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传统人物造型程式之渊源探究及思考.docx

戏曲传统人物造型程式之渊源探究及思考 谢雨[摘要]面对戏曲古装人物造型的程式与创新话题，不论是观众、学者还是设计者本身，都感受过不同程度的模糊、困顿，本文从专业设计者的角度截取剧目创作前期的研究、分析方法，以戏曲《桃李梅》“嫁衣”为引子，对戏曲古装造型的传统程式与历史生活的渊源进行深入解读，为打通、梳理戏曲传统与创新在人物造型上的阻碍抛砖引玉[关键词]嫁衣 戏曲 程式 生活 历史引论戏曲古装人物造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戏的程式穿戴，一种是新编历史剧（或古装剧）的个性设计《桃李梅》属于新编古装戏之传统程式穿戴全剧讲的是发生在明代一个普通的七品官家庭的故事，讲他们如何家庭合力，以卑微弱女智斗权贵、抗拒强娶，最终赢得胜利，大团圆结局其中，知县二女儿玉李的“嫁衣”前后有三处不同方式的“出场”一是第三场“闺戏”，玉李想到佳期将至，喜不自禁，独自在闺房偷试“红盖头”与“红帔”；二是第四场“闹园”，封氏与玉梅母女巧设三个条件与强娶玉李的三镇总兵方亨行智斗周旋，签下协议，“一用那皇娘的凤冠头上戴，二用那凤衣和凤裙，三用那半副鸾驾来迎娶三是第九场“喜堂”，玉李、玉梅俩姐妹终得圆满，“凤冠霞帔”，大婚行礼。

在“嫁衣”穿戴上，各剧种出现不同处理，观众与学者纷纷就人物造型提出疑议分歧在哪里？“红盖头”与“红帔”属于大众型传统婚嫁礼服，上下通服，没有异议；“凤冠”“凤衣”“凤裙”“半副鸾驾”属于贵族型皇室婚嫁礼服，也仅现于台词，不构成问题；疑点似乎落在了“红蟒”与“凤冠”“霞帔”——服制中属于后妃、命妇礼服的配置，剧中着于新科进士的新娘，这种穿戴是不是有问题？“帔”“蟒”“凤冠”“霞帔”“盖头”，话题集中在了这五个出场的婚嫁礼服概念，所涉无不与穿戴搭配、造型思想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戏曲服饰源自明清，更多以明代为主体，那么戏曲服饰与历史服饰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本文就此，以京剧、昆曲衣箱为参照，从衣到饰，从饰到物，对戏曲传统人物造型与历史生活造型的渊源及关系进行探究，谨以抛砖引玉一、女“红帔”与女“红蟒”戏曲程式中，“帔”与“蟒”均可用于礼服，男女通穿女“红帔”与女“红蟒”亦可用于婚礼服帔”形制宽松，面料舒适，燕居多服，对服用角色没有限制，使用范围相对来说比“蟒”更广；“蟒”以重缎、重绣、满纹为特色，讲究的是华美、隆重、正式、气派，品级要求严格，多是皇家、贵族身份的角色。

1.女“红帔”——大婚常用礼服之体服（1）程式：“帔”，戏曲中多为官吏居家常服，分男帔与女帔其样式基本相同，对襟，长领，大袖，袖端缀水袖，宽腰，左右开衩，唯女款较男款短，男款长至足，女款仅过膝，款式宽松大方夫妻同场时，多穿花纹、颜色相同的帔，日“对帔”对帔”有“红对帔”，是为状元登科、官吏婚典及喜庆团圆场合礼服女帔”，分团花帔（青衣、老旦）、角花帔（花旦、闺门）以及观音帔面料：绉缎花纹：龙、草龙、仙鹤、蝙蝠、团寿、团花、图案花、花卉藤头、回纹团其中，“红绉缎五彩线绣勾金牡丹回纹团花女帔”，是为年轻贵妇或嫁娘礼服，如《奇双会》的李桂枝、《凤还巢洞房》的程雪娥2）演变：“帔”一词在辞典中有多种意思，大致归类，有“肩饰”和“衣服”；“肩饰”的解释来自历史生活，在后面的“霞帔”一节中有详细解读；“衣服”的解释，即针对戏曲中基于明代“褙子”装饰美化而成的“帔子”明代服制，在中国古代礼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历经几十年的时间重建并逐渐定型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接脉运动，明代服饰找回了与宋代服饰的连续，也找回了本民族的政治自信，因此，明代“褙子”与宋代“褙子”一脉而相承褙子”，又作背子，两宋时期妇女的代表性服饰——常服，始于隋唐，盛于两宋。

