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朗读者》的女性话语权力意识.docx

    论《朗读者》的女性话语权力意识    [Reference] 话语与权力总是胶着在一起，互为耦合、互为支撑，而女性话语也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权力意识通过对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中女性对话、内心独白等的分析，笔者认为女性话语权力意识在“个人生活”中具有实在性汉娜和女作家所活动的社会场景，是她在个人生活中的话语权力意识的来源，在这个她们所依托的社会环境中，其先前话语所体现的权力意识又具有虚妄性[Keys] 《朗读者》；女性话语；权力意识；实在性；虚妄性作为一种“权力”的女性话语既是女性权利和素质的显性表达，又是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能效机制，构成女性解放事业的“权力”视野作为性别样式存在的女性话语，是女性对自身、对自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对自身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自身角色定位等意识的反映性表达1】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所构建的社会生活图景，即传统男性主体角色（米夏）的儿童性软弱与退缩，无传统婚姻契约关系的约束，而女性角色（汉娜和女作家）较强的独立自主、言论自由等，突出了女性的自由主体地位，为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呈现提供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场景然而，社会大背景的严酷，如社会舆论的恐惧、司法制度的虚伪等又凸显了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虚妄性。

从生产机制和形式来看，可以认为话语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表达个人思想感情或实现个人意图的口语或文本，因此，它可以是独白、对话，也可以是众人的交谈，还可以是诗歌、小说、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等2】本文对《朗读者》中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研究限于对文本中女性的对话、内心独白、行动等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意识的研究一、女性话语权力意识在“个人生活”中的实在性福柯强调：“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3]“说什么”( what is say)、“怎么说”(the way it develops)、“以什么身份说”(the status it en-joys)，即话语的内容、形式和主体都内蕴着某种权力关系而种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形成意识形态‘31权力与话语总是这样胶着在一起，互为耦合、互为支撑《朗读者》中汉娜和女作家等女性在个人生活中有着自己的权力意识[来自Www.lW]，如汉娜，在纳粹时代是女看守，有着自己独立的个人生活，能让女囚徒给她朗读，能决定女囚徒的生死，特别是在空袭事件中，她按照上级的旨意，独立自主地处理了着火事件，完成了女看守的职责，可是，也断送了2000女囚徒的性命。

同时她拥有自己选择这样的权力，从西门子公司自主地进入纳粹集中营，从事女看守工作新政府时代，她自主地选择了列车工作，做了验票员，拥有了检验乘客车票的权力，在个人性生活方面，她很自由，能和比自己小20岁的男孩子恋爱并同居这种爱情包含了她的另外一种渴望——会朗读她无意中听到米夏会朗读，而对这个足以做她的儿子的男孩子产生了爱情，并一生都爱着他在法庭上，当法官问及当年着火事件时，问她为什么不开门的时候，她反问法官：如果是你，那能怎样呢？她在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女作家拥有著作权，并因为她的著作对着火事件的描写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安，新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对[来自wWw.lW5u.CoM]当年的纳粹分子进行调查，并最后找到这6个犯罪嫌疑人她的小说就是她的话语，她对纳粹暴行的揭示就是一种权力意识汉娜和小说家的斗争就是一种话语的斗争纳粹时代，汉娜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把着火事件说得合情合理新政府时代，汉娜在法庭上丧失话语权，合情合理的事情成为她犯罪的证据，小说成为物证，被害人成为人证当年的被害人拿小说作为话语的方式，对汉娜的话语权进行斗争，并彻底击败汉娜而当年汉娜的同僚却利用男性话语权，为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汉娜，这是他们的伪话语权。

二、女性话语权力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虚妄性大环境中的虚妄性虚妄的实质在于男性意识中心下的男性话语强权虚妄是一种存在( being)状态，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虚妄是存在本身的虚妄，并不关涉某（潜在）主体对客体真实与非真实关系的价值判断做这种界定旨在排除“他性”的干扰，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体认2】《朗读者》中女性代表汉娜是一个女性权力意识的代表，她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有着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现实大环境是一个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世界，女权话语只是一个虚妄的存在在纳粹时代，汉娜作为纳粹的看守，她按照纳粹政权的要求，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纳粹话语意识下工作，并按照纳粹意志办事，特别是按照纳粹的看守标准来处理着火事件事情之后，集体写了报告讲叙此事，就算是尽了一个纳粹看守的职责然而，这个在纳粹话语权下的女看守的所作所为就成为以后犯罪的证据旧的话语权下，她被支配完成使命新的话语权下，美国小说家的一部揭露当年纳粹暴行的纪实性小说的发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新政府运用自己的话语权，用法律的手段对汉娜等六名当年的女看守予以“公开”的审判，审判只是话语权下的一个过程，真实是男权话语对纳粹时代“罪人”的一个犯罪论断。

