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个性形成与广东近代文化特征的关系.doc

康有为个性形成与广东近代文化特征的关系时间：2015-06-08 来源：学术堂　　广东近代文化是在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千年文明积淀后，广东已有文化特征深化与开始从非主流变为主流的文化一般认为，享乐性、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实用性、远儒性是广东文化的主要特征，成为世代广东人共通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并作为一种集体心理作用于每一个广东人至近代，广东文化的这些特征不仅更加明显，而且一改以往无大作为的形象，肩负起全国性、全局性的使命广东近代文化的诸种特征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对处于童年时代的康有为的生活习性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起点，埋下日后康有为学术个性、政治个性的伏笔　　关于康有为的生活个性、学术个性、政治个性，在 《康南海先生传》、《康有为论》、《康有为大传》中，梁启超、汪荣祖、马洪林等研究者均以“论从史出”的角度进行深入的阐述本文承接以上诸人观点，将康有为三个层面个性形成与广东近代的文化特征进行一个联系比较，试图找出地与人的关系　　一、享乐性、重商性与康有为的生活习性　　　　当享乐性、重商性分别作为一个特征同时并存于一种文化内部时，必然有其独特的观念指向以广东在公元前214 年纳入中原版图前依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文明进程来看，在一个长期落后的环境中，其自然物候对世代广东人的个性塑造必然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享受作为广东文化享乐性、重商性对民众生活习性塑造的价值所指康有为好山水与尚奢侈的生活习性也更多地是分别指向精神与物质这两个层面　　（ 一） “山语”“水语”与性好山水　　　　广东地形复杂，以山地、丘陵为主； 同时水源充足，河流密布，如着名的韩江、珠江即是广东的自然山川成为孔子所言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礼乐文明发展的温床在 《广东新语》一书中，清代广东学者屈大均特辟 “山语”49 条、“水语”70 条，以散文化的语言细致描述广东山川的地理位置、面貌、景致与历史文化积淀这 100多条 “山语” “水语”不仅塑造着广东的地形地貌，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为世代广东人对于自然、自由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康有为就是其中之一　　建筑于苏村的延香老屋是康有为的出生地延香老屋外为澹如楼、二万卷书楼、七桧园澹如楼俯临三塘，藏书万卷，与二万卷书楼对峙，中为亭沼与幽室，花木繁盛，有七株数百年桧树植于其中，园名七桧，室名七桧轩，台名虹福台从出生至逃亡国外之前，作为一个家族发展史的千年积累，延香老屋使康有为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广东水乡的秀丽景致与书楼台阁的人文气息，更成为康有为排解焦虑、安身养心、阅读写作的避风港。

　　离开延香老屋，西樵山、白云山、画不如楼即勾连起康有为12 岁以前的旅游足迹西樵山、白云山是 《广东新语》 “山语”中的 2 条早在 6000 多年前已经形成的西樵山，以 72 峰、32 泉、21 岩、10 洞等独特景致被誉为 “南粤之望”,素有 “珠江文明的灯塔”之称，成为明代广东心学的中心，更兼融佛、道、儒三家的文化特色白云山是南越主山，有 “南粤第一山”之誉，其余脉止于城北的越秀山，山上有汉代赵佗修筑的越王台遗址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屈大均将河北真定人赵佗称作 “真粤人”,足见赵佗对广东文明的开化之功　　镇海楼俗称五层楼，位于越秀山之上，五羊观也是越秀山一景秦汉时期，方士安期生隐居白云山修炼，成为广东道教第一人蒲涧寺是其时安期生的居所画不如楼是连州名楼，山水佳绝，为一境之胜唐代诗豪、连州刺史刘禹锡离任连州时云：“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1]110.　　据 《康南海自编年谱》 （ 外二种） ,康有为 9岁始游西樵山、白云山与登镇海楼、五羊观、蒲涧寺，12 岁登画不如楼，这些旅游景观刚开始时也许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于家乡山水发自心底的赞美与热爱，但是，康有为置身其中，山水之乐似乎与生俱来地存活于康有为的血脉之中。