其形制：对襟、直领，前期短小，后渐加长，短可膝上、过膝，长可至踝，或与裙齐；穿戴时衣襟多敞开，两边不用钮扣或绳带系连，任其露出里衣；袖有宽窄二式，平常多用“窄袖”，起居方便，遇礼则服“大袖”宋程大昌《演繁露背子中禅》对“褙子”“直垂至足”的长度，如“古之中禅”的形制有清晰的描述，尤其是“離异其裾”“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的“尚古”之风，界定了其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对襟开敞，两腋开衩查证传世图像，发现“窄袖褙子”在日常生活的记录里随处可见短款可参见：宋钱选《招凉仕女图》、苏汉臣《蕉阴击球图》、陈清波《瑶台步月图》以及《杂剧人物图打花鼓》，长款有：南宋《歌乐图卷》、陕西甘泉墓室宋代壁画、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侍女像，等等无论春游戏耍，还是烹茶煮饭；无论夫人小姐，还是侍女厨娘，皆可服之，只是劳动人民以劳作为主要生活，方便第一重要，一般不会穿长款窄袖褙子”具有“窄、瘦、长”“利身”的优点，既可罩于“襦袄”外，又可当“中单”内衬，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因而赢得了上至后妃，下至百姓，甚至妓妾、奴婢，优伶、乐人的普遍喜爱，成为宋代妇女的燕居最爱，普及程度极高宽袖“褙子”则与窄袖“褙子”有着天壤之别。

它原贵为宫廷后妃常服、礼服，至宋传入民间，成为民间贵族妇女的礼服因袖大大于衫，“短衫而宽大，其长至膝，袖长一尺二寸南宋朱熹《朱子家礼》）亦称“大袖”“大衫”，常与“霞帔”合称“大衫霞帔”，是一种高规格的礼仪象征从《宋代昭宪皇太后杜氏画像》与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面料质感进行对比，即可感觉到唐式的开放与宋式的中正大袖”在历代贵族中均承担“嫁衣”的角色，宋代亦然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载，“且论聘礼，……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宋史舆服志》载，“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又日：“众妾则以褙子代大袖尤见婚礼中“大袖”穿戴的讲究，嫡妻方可上服，试想，贵族行礼亦严格等级，平头士庶怎敢造次？endprint“明代褙子”，因袭不改，式样依旧分“大袖”与“褙子”宽窄袖两式贵族妇女礼服“大袖”可参见孔府旧藏的“桃红纱地彩绣花鸟纹褙子”、《明代曹国长公主像》“真红大袖衫”普通妇女便服“褙子”，早期袖窄，唯衣襟饰花边，且直通到底，如明仇英《四季仕女图》、唐寅《王蜀宫妓图》。

明末清初改制，袖口放宽、衣襟改短，袖口及领子皆饰花边，领边自领下一尺左右，称“宽袖褙子”，这种变化在清冷枚《连生贵子图》、《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里都有体现士庶妇女礼服制约颇多最初只许用紫粗布，不许用大红，不许用锦绮、绫罗，首饰不许用金，只许用银，凡此种种，日“士庶服饰，亦有定制可是，我们知道“红色”明明是中国式婚礼的标志，没有上下之分，如果士庶层被禁服，又如何传到今天的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得从古中国的“摄盛”习俗说起《仪礼士昏礼》“乘墨车”汉郑玄注：“士而乘墨车，摄盛也唐-贾公彦疏：“《周礼巾车》云：‘……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士乘大夫墨车为摄盛原来，虽然平时制度严明，但大礼例外，古代婚礼可依据舆服常制往上超越一等，以示贵盛《明会典》记载，“初，庶人婚嫁，许服九品冠服那“九品冠服”是何真容？《明史舆服制》又载，“……六品，霞帔、褙子俱云霞练鹊文，镢花银坠子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银事件，珠翟二，抹金银翟二，……七品，霞帔、坠子、褙子与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绣缠枝花，坠子与七品同，褙子绣摘枝团花顺藤摸瓜，按往上越一等原则，可以推算出民间新娘的“九品冠服”大致模样：“霞帔用绣缠枝花，褙子绣摘枝团花，级花银坠子。

