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诗词批评及诗学研究述评.doc

叶嘉莹诗词批评及诗学研究述评 　　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古典诗歌的批评实践、古典诗学研究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叶嘉莹1924年生于燕京古都的一个书香门第，为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1948年随夫迁居台湾，1966年应邀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1969年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8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于70年代末回大陆授业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等职　　叶嘉莹个性清简劲直，朴素自然虽然一生命运多舛——幼年丧母、壮年入狱、中年丧女——其悲酸辛苦令人唏嘘，但接二连三的忧苦患难未能击垮叶先生先生“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终生致力于中国诗词及诗学理论的教学、研究与著述，以坚韧不拔之操，人十己百之力，舌耕笔耘，奋勉之苦，学养之富，令人感佩仰慕叶先生著作等身，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含视听资料）达74种之多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迦陵文集》（10册）和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0年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4辑18种24册）最为丰富完整①。

叶嘉莹才思过人、文笔细腻，说诗论词往往见常人未见，发常人未发，持论精辟独到，又能结合西方诗学研究的新成果，对古典诗歌创作和中国古典诗论进行深刻的反思，探本求源、释疑解惑，新人耳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叶氏的研究成果进行简略的评述　　一 中西化通的批评方法　　叶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古典诗词批评方面成绩尤其卓著她的诗歌批评既有传统的方法又有现代的意识，评赏精微独到，议论擘肌入理叶氏将自己的诗歌批评方法总结为“感性与知性的结合”她说：“我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理论的认知笔者以为，叶氏在学术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自己对古典诗歌的深刻体悟和对西方理论的遗貌取神两种手段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在批评实践中，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先生“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后再将之加以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②她对一些西方学者和熟习西方理论的中国学者“以西释中”的做法深感不满指出，深于西方理论的人，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往往把西方的理论奉为圭臬，常常是先在心中有了一套西方的理论模式，然后再选取中国古典诗歌中某些看来性质近似的作品，将之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她自己采用的则是“中西化通”的批评策略叶先生将这种“中西化通”的批评理念成功地运用于她的诗词批评实践，不仅多有创见，而且自成体系　　例如，她在评赏古典诗歌时，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和传统的“知人论世”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她一方面肯定了“细读法”在诗歌评论中的重要价值：“正是新批评的所谓细读（closereading）的方式，才使我们能对作品的各方面做出精密的观察和分析，因此也才使我们能对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得到更为正确和深入的体认③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新批评理论的不足之处：“新批评把重点全放在对于作品的客观分析和研究，而竟将作者与读者完全抹煞不论，而且还曾提出所谓‘意图谬误说'及‘感受谬误说'，把作者与读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加以全部否定，这就不免过于偏狭了④同时，叶嘉莹对“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也不是“照单全收”：“‘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尽管有着一定的道理，也较为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对古代文学的阐释不乏有效性，但作为批评方法，它还有局限，还存在不甚合理的地方，这种不合理性突出的表现为：它确立的是一种“以‘人'之价值取代或影响‘诗'之价值的批评标准⑤叶氏在诗词赏析中采取的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策略：以新批评为工具对古诗歌进行细致而富有逻辑的分析，探究其形象、结构、韵律；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探索这些形式因素背后的感发生命。

比如，在评陶渊明诗歌时，先生彻底摆脱了历来论者拘于形迹的纷纭众说，将其诗风的“真淳”与其性情品格的“任真”、“知止”、“固穷”二者之间进行“互文”阅读，直探陶诗为人为诗之精微深刻之处，从而将风格扩大为一种包蕴深广、内涵丰富的文化层面上的概念范畴叶先生又精于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反观中国古代创作，对梦窗词的解读就是杰出的一例梦窗词语言的雕琢粉饰，词意的晦涩支离，用笔的幽邃绵密，情思的婉转曲折，向来为人诟病自南宋张炎的断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⑥始，“七宝楼台”之讥几乎成为词家的共识而叶嘉莹却独出机杼，细心吟绎，摒去成见，揭示了梦窗词“一种极高远之致、穷幽艳之美的新境界”，发现了“梦窗词之运笔修辞，竟然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叶先生认为，吴词的“现代化”手法包括两点：“其一是他的叙述往往使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糅，其二是他的修辞往往但凭一己之感性所得，而不依循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⑦为了更好地解释梦窗词“时空体”的艺术特点，先生精心选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体现意识流手法、象征主义的作品，与　　梦窗词进行比较阅读经过叶嘉莹的梳理考辨，这个在“七宝楼台”之中被幽囚了达七百年之久的“深宫怨女”焕发出熠熠的生命光辉。