他不仅以 “诗语”吟颂家乡山水，使家乡风物成为一份子孙共享的怀贤自励、触发哲人思想的精神遗产，而且将“游”变成 “游学”,成为世代广东人中的 “这一个”（ 典型） .“诗语”是 《广东新语》中的一语，广东山水的精气神即是由诗人的群体接力传颂古今以西樵山、白云山、越秀山为例，广东诗人分别产生以下佳作： 陈世和 《西樵歌》、朱次琦 《咏西樵双瀑诗》、谭宗浚 《西樵七胜诗》、 《后西樵七胜诗》、黄佐 《登越王台》、王渐逵 《白云山》、黎民表《粤台山怀古》、欧大任 《镇海楼》、张维屏 《九日粤秀山登高》康有为也以 《读书西樵山白云洞》、《秋登越王台》、《登越秀山五层楼》、《侍连州公登城北画不如楼》等诗作参与其中因此，在 《岭南诗歌研究》一书中，陈永正置 “岭南诗词中的山川风物”一章，并指出： “岭南地区，由于它地域上的特殊性，自然环境、气候物产都与中原有较大的差异，讴歌岭南的诗作，自带有 ‘南州远徼'的乡土气息，给中国诗坛增添了奇姿异彩”[2].　　既使康氏家族声名远播，也使之遭致厄运，康有为将他对于一个家族的荣与辱诉之于一个特定的符号---延香老屋在 《延香老屋率幼博弟曝书》、《澹如楼读书》、《题七桧园唱和集》、《〈广艺舟又楫〉自叙》、《〈大同书〉绪言》、《〈诸天讲〉自序》、《去国吟》其四、《寓星坡邱菽园客云庐三层楼上，凭窗展览眺，环水千家，有如吾故乡澹如楼风景，感甚》、 《丹公园水塘楼阁，极似吾家园澹如楼。

十年去国，携山璧女游此，感怆于怀》、《自瑞京还，再游丹墨公园，与同璧女歌曲，怅游触乡国，步屧起愁》、《开岁忽六十篇》等诗文中，从回忆孩提时代的晒书场景、读书与撰写着作其中的欢快印记、异国里相似景观勾起的念挂到一个甲子后的回望，清晰可见故乡苏村、延香老屋、澹如楼、七桧园已在康有为的生命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1]230挖掘 “吾与点也”山水之乐最本质的含义，以道问学作为山水游赏的灵魂，康有为将广东人赋予乡土山水以精神气脉的“诗语”延至 “游学”.从游学广西桂林到晚年自号天游化人、自筑游存庐与将讲学之所命名为 “天游书院”都是如此1927 年，以 “草堂之乐”为中心，弟子梁启超撰写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成为最能高度总结康有为生活习性的文章一群天真烂漫、心怀志向的年轻人欢喜踊跃地沉浸于康有为的讲学之中，康有为则讲学忘倦，每遇门人质疑献难即大乐这种课堂教学每每走向大自然，与游相结合，便成为所谓的 “游学”,也就是梁启超所言的 “最殊胜”之乐数十年后，垂垂老矣的梁启超将 “风晨雨夕相促膝话畴昔少年同学事”[3]　　作为人生至乐，也以此作为康有为的至乐。

　　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撰写 《南海康先生传》，提出康有为的哲学属于主乐派哲学，使源自山水之“乐”涵盖了康有为其人其学　　（ 二） “食语”“货语”与性好奢侈　　　　广东属于热带、亚热带气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的农作物，还盛产与进口水果，有 “水果王国”之称，饮食文化是广东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广东手工业、工业居全国重要地位，“广货”与 “京货”齐名广东品类齐全的食物奠定孔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文化的基础在 《广东新语》一书中，屈大均以 “食语”29 条、“货语”25 条描摹广东人的饮食世界与生活日用这些集天赐与人力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逐渐滋生广东人尚奢侈的风俗与好攀比的心态　　时至近代，尤其是从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广州商业发达，特别是传统饮食业，以茶楼为龙头，使广州人俗尚奢侈与享乐据 《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4]一文，最为广州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所谓 “九鱼 （ 如） 齐出”,即 “多如楼”、 “东如楼”、“三如楼”、 “南如楼”、 “福如楼”、 “瑞如楼”、 “天如楼”、 “宝如楼”、 “九如楼”,每条“鱼”都有自己的忠实茶客加上 “西如楼”、“太如楼”、 “惠如楼”、 “五如楼”,号称 “广州十三如”.1919 年，伦明作 《广州杂诗己未》。

