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群多元身份意识研究.docx

    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群多元身份意识研究    俞蓓　朱霞自2012年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出版，短短数年间，康巴作家群一共推出四辑、数十位作家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股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不仅在数量上仅甘孜州就有10位本土作家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30多名省作协会员、7名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近200名作者开始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而且在创作质量上，先后夺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四川文学奖等近10类文学创作荣誉正如，阿来在“康巴作家群”书系序中指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因为这是康巴人在经历了上千年失语、两三百年“他者”书写之后，第一次实现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早在2013年“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的与会评论家就一致认为，康巴作家群异军突起，形成了具有浓郁康巴地域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体，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那么这浓郁的康巴地域特色从何而来？除了康巴地区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之外，笔者认为这与康巴藏族作家群多元的身份意识密不可分作为茶马古道的枢纽，康巴大地历来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融汇之地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失语的“边缘人”境地，因此当代康巴藏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自我觉醒，多元身份的建构、变化轨迹更值得细细研究。

康巴藏族作家群的整体崛起，凸显了作家对身份的理解和阐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开启了康巴藏族作家群多元身份的新时代以多元身份为切入点，笔者将通过具体分析作家及其创作的小说、散文作品，解读当代康巴藏族作家多元身份意识变迁的轨迹：从最初更多聚焦于多元身份的冲突，到挖掘出康巴多元文化融合的身份，最终形成对康巴藏族作家群多元身份的反思一、多元身份意识的冲突胡磊在《世俗欲望中的生存之痛》一文中，评论尹向东的意义在于，并不简单追随文明冲突的模式，用自己的文字重建了一个文化气息厚重的康定，是一个藏族意识很强的作家 而笔者则觉得尹向东更是一位具有多元身份意识的作家以《牧场人物小辑》这篇短篇小说中《仁青志玛和洛彭措》为例，故事中汉人介绍自己名字这一情节就非常具有隐喻的性质：有一天，汉人指指自己，很努力地说，我叫罗银初、罗银初他对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都这样说洛彭措，你叫洛彭措？仁青志玛说他摇着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罗银初仁青志玛跟着他说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汉人洛彭措就这样在仁青志玛那里定居下来，一住就是一生在这里，名字充满了隐喻从最初努力向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汉文名字“罗银初”，到无可奈何地接受藏文名字“洛彭措”，甚至于一住就是一生，正是标志着主人公身份意识的转变，也是康巴作家在作品这一镜像中汉藏多元身份的一种表达。

更有意思的是，在故事的最后，当几十年后再次有一名汉人来到多翁玛共玛草原，听不懂汉话的孩子来到汉人来到洛彭措面前：洛彭措，汉人来了，你听他说什么孩子大声说，又回头给他做了个讲话的手势你好，我想在这里住几天，这里非常美洛彭措看着他，一脸茫然他说什么？孩子问洛彭措摇着头用藏语对孩子说，你都听不懂我怎么听得懂在孩子的眼中，洛彭措仍是汉人的身份，因此当遇到陌生的汉人说着听不懂的汉话，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汉人带到洛彭措的面前而洛彭措却“摇着头用藏语对孩子说，你都听不懂我怎么听得懂这说明，这时候的洛彭措已经把自己归属于藏人这个身份了洛彭措在草原生活了几十年，对于他的内心来说，早已完成了从汉人到藏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然而在他者的眼中，洛彭措依然是汉人的身份这一系列的转变、冲突背后，是作者对康巴藏族这一汉藏边缘人身份、冲突的多元身份的形象勾勒2010年以后崛起的康巴藏族作家群对身份的认同发生了巨大的突破，作者在小说作品中对多元身份冲突的寻求，为我们展示了更复杂、深入的当代文化、人生问题以及深刻的关于文明冲突的思考在《晚饭》这部作品中，尹向东借宋瑜之口，表达了从上海归来的康定人的烦恼：在上海待着，老想康定，上海有一条路叫康定路，想康定想得厉害，就去那条路上转，虽然那条路除了名字是康定路外，和康定一点儿不沾边，但有时间我就去那条路。

