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诠释性典范:霍尔模式.doc
8页【摘要】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影响巨大的传播学者,国内学术界缺乏对他的梳理与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作了梳理: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三、霍尔模式的检验:民族志研究;四、对霍尔模式的评价意在为霍尔研究的抛砖引玉,激活进一步的研究关键词】帕金模式; 意义体系; 霍尔模式; 解码立场; 民族志研究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制码/解码》(Encode/Decode)一文中提出了观众解读已制作好的电视讯息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他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又译"解码地位"),分别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相应为:"优先解读"(又译"优势解读"或"偏好式解读")、"协商解读"(又译"妥协解读")与"对抗解读"(又译"抵抗解读")这就是著名的"霍尔模式"(Hall model)霍尔模式是传播批判学派的一种受众视角,它是一个"诠释性典范"(Interpretive Paradigm)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霍尔模式并非一个原创性的模式,就是说,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解码模式霍尔显然是极大地受到了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Parkin,又译"巴尔金")的启迪。
对此,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J·费斯克(Fiske)与J·哈特利(Hartly)合著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和大卫·莫利著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 Cultural Studies)两本影响巨大的专著中都有所交代帕金在《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认为,就西方社会而言,不同社会阶级的众多成员必然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体系"(又译"意义系统")或意识形态架构他认为可以区分出三个相当有用的意义体系分类的标准是:根据不同社会来源和"阶级不平等的不同道德诠释"对于三种意义体系,费斯克与哈特利的叙述与莫利的叙述略有差别,两者可以互为补充费斯克与哈特利引介的三种意义体系为:1.支配型(dominant system)这一型可视为"官方版"的阶级关系它鼓吹支持既存的不平等现象,在下层阶级心中培养出一种"敬仰"或是"心向往之"的心理反应他们的反应不外两种:尊敬既有的伦理,或是对地位尊荣产生"有为者亦若是"的向往2.从属型(subordinate system)。
这一种道德架构,基本上虽然也认可支配阶级对经济状况的全盘控制,却同时保留了特定团体在任何时候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权利对于不平等状况,它鼓吹的是协商交涉的精神3.急进型(radical system)这种类型反应的力量,来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党派它反对由一个阶级支配统治的架构,对不平等的现象,主张抗争对立的回应,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相比较而言,莫利的对帕金的意义体系的介绍,清晰地显示出了帕金的分类根据1.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是主要的制度性秩序;而这个道德架构则透过等差设计,强化了现存不平等状态2.臣服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或产生这种体系的环境是地方劳工阶级社区;而其道德架构则鼓励人们以调适的方式,回应不平等与地位低下的事实3.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则是劳工阶级的大众政党;而其道德架构则倡议以对立的姿态诠释阶级不平等的状态这就是帕金的社会学模式,简称"帕金模式"(Parkin model)莫利指出,帕金模式是莫利用来了解不同阶级成员,在各拥典型位置的情况下,如何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关系斯图亚特·霍尔的功劳在于,他将社会学中的帕金模式引进了传播学领域,称其为"霍尔模式",我们其实指的是霍尔的"传播学"模式。
霍尔看到了帕金模式的延伸能力,觉得帕金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不同阶级的成员如何解码其媒介信息他将帕金的理论运用到电视讯息上,认为电视讯息的发送者(制码者)和接收者(解码者)两方所运用的符码,也奠基于支配、从属以及急进三种形态的反应霍尔对帕金模式的引入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学科渗透那么简单正因为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才称其为"霍尔模式"莫利谈到,如果说要把社会学的著作整合,使之成为传播理论的一部分,就必将遇到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学主义化"(sociologism)倾向何为"社会学主义化"呢?就是传播学者可能企图立即将社会学中的类目(比如,阶级)转化成意义(比如,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却没有适当地处理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由社会学到传播学的过程--所涉及到的特殊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只是将社会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与阶级等)当作是决定解码的因素,但却没有特别地解释这些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到底如何"介入",那么这种分析就显得不够到底经由哪些特定机制使得这些社会因素,被结合到了某些话语(discourse,台湾一般译为"论述"),确实是必须加以注意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因素总是就这么地"介入"了传播过程。
恰当的看法是,只有透过话语的结合,这些因素才有可能对传播产生效果一言以蔽之,霍尔的引入显示了"传播话语"的重要价值,而"传播话语"又正好是在研究"受众"(霍尔最初针对的是"电视观众")解码时非常重要的在莫利看来,霍尔在将社会学的著作整合成为传播理论时,避免了简单的"社会学主义化" 这就是"帕金模式"转化为"霍尔模式"的学科意义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 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明确指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因为传播交流 并不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意义结构",两者也许并不相同,即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图式如下(说明: 由罗钢 、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编码、解码》一文对这一图式的翻译有误,这里据J ustin WrenLewis 的论文"The Encoding/Decodi ng Model: Criticisms and Redevelopments For Research on Decoding"而改): 霍尔指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即在传播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以及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 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
