚雨集》的设想，汪荣宝提议仿照《西昆酬唱集》的形式，由此，他们拟将《楚雨集》易名为《东华酬唱集》然而历经数年的周折，《楚雨集》的刊印计划最终还是流产了所以，晚清吴下诗人从事西昆体，在文献传播领域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实则晚清吴下诗人从事西昆体的成功之处落实在诗学思想方面，尤其是牵涉诗史观的部分，这为他们的创作成就奠定基石。

回看清初，《西昆酬唱集》的“再次发掘”率先解决了西昆体根本性的“正名”问题严羽《沧浪诗话》错把“西昆体”和“李商隐体”划等号，长期误导诗坛冯班见到《西昆酬唱集》，自是知晓西昆体实际指向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作为主要作者的唱和诗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则沧浪未见西昆集序也”(86-87)西昆体和李商隐一旦被严格区分，这种模仿和被模仿的关系必然特具重新审视的必要冯班的诗论虽然包含推尊杜甫的诗教理想，但其更为突出的一面却是构建“南朝-晚唐-宋初”的诗学体系，所谓“梁有徐庾，唐有温李，宋有杨刘，去其倾侧，存其繁复，则为盛世之音矣”(瞿良士314)从皮相的文字炼饰来看，语辞的绮丽、浓艳固然可以成为“南朝-晚唐-宋初”一脉相承的“盛世之音”;从内在的时代精神来看，“盛世之音”却未必有与之匹配的盛世———宋初可称盛世，晚唐则是衰世所以宋初杨、刘等西昆诸家学习李商隐，能得其形，难得其神何焯说:“冯定远(班)先生谓:‘熟观义山诗，自见江西之病’余谓:‘熟观义山诗，兼悟西昆之失西昆只是雕饰字句，无论义山之高情远识，即文从义顺，犹有间也’”(1243)冯班忽视的是西昆之失，晚清吴下诗人补救的也是西昆之失，他们从事西昆体，着眼于诗歌的语言形式，乃至创作的活动形式;他们学习李商隐，同时着眼于诗歌的内部精神，以晚清呼应晚唐的“衰世之音”。

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一文体现了晚清吴下诗人的理论建构:咸以诗歌之道，主乎微讽，比兴之旨，不辞隐约若其情随词暴，味共篇终，斯管孟之立言，非三百之为教也历观汉晋作者，并会斯指迄于赵宋，颇获殊途至乃饰席上之陈言，摭柱下之玄论，矜立名号，用相眙愕，则前世雅音，几于息乎惟杨刘之作，是曰西昆导玉溪之清波，服金荃之盛藻雕韱费日，虽诒壮夫之嘲;主文谲谏，庶存风人之义［……］以我今情，俦彼古制，异同之故，抑又可言?夫其游多俊侣，出奉明时，翔步文昌，逍遥中秘，蕙心兰质，结崇佩于春芳;扇影炉烟，抗余情于霄汉莫不神闲意远，气足音宏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娱之作而今之所赋，有异前修，何则?高邱无女，放臣之所流涕，周道如砥，大夫故其潜焉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故以流连既往，慷慨我辰;综彼离忧，形诸咏叹［……］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万古江河，非所希于曩轨，傥有喻者以览观焉19-21)从事西昆体的题中之义正是在于“导玉溪之清波，服金荃之盛藻雕韱费日，虽诒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义”，形成由西昆入李商隐的逆溯之法第一步，达到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学习李商隐的关键一环则是在于辨析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今之所赋”是“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是为解释原因，最终指归于晚清衰世，这样形成由李商隐入杜甫的逆溯之法第二步。

所以“诗史”成为晚清吴下诗人的诗学指向和创作特质，他们关心时局变化，记录甲午、戊戌、庚子等特殊时间节点的历史大事，例如张鸿的《甲午七月感事》、《猛虎行》，曹元忠的《咏史》，汪荣宝的《纪变》、《重有感》等，堪称清季诗史之作集李诗创作是晚清吴下诗人学习李商隐的特色之处，《楚雨集》可与黄之隽《香屑集》、石赞清《饤饾吟》、史久榕《麝尘集》、王以敏《檗坞诗存别集》等享有盛誉的清代集句诗集并驾齐驱，而“诗史”亦为《楚雨集》的显著特征曹元忠作《秘殿集李义山句》，序曰:“修门十载，更历万状;欲言不敢，为思公子;长歌当泣，取近妇人;托旨闺幨，从事义山虽效尤西昆，挦撦弥甚;而曲终奏雅，义归丽则”(571)无论曹元忠还是汪荣宝，他们集李，仍是借重李商隐诗歌的象征手法和朦胧语境，隐射晚清史事，抒发各自情感汪荣宝对于刊印《楚雨集》就曾担心忌讳，不肯付梓从事西昆体和学习李商隐是互相密不可分又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围绕这两方面，晚清吴下诗人展开了诗学内部和诗学外部两层反思，解决了他们的诗学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于晚清吴下诗人而言，从事西昆体更像口号，虽经过西砖酬唱的尝试，然则由于规模不足，显得有名无实同时，西昆之失从未被忽视过，这让他们的创作偏向对李商隐的直接学习。