现在回到康定，我发现一切都变了，这个康定和上海的康定路没啥两样，这个康定不是我过去的康定，这个康定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的喜怒哀乐在上海的时候，走康定路成为她确认、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而回到康定，她却发现，自己多年来建构的康定人这一身份认同的自欺性和虚幻性，现在康定已经不再是她想象中、记忆中的那个康定，成为一个没有她的童年、成长和喜怒哀乐的地方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宋瑜最终选择了死亡来结束多元身份认同的冲突和焦虑不同于黄洁认为这体现了作者较强的悲剧意识，笔者觉得这是作者对现代性、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文明冲突的看法，是作者对于康巴多元身份的一种表达无独有偶，达真也選取了上海和草原文明的冲突为切入点，创作了小说《落日时分》，出版者将其立意归结为揭示“边地人”的情感与内心，一个牧民女儿的初恋展现多元文化碰撞出的人性火花作品中充满了对现代文明、物质至上的世界的失望，与之相对的则是康巴草原的牧民姑娘那颗纯洁无瑕的赤子之心苏峰因为侵犯了16岁的小拉姆而害怕地逃回上海：半年来他用伦理、道德、计谋所编织的网络——用不负责任的态度逃避责任、逃避现实……这一切自以为是的图谋不轨，在同妻子雯雯和小拉姆的通话里消解了。

被泪水模糊的双眼里，自己编织的网的那些节点一个个地断裂了，化为了乌有，乌有中，他看见自己灵魂里最为肮脏的那部分被一个宽容和善良的普通藏族人家净化了达真在作品中勾勒了一个宽容善良的藏族身份的镜像，与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家借主人公的口说道：“美丽、善良、干净、美好，就是这个污浊世界的牺牲品我们可以相信，但我们却无法承受和保持直至作品的结尾，主人公依然在“逃离”和“爱上小拉姆”之间徘徊，难以做出抉择幸运的是，这样一种文明冲突的模式，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多元身份认同的融合，笔者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的论述二、多元身份的融合如果说康巴藏族作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面对身份上的双重或是多重认同还有些手足无措，面对多元身份认同问题更纠结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知如何应对那么随着康巴作家群的整体崛起，在其小说作品中却日益显现多元文化的交融，对多元身份的自信康巴作家群创作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就是作品的复调结构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作家本身混血背景所导致的结果而笔者认为，血缘的融合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长期多元文化交流影响下产生的多元身份认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新旧文化视域不断相遇或融合可加深、拓宽我们的思考视野。

不同文化的相遇会丰富彼此对事物的理解，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不可预期的创意和惊喜早在清朝末年，四川甘孜地区就已经办起了学堂，国民党时期又办了小学和师范，作为茶马古道的枢纽，康巴地区虽然是藏族聚居地区，但是长期有很多汉商、回族，甚至传教士定居，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为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群奠定了深厚的多元文化积淀早在2003年，亮炯·朗萨参与“川藏茶马古道课题组”，完成历史札记《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在这部作品中，亮炯·朗萨所展现的康巴地区，不再是蛮荒愚昧的边缘之地作者非常自豪地向我们展现了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商业繁华的康定、独特的经纪行业锅庄等等诸种康巴藏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其中多元文化的融合、汉藏之间互相学习影响的景象，充满了文化的自信而泽仁达娃在《雪山的话语》后记中提到自己的创作心路：把藏族文学放在西方文学和汉语文学里进行审美和创作，我用融入生命和文字，让笔尖流淌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是历史深处的康巴、现实中的康巴和心理的康巴合为一体，并捕捉个体生命灵魂里的声音，揭示他们生命中的音符正是这样一种融合汉藏、西方多元文化的尝试使得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康巴，因而被王菱誉为是一曲多声部的审美交响曲，它审视并回答了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张扬、再造与重生。