但这又转而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 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性所谓"扭曲"和"误解"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传播交流的双 方缺乏对等性同时,传受双方都各有一个由"知识架构"、"生产关系"与"技术基础结构"组成的社会背景结构简言之,该图式很强调传播交流中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基于社会 背景结构之上的张力关系(Tension relation) 莫利认为,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断裂",新的研究并不从结构-功能 ,也不从行为效果,而是企图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理解传播现象莫利将断裂后的研究称为 诠释性典范(Interpretive Paradigm),以此对立于更为具有支配 地位的"规范性典范"(Normative Parading)--即以美国为重镇的 主 流传播研究典范毫无疑问,莫利所声称的断裂,霍尔自然功不可没上述图式蕴涵着这种"诠释性典范"的面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多雷评价霍尔的《制码/解码》是一个 里程碑,标志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起点,从美国传媒研究模式中脱颖而出。
换言之,也就由"规范性典范"走向了"诠释性典范" 在美国林林总总的传播模式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是可以拿来与上面的图式作 一番比较的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如下页图所示: 该模式的一个独到的概念是"传播单位",即每一个传播的参加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 都可视为"传播单位"一个传播单位身兼两重身份--传者与受者,执行四种功能--传 送、编码、释码与解码该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其一,肯定了传播的双向性;其二,三位 一体的"编码者"(Encoder)、"释码者"(interpreter)和"解码者" (decoder)中的"释码者"含有"讯息诠释的意义"但是,它明显地将双向视为了"对等的循环",不太符合大众传播的实际,它比较适合于人际传播奥斯古德-施拉 姆循环模式,重在表明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循环性特征,虽涉及了"诠释性",但说到底仍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过程模式,而并没有像霍尔那样敏锐地审视传播者和受众 之间的权力较量关系--意义空间里的斗争或者说传播话语的斗争而且,霍尔比之于奥斯 古德和施拉姆,深刻之处还在于霍尔上述图式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都各有不尽相同的社会背 景结构,因此,编码者和解码者都是烙上了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特征的人--行为主体与诠 释主体。
真正深刻的传播过程研究,绝对不能忽视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 接下来,我们看看霍尔出自"假想"的三种受众解码立常霍尔模式是源于思辨,而非实证 研究霍尔对自己研究的"假想"性质毫不隐讳,他说,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 可能的解码立场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 我 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当然,这些过程需要从 经验层面予以检验和完善 莫利指出,霍尔的"制码/解码"取向的建立有以下基本的理论预设:(1)制码同一件事件 的方式,不止一个;(2)讯息潜在的解读(Reading)方式,总是不止一个讯息期 望并偏好某些解读方式,但这些解读方式绝对不可能定于一尊;它们具有多义性( poly semy,注:1989年康娣主张用polyvalence--"多释性"代替"多义性");(3)不管某一讯息显得如何透明和自然,解读讯息都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实践过程 霍尔假想的三种解码立场分别为: 第一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 ion)假如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中获取所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编码者用来将信息进行编 码的参照符码来解码信息,那我们就可以说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即受众采取 与 编码者(传播者)的"专业编码"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
这一种解码立场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又译"宰制理论")生发而来的这表明受众运作于占支配地位的符码之中,进而就运 作 于主导意识形态之中霍尔称受众的这种解读方式为"Preferred Reading"(优势解读)这是最为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前面图式中的"编码意义结构1 =解码意义结构2"第二种解码立场: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持这种解码立场的受众 可能大致采用已编制好的意义,但又会将讯息与某些具体的或当下的情境相结合由于这些 情境反映了他(她)的立场与兴趣,因此受众可能修正优势意义,透露出一种协商(谈判)的特 征霍尔说,协商式解读中同时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它既对主导-霸权的编码所"给"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性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 力以使讯息中内涵的意义适合于"局部条件"--自身的特定情况,适合于他(她)本身所属 团体的地位通俗地说就是"部分同意,部分否定"总之,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始终 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交涉过程这时候,"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既不完全对等,也不完全相反第三种解码立场:对抗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
解码者很 可能完全了解讯息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编码的,也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曲折 变化, 但却对此置之于不顾,自行找来另一个诠释架构,因此使得解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