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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张二棍诗歌中诗意空间的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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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究张二棍诗歌中诗意空间的构建张二棍,山西作家、诗人,居大同市2010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获得《诗歌周刊》2013年度诗人称号;2015年获得《诗刊》社“陈子昂诗歌奖”,并参加第31届“青春诗会”,2016年获第十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为2017到2018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出版诗集《旷野》《入林记》张二棍诗歌以口语入诗,又不乏含蓄、蕴藉,其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关怀意识,又尝试对生命与存在作形而上的反思与超越扎根生活、扎根大地的写作向度,让他的作品诚实、厚重、鲜活;尝试超越与救赎的价值指向又让他的作品有了超拔、悲悯的宗教情怀张二棍诗歌的内在思想价值,一方面与诗人对现实生活观察、思考的深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诗人诗意传达的方式、技巧,也即张二棍诗歌诗意空间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关联本文认为,张二棍诗歌诗意空间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抒情与叙事的共融张二棍诗歌以口语入诗,把现实生活意象与真实情境带入诗歌,诗风质朴、晓畅,易于接受口语诗常以叙述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法,通过对现实真实生活细节的如实描摹,建立诗意场域,相较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借助隐喻、象征等复杂修辞手段,讲求语言含混、歧义,力求“宏大叙事”的诗歌类型,口语诗更易通过带有生活温度的日常口语和真实生活细节为读者建立叙事情境的在场感,诗歌的意旨较易为读者所心领神会。

      张二棍的诗歌虽然主要以口语作为语言资源,但并不为诗歌注水变口语诗为“口水”诗,更不借用口语宣泄快感,制造口语暴力,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沉郁风格,用叙事搭建诗意空间框架,把情感内隐在叙述语句之中,实现自己诗歌意旨的传达如《哭丧人说》1:我曾问过他,是否只需要一具冷冰的尸体,就能滚出热泪?不,他微笑着说不需要那么真实一个优秀的哭丧人,要有训练有素的痛苦,哪怕面对空荡荡的棺木也可以凭空抓出一位死者还可以,用抑扬顿挫的哭声还原莫须有的悲欢就像某个人真的死了就像某个人真的活过他接着又说,好的哭丧人就是,把自己无数次放倒在棺木中好的哭丧人,就是一次次跪下,用膝盖磨平生死我哭过那么多死者,每一场都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练习每一个死者,都想象成你我,被寄走的替身诗歌截取了“我”与“哭丧人”对话的生活细节,借用哭丧人之口,道出了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全诗有着这样的叙述脉络:我问哭丧人———哭丧人微笑着说———他接着说……诗歌的审美意蕴就在“哭丧人”回答的言语之中这首诗是一场关于是否需要真实死亡在场才能哭出声的对话,有人物、情境包括细节(如:他微笑着说,他接着说)没有高深的对于生与死关系的探讨,全凭着“哭丧人”很好的职业操守,中西文化史上形而上的生死思考,落实到了“每一个死者/都想象成/你我,被寄走的/替身”的回答之上。

      全诗凭借叙述搭建,看似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则诗人对于生命的大热爱、对于生与死宗教意味的观照与悲悯之情溢出诗句这首诗渗透在叙述中的情感抒发主要是通过对诗句本身加工实行的:一是体现为对诗句中的名词、动词进行的修饰:如“他微笑着说”,对动词“说”以“微笑着”做修饰,表达了诗人对于“哭丧者”超越态度的情感认同;“训练有素”的“痛苦”“凭空抓出一位死者”“莫须有的悲欢”等悖论性表述也强化了诗人冷静看待死亡的情感态度;二是“可以”“还可以”“就像”等重复性语言的使用反复本身即为一种情感抒发的修辞手段,现实生活中,出于叙述的准确、及时,叙述者很少运用反复的形式迂缓地传达信息而在诗歌中,这种修辞的使用,一方面使得诗句带有一定的韵律性,同时又起到了渲染情感的目的总之,这首诗中,作者选择运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方式,大面积地进行语言的悖论性组接,来刻意降低自己情感在诗句中的显露,又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不经意地通过对名词、动词等中心词细节性地修饰,佐以迂缓的陈述方式来达到渲染情感的目的,而诗歌本身的断句、分行形式———在句与句、行与行中断的空白中留下情感的意味,这些要素形成一股合力,使得诗人在作品内刻意压制的情感通过文本形式、诗意旨趣在读者那里变成反作用力而得到释放。

