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塑造.docx

    1980年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塑造    陈林新世纪以来，“重返80年代”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热点，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或“思潮”，“重返80年代”的浪潮似乎早已回落，但关于1980年代的讨论和研究仍在持续有力地进行新近刘复生主编的《“8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出版，是对“重返”的一次梳理、集结无疑，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讨论1980年代文学还是一项远未完成而有意义的工作重返”的路径、方法、立场、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是有差异的，差异背后也有大致相近的倾向这种一致性尚未得到准确概括，有论者注意到“重返”的“新左翼”立场，这显然只是从一个角度说出了部分事实如果说“重返”存在某个共同的立场，那么或许只能大而化之地说它站在一个反思批判的立场我们可以将这种反思化约为现代性反思的范畴在此意义上，“重返”的时间应回溯到1990年代我们由此确认反思的两个基本对象：一是针对198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叙事所造成的遮蔽、盲视、简化;二是针对现代化叙事自身建构中的虚幻成分及其后果换言之，在“重返”的知识清理和观念批判中，凸显了1980年代社会意识所遮蔽的无意识部分，以及它自身的虚幻部分。

而就“重返”的不同侧重点来看，我认为有三种路径值得注意，即“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作为精神史的八十年代”和“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的运用，将1980年代重新历史化、问题化，无意识语境得到强化;精神现象学的路径侧重个体与语境在否定辩证法中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而语境的前后关联则将问题置于时间的辩证法中考察基于上述研究状况，本文试图在社会历史语境与时间的辩证法中讨论自我实现的历程及其相关问题，尤其关注拓扑学时间中以预期方式先行到来的未来时间对主体建构的意义及其问题一王若水曾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怪影在中国知识界徘徊——人道主义的怪影a戴厚英在她的“人道主义的宣言书”《人啊，人！》的后记中说：“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b写下这些文字时，戴厚英回想起自己曾在讲台上批判她的老师，以真理的名义攻击老师所宣扬的人道主义。

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被排斥，“不仅因为人道主义植根于人本主义，而且因为人道主义是冲淡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催眠剂和腐蚀剂”c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置于革命的对立面——既然人道主义不革命，革命也就不能讲人道主义因此，知识分子被扣上臭老九、牛鬼蛇神的帽子人被异化了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戴厚英追悔过往，呼唤生活中的自我和创作中的自我这里的自我是一个“大写的人”如徐复观所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d新时期知识分子所确立的“大写的人”，我认为主要持载了三种文化精神，即启蒙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这三者交叉互补，共同营建了关于“大写的人”的文化想象这里且结合相关作品做具体分析1976年，穆旦完成一首题为《“我”的形成》的诗作，描述了我与世界异化关系的形成这首诗的末节出现了一位异化的疯女形象，她被置于一个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之下审视我思”作为确证自我的依据，当一切事物都变得虚假时，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e“我思”主体的确立，使人从迷信状态中走出，而这是启蒙的题中之义f它奠定了新时期的人格基础，为改革铺平道路1978年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在建立这样一个主体。

追求真理是一种个体化行为，它在个体自主的前提下，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现存规范但这一主体同时作为一种道德态度，如丹尼尔·沙拉汉所说：“它并不只是把自己建立在个人的自利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它所断言的在个人、他或者她的唯一性以及世界的道德结构之间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一基础上g彼时关于人道主義问题的讨论侧重了这种道德态度也就是说，新时期初期建立起的是一个关乎真理、道德的自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而言，则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我这一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借用鲍曼的说法属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权威建立在程序性规则上，“这些程序性规则保障了真理的获得，保障了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形成和艺术趣味的适当的选择”h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对普遍有效的规则进行阐释并确保对它们的正确运用，因此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此时，官方也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i，而且强调，他们“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分……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走在前面的先进分子”j由是，知识分子重建了在启蒙时代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新时期的“大写的人”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宗璞的《我是谁》、郑义的《枫》等作品，都塑造了启蒙主义知识分子。

