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docx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王立杰 吕建军Summary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

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Key 环境税收政策;环境补贴政策;市场结构;社会福利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呈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2]，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依然位于新古典模型鞍点路径上未达到稳态均衡[3]，但环境污染使社会健康成本增加，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提高[4]为扭转环境及生态恶化趋势，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使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及右侧，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行政管制和经济政策等环境规制措施，例如国家及地方政府共发布110多件环保文件[5-6]、河长制和湖长制、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7]和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8]等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使空气质量和水资源质量都取得一定改善，例如2018年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的地级城市相比2017年上升6.5%，Ⅰ～Ⅲ类水比2017年上升3.1%。

但环境规制效果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例如，2014年至2018年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环境规制政策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好于水污染治理效果，环境规制政策成本与收益存在地区差异[9]，东部呈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西部呈现经济增长质量下滑[10]等这些存在问题使环境规制政策选择和实施面临困境，唯有综合分析环境规制具体对象特性和环境规制实施条件，才能获得环境质量改善及避免经济效益损失的双重红利[11-13]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生产过程分别采用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但产出互为替代商品的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环境补贴和环境税收）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在解释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社会福利效应差异的同时，为中国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提出实施建议1 文献综述环境规制政策是使环境与经济关系达到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实现环境污染降低及经济增长双重红利的关键[14]由于环境税收及环境补贴政策具有成本小和能实现排污者激励相容等优势，所以成为环境规制政策中的常用政策，但环境治理效果因条件不同呈现差异[15]。

环境税收的优势在于通过政府征税将边际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差再次施加到企业成本中，以最小成本实现环境问题治理;但由于社会成本难以准确测量及税制结构等原因，使环境税收政策实践效果存在差异卢洪友等[16]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环境税收政策并不能产生“蓝色红利”，李钢[17]通过CGE模型模拟发现，如果中国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Goodstein[18]调查研究发现美国清洁空气方案实施十五年内导致300万工人失业;而Abdullah和Morley[19]实证研究发现，OECD国家的环境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在短期内存在负相关，而长期存在正相关环境补贴通常是对环境正外部性的激励，与环境税收一起运用于环境规制，其效果也存在差异一方面，能源补贴政策改革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作用于环境，但对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增加绿色能源补贴，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20-21]，对经济影响影响微不足道[22];但有學者认为能源补贴改革会对经济造成一定损失[23]另一方面，研发补贴或技术补贴通过激励创新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同样对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魏玮和何旭波[24]研究表明研发补贴能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而Nemet和Baker[25]研究认为研发补贴对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环境税收、环境补贴和其他政策相组合的环境规制效果依然存在差异吴士炜和余文涛[26]研究发现，环境税收与环境补贴结合能减少污染物排放且能降低工业损失;袁丽静和郑晓凡[27]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一般不会受到政府补贴影响，引入政府补贴能弱化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副作用;童健、武康平和薛景[28]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税收、补贴和其他政策的三者组合能在实现环境污染治理同时保障经济增长而杨飞[29]研究认为，环境税收与环境补贴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净影响是否为正值，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替代弹性;Bjorner和Jensen[30]、石光等[21]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补贴政策比环境税收政策能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不难发现，为了对这些差异作出解释及给出环境规制政策建议，大多数学者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等方式，通过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影响消费者效用、健康质量和生产函数从而模拟并评估环境规制对环境及经济的影响[31-32];但包含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在内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缺陷在于无法从市场结构视角对环境规制效果做出分析由于环境规制效果会因市场结构不同受影响，鉴于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且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则有必要考虑市场结构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

为了充分发挥环境规制效果，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并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收益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33]，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中都是重要的，然而以往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4.2 存在市场势力的市场存在市场势力的数值案例中，分别设置每种类型10个企业及每种类型1个企业的数值案例，分别代表不同市场势力相关参数影响结果分别列在表2及表3中，与表1不同的是，由于市场势力存在，企业获得正利润，所以表格中列出了企业利润与不存在任何偏好相比，对环保商品偏好及对非环保商品厌恶时，环保企业利润都會相应增加，非环保企业利润降低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的是，对环保商品实施补贴时，包含外部性在内的总体社会福利变化不同通过表2和表3可知，无论每种型只有1个企业时或每类型有10个企业时，无论哪种偏好，对环保商品实施环境补贴政策会相应提高总体社会福利，但对非环保商品实施环境税收时，无论哪种偏好，其总体社会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税收对非环保商品产量降低的影响大于对环保商品产量增加的影响通过比较表2和表3中的环境补贴政策和环境税收的总体社会福利效果可知，在外部性大小不可知的情况下，两种环境规制政策总体社会福利效应差别具有不确定性， 原因在于环境税收政策对非环保商品产量的影响大于环境补贴政策的影响，但其对环保商品产量的影响小于环境补贴政策的影响。

综合上述可知，当市场存在市场势力时，政府实施环境补贴政策较为稳妥4.3 外部性无论是对环保商品实施环境补贴政策还是对非环保商品实施环境税收政策，都与其具有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化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相关在考虑外部性后，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方案选择会因为外部性正负及大小发生变化由表4可知，在完全竞争性市场，如果环保商品的正外部性及非环保商品的负外部性同时分别处于（0，0.84）和（-1.33，0）区间内，实施环境补贴或者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总体社会福利效应;在偏离临界值时，即，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不同时位于（0，0.84）和（-1.33，0）区间内，则无论是实施环境补贴政策还是环境税收政策都会提高社会福利其相应外部性临界值如表4所示由表5可知，在存在市场势力的市场，对于不同偏好及不同市场势力，外部性存在不同的临界值，但只要负外部性的绝对值减去正外部性后大于19.2，则对非环保商品实施环境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要高于对环保商品实施环境补贴政策其相应外部性临界值如表5所示5 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生产过程分别采用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但产出互为替代商品的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环境补贴和环境污染税）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了综合分析。

通过引入市场结构，并利用社会福利模型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环境税收政策及环境补贴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从而对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势力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这个结论与Bjorner和Jensen[30]、石光等[21]的研究结论一致;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因为外部性增加的社会福利小于干预市场带来社会福利损失这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相契合，完全竞争市场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处于帕累托最优，不存在改进社会福利的任何途径本文的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措施的总体社会福利效应受到外部性、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偏好影响。

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防治战略，政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和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首先，政府应该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例如，浙江省政府在全省推动空气和水自动监测工程，完善清新空气监测网络体系和主要河流水质监测，开展农村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例行监测和推广企业VOCs监测设施建设和数据联网等，其环境治理效果在全国取得较为瞩目的成效，其治理措施连续被环保部肯定其次，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最大化有赖于运转良好的市场机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市场化程度不同，从而造成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存在差异，所以政府应该深化市场改革，提高地区和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实现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例如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各项交易保障条件最后，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向环保商品转型例如，目前推进绿色清洁能源汽车计划，政府通过车牌摇号、价格支持和建立相应基础设施等措施引导消费者消费偏好，实现向绿色环保商品发展编辑：王爱萍）Reference[1]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