      这也正是张二棍诗歌情感抒发的秘密:用客观叙述、零度抒情的姿态在作品内压制自己的情感,又运用诗学技巧在内容与形式上形成情感触发点;在审美效果上,将自己在叙述中压制的情感以反作用力的方式,来造成作品在读者身上的情感与审美的冲击正如诗评人所指出:“对理论界来说,诗人如何在‘及物’的统摄下进行抒情,抑或是以跨文体方式达到个人化写作之境界,就成为解读写作者经验状态的一种日常策略[1]127张二棍的诗歌无疑是“及物”的,他的诗歌关注与自己同一生活场域的乡民:哭丧人(《哭丧人说》)、守墓人(《守陵人》)、石匠(《石匠》)、木匠(《木匠书》)、留守老人(《比如,安详》《老大娘》)等;也关注生活在城乡边际的边缘人:疯子(《疯子》)、流浪汉(《流浪汉》),洗头妹、民工(《原谅》)、小偷、妓女(《小城》)他书写下他们生的苦难与抗争,也书写了他们死的平寂与顺从,在这些书写中,诗人多是第三人称外聚集视角,以反讽作为主要修辞手段,然而作品读来却总带有一丝煦暖的内含光,这内含光正是来自于作家对于人性的观照、对于生命的同情与悲悯,这种情感的抑与张,使得张二棍诗歌具有了很强的审美张力,在诗歌中正是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共融来完成的。

      张二棍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类是抒情为主导,抒情、叙述共进,这里的叙述不是对他人、他事的叙述,而是对自我存在样貌的陈述,依然是叙述搭建框架,但是在这个框架内,情感不是收抑的样貌存在,而是呈弥散状的如《旷野》:五月的旷野草木绿到无所顾忌飞鸟们在虚无处放纵着翅膀而我一个怀揣口琴的异乡人背着身立在野花迷乱的山坳暗暗的捂住,那一排焦急的琴孔哦,一群告密者的嘴巴我害怕一丝丝风漏过环扣的指间我害怕,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都会惊起一只灰兔的耳朵我甚至害怕,当它无助的回过头来却发现,我也有一双红红的,值得怜悯的眼睛是啊假如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相拥而泣的亲人本首诗的抒情意味是非常明显的,但它也是在一个叙述框架中产生的:“我”携带口琴身置旷野,面对旷野中的万物,内心的情感流变这首诗,首先用起兴的方式,点出情境性场景———五月的旷野在这里多种意象出现,“五月”“旷野”“草木”“飞鸟”“风”等,它们既是现实旷野中日常物象的直接入诗,也因为在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而带有了古典意象的抒情意味,在这里,这些意象不发挥隐喻功能,只是发挥它场景构建的功能以及情绪渲染功能我”在这样的万物按照各自样貌生存的情境中出现,因为携带“口琴”———能够发声可能会搅扰到此种万物相安情境,而焦虑和“害怕”,诗中“口琴”成为推动叙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我种种的害怕使得诗歌进入叙述最后的高潮,而最终完成诗歌意旨的传达———面对生命原始力量的汹涌,人自我存在的脆弱与迷茫。

      整首诗抒情与叙事共融,抒情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也构建出一个敏感、忧郁的叙述者的形象有研究者指出“整个诗学传统运用表示空间、时间和人的指示词,目的就是为了迫使读者去架构一个耽于冥想中的诗人”[2]121,张二棍作为地质工人,常年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山野,架空了社会人事的诸多纷扰,面对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原力,诗人更能从生命存在本身来反观自我,反观存在,这使得张二棍这类书写自我类的诗歌具有了生命哲思的意味,但这种哲思并没有象征主义式的玄幻、晦涩,因为诗人“自我”构建过程中,对于现实真实情境的线性叙述呈示,打开一个读者可以融入的空间,读者更易在“共景”基础上进入“共情”,这种情感因为对于诗人诗歌中自我形象“我”的认同,而愈加深刻、持久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空山不见人》《独坐书》《入林记》等评论家魏天无这样评价张二棍的诗:“晋人张二棍的诗是朴素的诗,亦是感人的诗;朴素与感人,几乎是好诗的双核,却在当下诗歌中变得越来越稀有[3]张二棍诗歌之所以是朴素的,缘于他的口语入诗,诗歌语言本身不承担非直接言说之外的其他隐喻、象征、自我修饰等功能,因而表现出干净、有力、精准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是感人的,是因为他在直接呈示现实生活的叙述之中始终有着对生命进行观照的悲悯情感的融入。