　　研读叶嘉莹大量的诗词批评著作，我们不难看到，她的诗词批评细密、深入、严谨；不逞才弄藻，不妄议古今，不迷信权威；有史的视野，有论的高度，有感的功底其中西化通的方法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缪钺先生在《〈迦陵论诗丛稿〉题记》中的赞词，“（叶君）博览今古，融贯中西，含英咀华，冥心孤往，以深沉之思，发新创之见，评论诗歌，独造精微，自成体系”，绝非溢美之言叶嘉莹立足国学根基，采撷异域奇葩，从古典看现代，而非以今革古；从中国看西方，而非以西律中在她的评析中，一方面保存了古代的传统固有精华，一方面又使之得到理论的补充和丰富；“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⑧这种评说模式对我们今日的研究者应该如何更新研究观念，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创造新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诗歌之“兴发感动”说　　叶氏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出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在本质方面原是有着某些永恒不变之质素，即“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在叶先生看来，无论诗歌的研究、批评还是创作，兴发感动都应该是基础和核心兴发感动”的传达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是“能感之”，第二是“能写之”⑨缪钺先生《〈迦陵论诗丛稿〉题记》说：“叶君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心物相接，感受频繁，真情激荡于中，而言词表达于外，又借助辞采、意象以兴发读者，使其能得相同之感受，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是之谓诗。

也就是说，“兴发感动”是一个作者能感之——作者能写之——读者能赏之的审美过程在此过程中，“赋”、“比”、“兴”是引起诗人生命感发的三种重要方式它不仅是诗人“情动于中”的决定因素，也是“形于言”的基本手段，还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的必由之路　　叶嘉莹认为，兴发感动的第一层次是作者的审美感兴，即“能感之”的层面，它体现了作者与世界或者说心与物的关系具体来说有三种表现方式：一为直接叙写（即物即心），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叶氏以“生命共感”来解释这种心物交感，“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现象她认为，无论是生物界的鸟鸣花放、草长莺飞，还是非生物界的云行水流、露凝霜陨，宇宙间的纷纭万象，千端万殊都是有生命的此“大生命”之起结终始，及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虽然不可尽知，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诗人能够“以奴仆命风月”和“与花草共忧乐”的深层原因正是这种作为“大生命”的“共鸣的感应”　　兴发感动的第二个层次是“能写之”的层面，即作者对作品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其表现的方式、途径有三，即比、兴和赋与流俗之见不同，叶嘉莹对这三种方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赋”、“比”、“兴”三名所标示的实在并不仅是表达情意的一种普通的技巧，而更是对于情意之感发的由来和性质的一种区分。

这种区分还不只是指作者的感发，更是兼指作者如何把这种感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起读者之感发的由来与性质而言的所以特别重在一首诗的开端，也就是说重在作者以何种方式带领读者使之进入这种感发作用之内的　　叶嘉莹认为，“赋”、“比”、“兴”之所以“特别重在一首诗的开端”，乃是因为它们所要进入的是整首诗的内部，这种诗的内在世界，就是诗之为诗的“感发作用”，或者说，是作为精神之“本质”的“真诚纯挚”之域　　读者的欣赏、评价是兴发感动的第三层次叶氏指出，“读者应该从诗歌的感发品质中获得一种也可以使自己有所激励感发的力量”，“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若除了明白一首诗的词句所能说明的有限的意义之外，便不能再有什么感受和生发，那么，即使他所了解的丝毫没有差误，也不过只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子而已⑩批评家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评说诗词更应该“透过自己的感受把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的生命传达出来，使读者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动，如此才是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之创作生命的真正完成”11　　应当指出的是，以“感发”作用判断诗歌的价值，早自宋代的罗大经和清代的陈廷焯就有过论述但是，叶嘉莹的感发之论与前人持论相较，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叶先生强调感发生命的不同层次。

她认为，由于每一位作者之“能感之”与　　“能写之”的质素各有不同，因此其表现于作品中之兴发感动的生命，便在质与量的各方面也有了显明的差异叶先生概括出感发生命的三个不同层次：美感之感知，情意之感动，以及感发之意趣感知是属于官能的触引，感动是属于情感的触动，而感发则是要在官能的感知及情意的感动以外，更别具一种属于心灵上的触引感发的力量12其次，叶嘉莹强调诗歌感发生命的“精神伦理价值”，她对以作者的伦理道德品质来衡量其人诗歌高下的做法深表反感先生说：　　如果不从理性做客观的评判，而只就感发性的特质而言，诗歌中的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是何种情事13　　先生又进一步指出，真诚不仅是诗词的生命，也是世界上“一切善德的基础”：　　如果我们撇开了诗歌中发自于真诚纯挚之心灵的感发生命不予重视，而去空谈社会伦理的价值，那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便会造成一种伪善的连锁反应，表面上所倡言的虽然似乎是善，而其实却养成了一种相欺以伪的作风，如果就其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则堕人志气、坏人心术，可以说是莫此为甚。

14　　强调诗歌“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在分析词人及其作品时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为如果不建立这种批评标准，便很容易把一些充满着兴发感动之力的优秀词篇当成鄙词、淫词予以否定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叶嘉莹的“兴发感动”说是一个“全程管理”的概念范畴它既包涵了作者的创作准备，表达技巧，作品的质素，还包含了读者的欣赏和评价等环节，其理论的涵盖力自然不容否认但是，任何研究都有“洞见”与“不见”，叶先生的兴发感动说也有些许“不见”之处首先，“感”称“物”、“文”逮“感”只是兴发感动的理想状态更多的时候，则是诗人或者见物无感，或者放言遣词，半折心始而且，作品的产生也并不一定非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往往诗人独坐书斋，进入神思的境界，借助“心象”的内循环，也同样能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目的其次，“能写之”除了字质、结构、意象、张力等种种形式因素之外，还需要一定的前期贮备条件恰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