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新诠释》序(论).pdf

艺术长廊艺术长廊5756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第 2 期1989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1991年，该书修订出版两版印行计15000册在较为边缘化的石刻艺术研究的著书中，这个印数算是拉风的了这是第一本研究四川安岳石刻艺术的专著，故被出版社认定“填补了一个空白”鉴于该著与其研究的客体安岳石刻艺术属于“初公开”，石刻艺术界不乏普遍关注自然，作为泛石刻艺术的研究，笔者应邀参加了94’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庆典活动，并提交《试论构成四川安岳石刻的主要环境》论文然而，当翻阅《一九九四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提要》时，我真的惊诧了，茫然了，感到悲哀袭来，因为所录140篇论文提要中（我的文章排序第26位），竟不见张大千与敦煌半个字更有甚者，来自北京和甘肃省的领导在敦煌建院50周年的讲话中，亦只字未提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见《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4月出版》），让人感到张大千遭薏苡明珠之谤，让人感到世俗误解张大千、所执“破坏敦煌壁画”的偏颇，让人感到这次研讨会和庆典活动遗忘了张大千，而且遗忘得竟那么彻底其实，关于所谓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说，早有澄清。

1944年，沈尹默先生写诗“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为之辩诬（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8年9月，窦景椿、常书鸿先生在《西北日报》为之发表辩诬声明；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1981年3月，石湍先生（即刘忠贵先生，笔者朋友，曾合作文章）在《旅游天府》杂志为之发表辩诬文章（让时在台湾的张大千感动不已）；1991年9月，李永翘先生在《世界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亦曾在台湾《中央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然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庆典活动如此“礼遇”张大千，实在是无公平可言，与张大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的谦谦君子襟怀形成天地反差当时，虽然我对张大千与敦煌的认知不乏局限，但至少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张大千对敦煌倾心至多，用力最大，推广最早，成效颇显，应该是敦煌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亦应当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不可忽略的课题至于敦煌研究院的建院，张大千堪称主要推手这些，张大千在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新诠释》序汪 毅《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结尾处有表述：“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

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这里，张大千所言的“为文评赞”，自然是指1944年1月和5月，他分别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国民通讯社、《新民报》等媒体的系统宣传，以及后来在上海、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展览的宣传尤其是成都1944年5月由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撰文者多为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刘开渠、吴作人、林思进、冯汉骥、蒙文通、谢无量、沈尹默等，甚至有政要兼学者的张群该展览在成都进行时，观众达12000多人，可谓震撼其评价如潮，竟达到“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高度，刘开渠并以此为文章标题时间依然定格在1994年这年的12月，四川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特展》，不仅发文通知，而且出版特展专刊笔者应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与座谈会，虽感展览策划的精心和展览的不乏影响，但以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研究平平，研究成果平平，实在是无法与50年前即1944年同样是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相提并论。

可喜的是，2009年5月四川省博物院新馆正式开馆，设有张大千艺术专馆，将所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常态展示该专馆构成了该院的亮点和特点，亦成为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唯一，无疑功德无量但作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和出研究成果，包括对两岸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仍感不尽人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收藏有数十幅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品囿于种种原因，其研究及其成果此不作表述张大千面壁敦煌不仅有“媲美玄奘”之誉，更有“具体将敦煌举世无匹的艺术，有系统介绍于世者，首推张大千”之论其至伟贡献，不仅在于为敦煌壁窟编号，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出版画册，演讲传播，还在于他对敦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其出版著述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原名《敦煌石室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先生辑录）；其发表文章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莫高窟记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序》《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序言》《谈敦煌壁画》（张大千口述，曾克耑整理）、《大千话敦煌》（江兆申整理）、《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大千居士再谈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等。

至于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推动的学术成果，当推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了人们对敦煌研究的视角，扩大了敦煌对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敦煌的文化价值敦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结实的一环，故研究张大千与敦煌具有特别意义，即能使“敦煌”与“张大千”这个“双子座”熠熠生辉于广袤星空随着对张大千与敦煌的渐进认知，包括对其编号、临摹、展览、出版、传播、价值体现等多方面的考量，两岸学者不乏研究，尽管研究成果与他的文化贡献和影响尚不对称就大风堂门人而言，既临摹壁画，又不乏对张大千与敦煌有一定研究者，当推张心智、孙家勤、罗新之、张正雍先生他们虽已作古，但留下了研究张大千与敦煌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检索近年来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成果有：苏莹辉：《张大千先生与敦煌画艺》、巴东：《张大千与敦煌石窟艺术之内在联系特质》、朱介英：《瑰丽的静域一梦》、陈滞冬：《梦魂三匝绕敦煌》、魏学峰：《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谢稚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论析》、徐建融：《张大千与敦煌学》、汪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汪毅：《两岸举办的思考》，等等。