徐兆玮揶揄冯班的西昆接受:“从者效西昆，鄙人直似钝吟矣，每下愈况，可为喟息”(《徐兆玮日记》53)汪荣宝更是“不规规酬唱，直抉李精髓，以入杜堂奥”(冯飞231)扩展一层来看，定格于诗史一途，这种学习李商隐的诗学门径较为狭迮，施展空间有限，衍生出来的创作风格也容易单调，所以在多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晚清吴下诗人纷纷走向转型，如张鸿“颇沉浸宛陵、半山，能取异派所长，以博其趣矣”(钱仲联，“张璚隐传”121)，汪荣宝更是自我剖析心路历程:“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王赓368)当然，不管后期何去何从，“西昆体”终究为晚清吴下诗人带来流派的轨范，使他们能在近代诗歌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二、晚清湖湘诗人的学李:多元化的接受与融会以诗学旨趣论，近代湖湘诗坛是学汉魏六朝、学唐、学宋兼有的多元化构成，曾国藩、王闿运被视为足堪引领风气的大家对于曾国藩诗歌，金天羽《两忘宧诗稿序》评曰:“嘉道之季，绮靡之风既极，而后曾文正以奇崛之说倡于上，江弢叔以清矫之体倡于下，而后巢经、渐西、肯堂、苏戡崭然争起于一时”(1011)南社文人姚鹓雏提出异议，以为曾诗风韵所暨甚微，与“同光体”没有直接联系，即便是与曾国藩颇有诗学共性的陈三立，或与曾国藩存在师承渊源的范当世，也不能认为他们的诗歌出于曾的影响。

⑤姑且不去甄辨孰是孰非，单就李商隐接受而言，曾国藩是近代湖湘诗坛绕不过去的人物，其《读李义山诗集》云:“绵邈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40)以黄庭坚上接李商隐为曾国藩诗论的一大关捩，这样的提法固非曾氏首创，宋代已经有之，但于近代仍算“新天下耳目”:湖湘之外，罕有桴鼓相应者，确为“风韵所暨益微”;湖湘之内，不乏响应者，虽然湖湘地区曾国藩的诗学传承面临强劲的对手———湘绮老人王闿运姚鹓雏说:“湘绮诗文不受曾公陶冶”(870)近代诗坛名噪一时的“湖湘派”，世所公认的领袖正是王闿运，“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瞻才高，一时无偶”(汪辟疆王培军1)王闿运对李商隐诗歌的态度较为微妙，呈现褒贬两极分化:“七律亦出于齐、梁，而变化转动反局促而不能骋唯李义山颇开町畦，驰骋自如，乘车于鼠穴，亦自可乐，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也”(2218)这与王闿运对七律的矛盾心态相互绑定，从严守门户的角度来看，诗重汉魏六朝，于后起之近体七律自当排斥汪辟疆说:“其自定《湘绮楼诗集》皆乐府、五言、七言古，间存五言律诗，而晚年偶为七言律、绝，今刊于蜀中《杜若集》、《夜雪集》者，概不滥入，则其严立界限可见矣”(839)。

对此，由云龙持论严苛:“王湘绮集中不载七律，以为七律非古，然颇喜作之，其日记中七律甚多，惟多直露兀傲之态，殆亦自知所短，而不欲表襮耳”(665)王闿运晚年也曾自述心声:“余学诗七十年，不敢作七律而颇作五律，取其易成格也［……］至七律则杜(甫)亦不佳，王(维)乃笼罩一切”(2378)最为看重王维的七律然而论诗和作诗毕竟两码事，谭延闿以为“近人学义山得神者，惟湘绮”，钱仲联先生也说王闿运“七律学玉溪生者亦可爱，不能一笔抹倒也”(《梦苕盦》374)以诗论观照，王闿运的“绮靡说”主张“文辞妍丽”、“以词掩意”，正与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有相吻合之处，这庶几可作为王闿运“学义山得神”的原因纵然，王闿运仅是围绕七言律诗的诗体演进打通齐、梁与李商隐之间的联系，未能从诗歌精神方面做出深层的追踪，但他毕竟从侧面迎合了有关李商隐对南朝接受问题的诗学思考结合曾国藩的诗学主张，理论线索“南朝-李商隐-黄庭坚(宋诗)”隐然成型，对于李商隐接受的后继者来说，南朝诗歌、李商隐、宋诗等三种诗学元素的融会已经具备基本条件晚清湖湘地区学习李商隐的代表是曾广钧和李希圣，多样化的诗学趋向并存于他们的诗歌里，反映着湖湘前辈的影响。

其中，曾广钧《环天室诗》以南朝、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