其六诗云： “相携更上一层楼，与客谈心借茗瓯良夜清风无价买，更听弦索啭珠喉[5]　　诗自注云： “品茶之楼随处皆有房座清雅，食馔精美暑天设电风扇，夜间则招歌姬弹唱以娱客”[5].如此茶楼林立、争奇斗味与集视听吃喝于一体的景象，也许康有为并未目睹，但是，1898 年以前且家有老屋在广州的康有为，当然能够感受略次于此的饮食文化这种已成风俗的商业竞争与雅致的饮食文化、闲情生活极大地影响着康有为的一生在 《金主币救国议》一文中，康有为念念不忘粤人之富庶景象： “以吾所闻，粤之富人中落者，纸筒籴米而坐桥如故； 仕宦候补者，衣服典尽而宴客盛张　　[6]23同时，康有为将奢侈享乐落实于他的日常生活，在未能达至时，则将此作为一种虚荣　　1901 年，康有为撰写 《与同薇书》，云： “若欧行不成，吾甚欲老母来此相见，且欲举家偕来，计不过四、五人耳若外人不知，则坐二等舱，不过费二百金耳[7]　　据 《康南海先生书学异闻记》一文，1926 年，康有为先后居住的上海辛家花园与游存庐均占地 10 亩，且 2 处住宅常住有亲属、食客、佣工等60 多人，仅每月生活费、电报费的开支便分别高达 1000 元，以致纵使卖字收入丰厚与获受不少捐赠，康有为生前负债仍有6 万余。

　　二、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实用性与康有为的学术个性　　　　开放性、兼容性是指广东近代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多元性是其必然表现，直观性、实用性则是使文化的多元性一以贯之的两种手段广东近代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体现于康氏长辈培育康有为的态度1878 年发生在礼山草堂内的朱次琦、康有为的学术矛盾属于文化的多元性与学术的一元性之争直观性、实用性是挑起这场论争的导火线，并决定康有为的学术个性　　（ 一） 开放性、兼容性与康氏长辈培育康有为的态度　　　　对于一个文化落后、学无根本的地方来说，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以康有为作代表的广东近代学人的成长即是例证以理学起家、军功兴家的康氏家族，康有为亲历更多的是后者，父亲康达节以及康国器、康熊飞等人均是行旅出身从 6 岁至 18 岁，在康氏长辈的安排下，康有为先后师从6 位名不见广东经史的师长如此频繁换角既反映康有为欠缺系统的师学传承、学无宗尚，也反映康氏长辈对康有为的培育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康氏族人没有很好地延续康辉、康式鹏的理学思想，康氏家族欠缺有力的家学渊源追朔历史，可以归结为广东文化长期以来不发达，以及从汉唐以后受到基督教、阿拉伯、波斯等多种外来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开放性、兼容性的特征。

　　据 《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 外二种） ,在 18岁师从朱次琦之前，康氏长辈给予康有为一个比较开放的学习环境，这既体现在康有为对待八股文时学时弃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康有为长期穿梭于康氏长辈与6 名师长之间，更表现在由于康赞修的关系康有为寓学于游之中只是在康有为 18 岁乡试不第的情况下，康赞修才想起友人广东名儒朱次琦，其时朱次琦开馆于与南海苏村仅 10 多里之隔的礼山草堂足足 18 年，这再次说明康氏长辈对康有为的培育是欠缺目的性的当然，这种利弊得失只有在具体的审视中才能见分晓　　（ 二） 文化的多元性与学术的一元性之争　　　　一般而言，多元性是一种文化呈现姿彩、活力与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一元性则是一种学术能成其自身与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师从朱次琦之前，康有为积累的是包括来自康赞修、康达节、康达棻与6 名师长传授的多元性的文化知识，殊非必须宗于某家、学有围城、能成其自身的学术　　据 《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 外二种） ,1878年，在系统学习了朱次琦学说2 年之后，康有为向朱次琦直言对韩愈其文其道有别于乃师的见解宗于韩愈提出的 “道统说”,是朱次琦致力维护儒家道统与恢复儒学传统的表现，与朱次琦学说是一脉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