这些成果，对于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不乏推动而今，我尚未曾谋面的徐大纬先生可谓异军突起，竟一气写出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10篇文章，并结集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最新诠释》，由上海艺术长廊艺术长廊5756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第 2 期1989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1991年，该书修订出版两版印行计15000册在较为边缘化的石刻艺术研究的著书中，这个印数算是拉风的了这是第一本研究四川安岳石刻艺术的专著，故被出版社认定“填补了一个空白”鉴于该著与其研究的客体安岳石刻艺术属于“初公开”，石刻艺术界不乏普遍关注自然，作为泛石刻艺术的研究，笔者应邀参加了94’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庆典活动，并提交《试论构成四川安岳石刻的主要环境》论文然而，当翻阅《一九九四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提要》时，我真的惊诧了，茫然了，感到悲哀袭来，因为所录140篇论文提要中（我的文章排序第26位），竟不见张大千与敦煌半个字更有甚者，来自北京和甘肃省的领导在敦煌建院50周年的讲话中，亦只字未提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见《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4月出版》），让人感到张大千遭薏苡明珠之谤，让人感到世俗误解张大千、所执“破坏敦煌壁画”的偏颇，让人感到这次研讨会和庆典活动遗忘了张大千，而且遗忘得竟那么彻底。

其实，关于所谓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说，早有澄清1944年，沈尹默先生写诗“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为之辩诬（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8年9月，窦景椿、常书鸿先生在《西北日报》为之发表辩诬声明；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1981年3月，石湍先生（即刘忠贵先生，笔者朋友，曾合作文章）在《旅游天府》杂志为之发表辩诬文章（让时在台湾的张大千感动不已）；1991年9月，李永翘先生在《世界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亦曾在台湾《中央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然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庆典活动如此“礼遇”张大千，实在是无公平可言，与张大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的谦谦君子襟怀形成天地反差当时，虽然我对张大千与敦煌的认知不乏局限，但至少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张大千对敦煌倾心至多，用力最大，推广最早，成效颇显，应该是敦煌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亦应当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不可忽略的课题至于敦煌研究院的建院，张大千堪称主要推手这些，张大千在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新诠释》序汪 毅《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结尾处有表述：“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

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这里，张大千所言的“为文评赞”，自然是指1944年1月和5月，他分别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国民通讯社、《新民报》等媒体的系统宣传，以及后来在上海、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展览的宣传尤其是成都1944年5月由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撰文者多为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刘开渠、吴作人、林思进、冯汉骥、蒙文通、谢无量、沈尹默等，甚至有政要兼学者的张群该展览在成都进行时，观众达12000多人，可谓震撼其评价如潮，竟达到“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高度，刘开渠并以此为文章标题时间依然定格在1994年这年的12月，四川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特展》，不仅发文通知，而且出版特展专刊笔者应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与座谈会，虽感展览策划的精心和展览的不乏影响，但以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研究平平，研究成果平平，实在是无法与50年前即1944年同样是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相提并论。

可喜的是，2009年5月四川省博物院新馆正式开馆，设有张大千艺术专馆，将所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常态展示该专馆构成了该院的亮点和特点，亦成为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唯一，无疑功德无量但作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和出研究成果，包括对两岸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仍感不尽人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收藏有数十幅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品囿于种种原因，其研究及其成果此不作表述张大千面壁敦煌不仅有“媲美玄奘”之誉，更有“具体将敦煌举世无匹的艺术，有系统介绍于世者，首推张大千”之论其至伟贡献，不仅在于为敦煌壁窟编号，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出版画册，演讲传播，还在于他对敦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其出版著述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原名《敦煌石室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先生辑录）；其发表文章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莫高窟记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序》《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序言》《谈敦煌壁画》（张大千口述，曾克耑整理）、《大千话敦煌》（江兆申整理）、《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大千居士再谈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等。

至于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推动的学术成果，当推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了人们对敦煌研究的视角，扩大了敦煌对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敦煌的文化价值敦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结实的一环，故研究张大千与敦煌具有特别意义，即能使“敦煌”与“张大千”这个“双子座”熠熠生辉于广袤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