话语就是权力，拥有话语就是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汉娜等只能接受，法庭就是一个权力下的机构这些法官利用“牧师的权力”给这些纳粹罪犯予以公正的宣判，由于汉娜在审判过程中误用了“自由”，对新的话语权力的压抑采取了“自我技术”，以图求得主流话语权力下的个体话语权“自由”【3】这个在福柯那里的理想个体话语状态，在现实的话语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理想她失败了，新时代话语权把汉娜作为话语权力的反面，作为纳粹分子的代表和典型，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与汉娜在法庭上代表的是新旧两种话语权的冲突，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美国女作家，在民主的国度，在家庭和自己生活范围内有一定的话语权，作品就是她话语权的应用方式，并因为小说所揭示的“历史真相”而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由此，她将当年的六名女看守推向审判台，并直接指证当年的当事人她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是透过现象，此时德国主流话语权并非是女作家的一篇小说，换言之，他们不是凶为尊重女作家的权力而审判犯人，而是自身的需要，是通过话语来确定自己权威的需要为了平息国内外的舆论的压力，他们运用自己的话语权，通过法庭，对当年的纳粹分子实施了公正而严肃的审判，并把审判的结果公布于众，以示公平合理。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主流话语权意识的意图是在向民众宣布，自己才具备这个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对罪犯的审判和处罚的权力女作家的权力只是个虚幻的影子，时代主流话语权的影子到最后汉娜自杀，米夏把汉娜给她留下的钱和罐子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女作家似乎有所醒悟，“想求得我对她的宽恕吗？”这两个女人在虚妄的话语权下的较量，至此已经告一段落，女作家始终没有理解到汉娜自杀的原因，并较为肤浅地认为，那仅仅是赎罪说到底，女作家只是德国在话语权意识得以展现的一个工具而已，面对米夏的离去，站在窗台上的她似乎有所醒悟再说说汉娜当年的女看守同事们，她们和汉娜一样都是历史的罪人，同样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她们所受到的处罚远远低于汉娜，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她们利用了汉娜的个性弱点吗？从表面看，她们确实利用了汉娜的弱点从深层次看，她们是顺从了主流话语权，她们意识到主流话语权企图在她们六个人中抓出一个重点，以平息国内外舆论，她们立刻联合起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汉娜，从法律公正的角度看，用犯人相互指责作为证据本来是不会成立的，但是，汉娜的个人隐私——不会识字为了个人的隐私，汉娜拒绝写字，并屈认了报告是自己写的法庭立刻把她当成主犯处理，以突出重点。

而她们因为主流话语权的需要，处罚比汉娜轻多了，这样的处罚似乎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她们的话语权完全是虚妄的汉娜处在监狱，在良心的忏悔下和米夏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学会了阅读，成为真正的朗读者，过的生活也越来越滋润了她在继续构建自己的话语权意识，男权话语下的虚妄话语权意识最大的梦想就是和米夏一样有文化，能识字，会阅读认为可以完全和米夏完全平等了，可以把多年的感情愿望予以实现了当他们在监狱相遇，连起码的安慰都没得到的她终于明白，自己的话语权在现实社会巾是完全虚妄的真实面前，她毅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杀她的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自杀是必然的三、结语女性话语不仅体现着女性说话的权利、资格和价值取向，更表现了女性说话的渠道、途径和影响力女性话语权意识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张、资格及其白由力量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着对女性言语及其主张所具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又取决于一种话语有效的社会环境、表达机制与主体资质，还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现实状态的把握以及相应主观心态的流露4】总之，女性话语标志着女性对自我精神力量与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从女性话语角度来探讨《朗读者》中女性的权力意识，能揭示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神状态及价值取向。

在《朗读者》所描绘的时代，虽然男权主义的价值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消退着，却依然束缚着女性及整个人类的心灵和行为因此，汉娜的女性话语权意识难以达到完全的、纯粹的、自主的权力境界通过对这些女性人物的话语分析，展示了女性生存和现代历史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Reference][1]周玉敏．《玉米》系列中女性权力意识的虚妄性[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 (01)．[2]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3]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析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6．[4]蒋欣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份／认同”[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 01)．[作者简介]杨文超（1971-），男，湖南邵阳人，文学硕士，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及文艺美学  -全文完-。