      2、“刺点”的巧妙设置“刺点”是赵毅衡对出现在罗兰·巴特《明室》中的一对术语:Studium/Punctum中的“Punctum”做的中文翻译《明室》讨论的是摄影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赵毅衡将Studium翻译为“展面”,Punctum翻译为“刺点”,并在《刺点:当代诗歌与符号双轴关系》一文中指出:“在艺术中,任何体裁、任何中介的‘正常化’,都足以使接受者感到厌倦,无法感到欣赏的愉悦,无法给与超越的解读文本就成了‘匀质化汤料’,成为背景此时巧妙地突破常规,可能带来意外的惊喜这就是刺点与展面的关系[4]依据以上信息及对《明室》的阅读可知,“匀质化汤料”实则就是常规的、不能带给观者审美新鲜感的“Studium”即“展面”,而“Punctum”就是在“匀质化展面”上有所突破带给观者“被刺痛”感的“刺点”刺点是各种艺术保持新鲜和审美的关键,并不时地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化观念,通过出其不意的陈述,衍生为阅读的另一种出奇不意和接受的可能[5]董迎春在《刺点写作的“聪明主义”反思与探索》(《百家评论》2016第5期)及《当代诗歌“刺点”及“刺点诗”的价值及可能》(《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等文章中分析了“刺点”理论在诗歌创作与研究中的可能性,他指出“‘刺点’的合理运用,成为以口语写作为代表的当代诗歌书写最为重要的语言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带有深刻的时代反思与语境置换的文化刺点的积极书写”[6]321,高度肯定了口语诗中“刺点”的运用及其价值。

      依据“刺点”理论反观张二棍的诗歌创作,其作品总能够带给读者阅读的“痛感”与领悟的原因,恰恰在于“刺点”在其诗歌创作中的自觉运用张二棍诗歌的“刺点”一般多设置在诗歌末尾如《太阳落山了》:无山可落时/就落水,落地平线/落棚户区,落垃圾堆/我还见过它静静落在/火葬场的烟囱后面/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诗句最后的“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即为本诗的“刺点”,诗句前文皆是匀质的叙述,即所谓的“展面”,并未给人以叙述的断裂感接下来的“落日真谦逊啊”稍显突兀,叙述裂痕开始出现,引起读者惊异之感,而后的“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反讽的口吻,自然顺势的解释,使得读者在心领神会中达到对诗歌现实批判立场的了悟,豁然开朗,又拍案叫绝,凭此“刺点”,人类文化观念的偏见与太阳的谦逊形成对照,诗人对人类文化的偏执、虚伪及社会现实的不公进行了一场看似漫不经心的批判诗人巧设“刺点”,以微见著,对现实作出智性思考,这大大开掘了作品的诗意空间类似“刺点”的安排,在《众生旅馆》《此时》《恩光》等作品亦有所体现张二棍还有一些作品的“刺点”多次出现在诗句中,使得诗歌的结构跌宕,阅读过程中伴随着审美质疑与释疑的紧张与惊喜。

      如《矿工的葬礼》,开篇是“匀质”的叙述:“早就该死了/可是撑到现在,才死/腿早就被砸断了/可轮椅又让他,在尘世上/奔波了无数寒暑/老婆早嫁了,孩子在远方/已长成监狱里的愣头青……”依照这样的叙述逻辑,下文应该继续是关于矿工生活的苦难叙述,然而下文中:“只有老母亲,一直陪着/仿佛上帝派来的天使/她越活,越年轻”,突破了前文关于矿工生活顺势的苦难想象,使得诗歌有了一种突兀、明亮却又显苦涩的审美韵味叙述在此处出现裂痕,特别是“她越活,越年轻”的表述,无疑突破了诗歌前文“匀质化展面”的单调,将一位年过半百的母亲的辛劳以一种轻盈的态度道出,悖谬却又合乎情理,很明显此句应为诗歌的一处“刺点”紧接下文:“在他三十岁时,洗衣服/在他四十岁时,给他喂饭/去年,还抱着哭泣的他/轻声安慰赔偿款早就花完了/可他新添的肺病,眼疾/还得治一下……”此部分内容又再次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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