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doc
6页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 谈国内文化软实力的超然性预读: 摘要:最新杂志:开卷有益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九江师专学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锦州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金秋科苑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教育研究与实验·新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内软实力研究走向了一个高潮.众多的文章、论著较集中地讨论了软实力概念的渊源、内涵、外延,软实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美国软实力政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欧洲国家提升软实力的举措,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资源和路径等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现代性语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概念的局限性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超越性鲜有浅论,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究.一、西方现代性语境下“软实力”概念及其内在缺陷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使别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你要他们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来发挥作用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国人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来确定有利于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用传统方式耗费更多的经济资源或军事资源”.[1]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集中地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内涵和本质.第一,美国软实力的宗旨是谋求世界霸权.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都只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工具.与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别国改变立场一样,美国软实力也只是其工具理性膨胀的结果,其目的是降低谋求世界霸权的军事、经济成本和风险.这一点美国人并不隐瞒.“我们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实际上,早在1935年美国人就意识到:“别国靠军队征服,我们则靠思想征服”.[3]这种霸权意识随着冷战结束愈发强烈和肆无忌惮.约瑟夫?奈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一书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而且必须领导世界.如果有人胆敢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伤及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军事武力、经济制裁便争先出笼并穿上道义和道德的“道袍”,“解放”那里的人民.软实力以硬实力为支撑,二者相互依托,共同为把持世界霸权服务.“软实力”概念把文化视为其核心要素和资源层面,然而文化在此只是谋求霸权的工具、手段,而不是价值诉求.因此,可以把这种“软实力”概念视为资本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萎缩的产物.第二,美国“软实力”概念的内核是: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为人类最优越的价值观,视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完善的制度.因而,美国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便成为美国的天职.正是基于这种“优越”的心态.美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为标准宰制他者,划分敌友.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4]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美国人把捍卫乃至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看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把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看成中心的、先进的、文明的、优越的、完美的,把其他文明视为边陲的、落后的、野蛮的、黑暗的、残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文化比较的基本轴线无论是水平的空间方向,还是垂直的时间方向,都把其他文明置于自己文明的进步标尺上进行考量比对,并由此形成决策并付之行动.纵向的文化“进化论”和横向的文化“中心———边缘”论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核心.第三,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业已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约瑟夫?奈担心美国软实力的下降会导致美国领袖资本的不断流失进而丧失霸权地位.然而,这只是美国霸权焦虑的理论体现,是对多极化世界政治格局呼声的过度反应.[5]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未曾忽视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只是在运用策略、途径、方法上等枝节上出现摇摆波动、争议论争.正如马修?弗雷泽所言:“近一个世纪以来,软实力的运用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到乔治?W?布什时代,白宫一直深知流行文化向全世界有效地传播美国价值观和理想的重要战略意义”.[6]今天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可以说独占鳌头.“因为英语(美国英语)是互联网的通用语;因为有50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观看美国的影视节目、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就餐、模仿美国少年的时髦和狂热,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一种不依赖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其目的的特权地位”.[7]这种特权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还要强大.美国的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扩散,犹如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的怪异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则统治着一个日不落的帝国”.[8]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东西,我们无意否认美国软实力的确传播了一些对人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有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传递了追求个人成功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理性的解读上,还是对个人价值的界定上,美国文化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它并不具有普世的绝对的价值(尽管我们不排除其中含有普世意义的内涵),更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标准、典范和方向.如果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霸权目的,出于自己文化价值观“优越”心态的支配,无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其他文明的伟大智慧,借助自己独一无二的经济、军事、科技硬实力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如果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不经理性抉择,对紧跟全球化浪潮涌入国门的美国文化良莠不分照单全收,那么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单一化而使其他文明陷入灭顶之灾,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浩劫.