依此俗，布衣草民之女仍可华衣出嫁，谓为“借穿”，不为“僭越”但衣款的范围定在“褙子”，没有“大袖”从形制两相比较，戏曲女“红帔”与明清改制后的“宽袖褙子”如一母所生，极其相似，只是去掉了袖口花边，增加了一副水袖在梳理中，还发现了褙子“窄袖”与“水袖功”的联系戏曲程式中大量的以造型为依托的技巧表演，有“髯口功”“甩发功”“翎子功”“帽翅功”，“水袖功”是其中之一水袖”分“长水袖”与“短水袖”两种，前者舞蹈要求水袖窄长，后者要求阔短将“长水袖”与“窄袖”一相比较，便能清晰地看到生活的渊源，“窄袖褙子”有一个特点是不光袖子小，而且出手长，在传世的绘画中就常能看到长袖裹手的女性，如明唐寅的《簪花宫女图》关于“水袖”的来历，一说出自“水衣”，一说化自于此，笔者认为皆有道理就水袖的颜色问题，曾多次在新编剧目中看到与衣一體的彩色水袖，故一直关注并思考，着色无疑可以丰富舞台视觉形象，但因此而丢掉代表着戏曲服饰的重要符号特征是否值得？现在看来，原以为的创新还真没那么简单因为，如果从衣身向水袖作本色延伸，便恰好返回了生活原点——“窄袖”原态，而程式中的无色（白色）水袖才是真正的“高于生活”，跳出了“生活真实”，奔向了“艺术真实”，更何况戏曲水袖的形式感若追求其源头，从山东东平县出土的壁画《踏鼓舞图》中展示的西汉舞女服可见一斑，其出手加长部分正是区别于衣袖颜色、大小的白袖。

所以，创新设计应当如履薄冰，三思而行当然，设计总归是要根据文本以及演出的整体样式作出选择，并不以此为唯一原则，但是，创新断不能做“无源之水”“无木之本”，对历史形态的创作始终都要保持深入研究的状态，否则很容易因为不断突袭的灵感掉入虚空繁华的陷阱2.女“红蟒”——贵族礼服或官家嫁娘礼服之体服戏曲“蟒”，源于明、清“蟒衣”，形制大体如龙衮服，与玉带配套穿戴蟒”之为“蟒”，先有《尔雅》释：“蟒，王蛇后云：“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因此，五爪为龙，四爪为蟒，帝王之“蟒”亦称“龙袍”，王侯将相之“蟒”称“蟒袍”男蟒”常为朝服、礼服，“女蟒”为后妃、命妇之服京剧衣箱有帝王、后妃专属之五爪明黄蟒及“上下五色”之男蟒十件、女蟒五件女“蟒”所绣纹样多是凤凰、牡丹，以鸟中之王、花中之魁象征至尊至贵的女性1）程式：“女蟒”含“旦角蟒”“花衫蟒”两款旦角蟒”，为后妃、公主、郡主、贵妃、女将等所服穿戴：颈围大云肩，腰挂玉带，内系裙子式样：齐肩圆领，大襟扎带，方裉长袖，阔袖袖端缀水袖，长及膝，腋下无摆面料：大缎、软缎花纹：凤穿牡丹、丹凤朝阳，间饰以八宝、八吉祥、牡丹花、云头点缀红缎旦角蟒”或可作官家婚嫁礼服，如《棒打薄情郎洞房》中的金玉奴。

花衫蟒”，亦称“镶边女蟒”，是梅兰芳先生早年扮《贵妃醉酒》时为杨贵妃创制的，“梅派”服饰的代表式样同“旦角蟒”，唯镶宽边，摆呈波浪形附件：四合如意缀网眼穗立领大云肩还有一类女蟒在“清装”类形制与“明蟒”完全不同，瘦长，收腰，去水袖而缀“马蹄袖”，是一款典型的以清宫蟒纹吉服袍为基础，结合明式“蟒”，简化而成的戏装，旗服风格十分鲜明男款有“箭蟒”，女款有“旗蟒”，皆为清官戏以及古代少数民族戏的专用服饰传统戏曲之“蟒”多指明式“蟒”，属汉族传统服制系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势为中心的绝对象征，达官显贵的公服、朝服，因而是戏曲大衣箱的重要构成之一；舞台形象中“女蟒”的奢华是一种依附于男性的衍生品，更多地是体现母以子贵，妻以夫荣2）演变：明“蟒衣”始为宦官燕服，后入制度，曰“赐服”；单列于朝服、祭服、公服、常服之外，含“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因蟒仅次于龙，故象征荣宠的“蟒衣”地位极高明初，遵循“辨贵贱，明等威”的原则，制定了一套严密、周备，细致、繁琐的服饰制度，“赐服”十分慎重因前期服制严厉，僭服“蟒衣”与僭服龙凤袍同罪，均以谋逆论处，使敢逾制僭礼者少据《明史》《明实录》载，皇帝赐“蟒”对象为宦官、有功之臣、属国首领及地方土司。

明中后期，“蟒衣”从宫廷流入民间，整体服饰风尚由俭入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商业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带动商品经济的市场活跃；二是法制松懈，皇帝频赐滥赏，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