阿来在《〈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一文中，评价《康巴》是一部藏人用多元的视角深度呈现康巴“秘史”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云登格龙、郑元龙、尔金甲这三位不同等级、宗教背景的主人公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康区多元共生、互相融合的全景式历史景观图作者借云登土司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康定这座城市的看法：传说中康定是诸葛出征时一箭成名之地，又是格萨尔王烧茶的地方，名副其实的交汇地如今这里又集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庙坛，康定的包容性就如成都的一道名叫杂烩的菜 ……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康定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是诸葛出征时一箭成名之地？或是格萨尔王烧茶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待史学家去评说，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康定人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中的社会记忆的关键词，正是作者所说的“包容性”作家笔下一次次提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镜像，正是作者多元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建构过程在行文过程中，除了一再用到“大杂烩”这个文化符号来形象描绘康区的文化融合，作者还多次用到“奇观”一词来凸显康区与众不同的地方性特色，比如马正康是混血儿，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这在郑云龙的眼里是奇观;而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在康区也是一大奇观，“这种教派同时并存的局面与卫藏地区元代萨迦派掌权，明代时候噶举派吃香，现在的格鲁派红火的单一局面有显著的差异 ”。

正是这种种与众不同之处，铸造了作者笔下独特的康巴视角，而作者笔下人物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更使其不同于以往仅仅强调地方风土人情的乡土小说，而上升到对人类文化交流、多元身份融合等问题的关注点上不同的文明不再是彼此冲突的对立面，也不再是文化中心主义所认为的野蠻与文明、落后与进步、被救赎与救赎的关系，最终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多元并存的状态：王正西（王约翰）感慨从陕西步入西南，最初大汉族情结极强的他，在康定这个杂居之地留居多年后，这种大汉族情绪几乎消失殆尽，他说不清自己是被藏化了还是洋化了这样一种多元身份融合的状态，在尹向东的小说《风马》中也以“名字”、“习俗”等关键词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面对文化的冲突，康巴藏族作家不再显得不知所措，反而凭借融汇汉藏文化多元身份而显现出独特的魅力作品的开头就出现了街头流浪的孩子为初来乍到的兄弟俩取汉名的情节：“汉名得有名有姓，你们姓什么呢？”我们茫然地看着他，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对了，你们两人名字里都有个仁字，用这个当姓于是，刚从草原流落到康定的兄弟俩，便被稀里糊涂地赋予了“仁泽民”、“仁立民”这两个汉文的名字一般来讲，给人取名，你的名字只能在特定语言的有限词汇里加以配置，而且根据文化惯例，名字的选择更是慎重的行为。

然而，这一切的约定俗成却在作家笔下通过上面的小插曲而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名字的得来，不再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身份，却是如此的随意和漫不经心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得来的名字，却伴随着这两兄弟在康定数十年的生活，就算离开康定，回到草原，遇到藏族的朋友，他们依然是用的是自己的汉名名字，作者如此解释道：当初你没给他讲自己的藏名，你说你叫仁泽民，讲这个名字时，你脑袋里犹豫了一小会儿，从康定来到和贡嘎岭，虽然不是回夺翁玛贡玛，那种亲切和喜悦一点不亚于回到家里的感觉，你本顺口想说自己叫仁青翁甲，话都到了嗓子眼，你忽然止住了，那感觉有点奇怪，好像那会儿说出自己的本名，就在康定白白度过了这许多年正是通过对汉文姓名的认同，康巴藏族作家在作品中实现了多元身份的构建而这一构建的过程中，也有身份的错置和交融比如，仁立民喜欢上了卓嘎卓嘎的皮肤非常白皙，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藏族，他们俩讨论起互相的名字和身份：卓嘎，你究竟是藏族還是汉族？用了藏名，都没取个汉名，你怎么一点都不像藏族？你叫仁立民，怎么一点都没汉族的味道？将藏族的姓名等同于藏族的身份，汉族的姓名等同于汉族的身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