更何况美国文化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美国文化过于强调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生价值上鼓励消费主义.这些都已经造成必将继续造成全球范围(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全球的生态危机、能源枯竭.《华尔街日报》报道,2007年全球0.7%的人却占有了世界上1/3的财富,世界已失去了平衡.[9]掠夺世界资源、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无法减少,更不用说消弭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目前,美国有75万多人无家可归,[10]即每400多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而这种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更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雪上加霜.无论是发达国家富裕人群奉行消费主义消耗着地球上大部分自然资源、排放大部分污染物的“纵欲污染”,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人民为了生存而破坏大自然的“贫穷污染”,都使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超过了其承受的阀限而日益恶化.20世纪末,美国人均消耗的能源是尼日利亚人的150倍,以不到世界4.5%的人口,排放了占全球排放的增温气体总量的23%.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排放废气,地球的负担就要增加几十倍,地球主要矿物资源长则几十年、短则几年都将全部耗尽,而按目前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测算,到2050年将要有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10]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个人主义在特定境遇下会演变成个人中心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现代性的操纵下也会沦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类工具理性恶性膨胀,对大自然肆意蹂躏、疯狂掠夺.在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里缺乏充分有效的群体认同和对他者存在的关注,缺乏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的同体感与呵护.而消费主义把物质享受、感官满足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以此衡量人的尊卑、贵贱和荣辱.于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互激荡、汇成潮流.大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无止境的物质欲望的工具,可以随意处置.自身之外的社会群体、个人以及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其他民族都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对象,可以任意宰割.这种文化使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疏远冷漠以至于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也无法制止;同时也成为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黑社会势力盛行、暴力犯罪蔓延乃至毒品滥用的温床.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民族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对象和方式上迥然不同,从而相互弥补,防止整个人类或众多民族对某一生物资源集中利用而竭泽而渔,从而有效减轻人类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压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保障人类的生态安全,形成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11]以上分析表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其软实力是有霸权目的、有“优越”心态并有着致命的缺陷的,是现代性在资本操纵下形成的“资本软实力”.因此必须超越资本的现代性,超越“资本软实力”.二、资本现代性对文化软实力的宰制美国资本软实力透显资本现代性的本质.只有超越资本现代性,才能超越资本软实力.当我们作这样的理论预设时就意味着,一国的现代性只要是在资本的操纵下、宰制下展开的,或者说它的现代性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它的软实力就带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工具性,乃至掠夺性.那么,资本如何通过宰制现代性进而宰制文化软实力?答案是,资本的扩张本性渗透到现代性文化领域,并塑造诸领域文化,使文化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即产生于此.我们知道“韦伯命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社会才得以产生、发展的,而其基本推动力之一就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然而,即使我们假设这个命题为真命题(因为儒教资本主义或东亚资本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反证),新教伦理本身也难免遭到资本扩张本性的侵蚀而被蛀空.这个过程可能缓慢却是坚定不移的.“作为思想体系,清教教义的转化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它从苛刻的加尔文命定说开始,经过爱德华兹的美学启发,发展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最后融入了内战后的斯文传统.作为一套社会实践理论,它终于演变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猖獗的个人主义和赚钱行为辩护的根据(正如埃德蒙?摩根所说,本杰明?富兰克林靠自己赚钱,约翰?D?洛克菲勒则以为它的钱来自上帝),成为制约小城镇生活的法则”.[12]而这一资本本性侵蚀新教伦理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至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世界观———理性至上,讲究实际,注重实效———不仅统治了技术———经济结构,而且逐步控制了文化,尤其是宗教体系和向儿童灌输‘合宜’动机的教育体系”.[12]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但改变着个人的感觉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结构,而且控制了文化、宗教、教育,使之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就像贝尔所言,比如本来节俭和积蓄是清教伦理的核心观念,在早期可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而备受赞誉,但是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把源源不断无比丰富的产品推向市场时,它需要大规模消费来满足它的扩张本性,于是刺激欲望、制造欲望、鼓励消费主义便成为它的逻辑必然.清教伦理的节俭、禁欲、积蓄等核心价值观终于荡然无存,相反追求感官享乐、物质享受、情欲放纵、挥霍、排场、阔气等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备受推崇,贝尔指出:“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12]实际上,资产阶级并无一以贯之、牢固持守的价值体系,只有符合资本无限扩张的价值体系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些价值体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因此生活合理化意味着,当资本主义借助于宗教伦理的力量获得了最初的发展权之后,也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接推动力———工具理性”.而“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现代资本主义而言,仅仅是通过简单追求计算和效率的工具理性,也就已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