大写的人”既分享了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又以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和效果重建过去的革命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印记许子东在研究文革小说时发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家两种身份的“重叠”：“‘历史反省模式的文革叙述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杂关系恰恰体现在‘知识分子——干部这两个概念的吊诡重叠上，准确地说是虚拟的干部心态与被剥夺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某种重合k这类作品通常可以还原为一种共同的叙述模式：知识分子——干部无辜蒙受迫害，被驱逐到底层民间，接受劳动和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久经磨难，但并未动摇他们的信念，相反，苦难的洗礼使他们得到净化和升华，更坚定了信仰如易晖所说：“对于知识分子，苦难不仅是一种现实处境，也是他们自我反思、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精神炼狱、必由之路l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身份的某种重合，重新建构、塑造了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这是新时期文革叙事中的常见模式，如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绿化树》、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陈平原后来反思道：“人文学者往往抱怨政治权威的压迫，其实正是这种‘压迫成就了人文学者的名声，也虚构了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似乎真的是在‘经天纬地m这是从另外的角度理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中国士大夫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以道自任”的文化精神按余英时的说法：“‘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n持道而行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个人的工作岗位、经济地位、阶级属性、社会身份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成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随着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崩解，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但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仍在延续新时期“大写的人”的精神旨趣有与之一脉相传的部分在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中，有一段记录陆文婷夫妇生活的文字：“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这就够了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这一天就过得非常充实这是士大夫安贫乐道的精神人格的写照钱穆在谈论中国知识分子时说道：“至于特殊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此下标准知识分子一特色o这一传统的知识分子特色，加之启蒙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这里的自我虽然是个体化的，具有超越的维度，但并没有无视它的社会的集体的维度。

恰如在宗璞的小说《我是谁》中，主角韦弥最后时刻的觉醒通过“雁群”的启示完成：“离开这扭曲了的世界！飞起来——飞起来！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飞起的“孤雁”远离黑暗的世界，但她并不是个人主义者——“黑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人，是由集体排组成的，正在慢慢地飞向远方这飘然远去的人字在天空发着异彩韦弥认同的“集体”可以理解为像孟文起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它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这个群体“往往会抑制出身、社会地位、职业，以及财富方面的差别，并且使受过教育的个体在他们所受教育的基础上结合起来”p他们不是政治人、经济人，而是知识人这个群体的塑造是我们今天想象1980年代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因此忽略了它的其他方面二在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反驳的声音之一是针对专制主义，这可以以王蒙为代表我们注意王蒙在人文精神讨论中的相关言论，不难发现他正是以革命历史的创伤经验为依据对提倡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竖起警戒牌这种警惕即便在人文精神的倡导者那儿也并未付诸阙如，比如王晓明出于对法西斯主义和人文热情的关联的警惕而指出：“一个普遍主义的人文原则在实践中却必须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

q王元化对黑格尔的“总念”、卢梭的“公意”概念的反思r，钱理群对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反思等s，无不是以乌托邦空想、独裁制度为语境的思考另一种批判则直指1980年代的现代性自身，张颐武针对人文精神指出：“它以放弃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具体的、世俗的‘现代性目标为代价，悄然地唤起了某种超验的、无法把握的、更具幻想性的‘现代性目标t张颐武的矛头正是指向上文所述“大写的人”与其他许多论者一样，他对1980年代的理解着重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而不是社会欲望、世俗化方面但如王尧所说：“90年代以后的‘世俗化过程是80年代现代化想象展开后的必然u世俗化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关于1980年代的叙述往往遮蔽了社会欲望和世俗化的一面，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不是市场经济塑造出这种经济人的自我，而是与以往所想象的顺序相反，这种经济人的自我先于市场经济大规模的展开而出现，成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人格——心理基础”v黄平将这种“经济人的自我”的形成追溯到19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和“高加林难题”在侧重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人格以及启蒙现代性的理想主义的一面时，1980年代的另一面有迹可循姑且不说黄平谈到的“潘晓讨论”“高加林难题”，即便在《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夫妇对他们的理想也不无矛盾，他们被压抑的欲望蠢蠢欲动。

当“臭老九变穷老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意味着由政治人、知识人向经济人转变的契机出现从医院回家穿过繁华的商业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向陆文婷招手，“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她不得不感慨：“啊！生活，你是多么艰难！”在此，陆文婷们已经回到具体的世俗的现代性目标，并开始用冷静的眼光审视他们的生活和欲望，而不仅仅是追求“某种超验的、无法把握的、更具幻想性的‘现代性目标”我接下来将重点以张贤亮和王蒙的小说来说明问题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落难书生章永璘面临饥饿、贫穷、孤独的煎熬，无尽的磨难使知识分子的锋芒逐渐钝化，如何存活成为最严峻的人生课题为求生的本能所驱使，他不得不谄媚、讨好、耍小聪明但本能欲望被净化、升华了，车把式的歌声、马缨花的温情、大自然的“默默无言教诲我们净化自己”，尤其是藏在枕头下的《资本论》，讓他重新回到熟悉的精神生活，使他“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显然，无论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还是《资本论》的伟大昭示都残留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旨趣与《绿化树》形成鲜明对比，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借“哑巴”这一人物直接明了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欲望：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

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